第一章 母亲走了
（一）
对于亲人的离去，无论事先的思想准备多么充分，等事到临头的那一天都会发现是那样的不充分！这是母亲葬礼的事后，我最强烈和意外的感慨。
“人每一次呼吸都是对威胁自己的死亡的抵御”，叔本华对人生状态的哲思，可以用作母亲生前状况的白描。对于母亲的离去，我们是早有思想准备的：真不知道她的哪口气上不来？
母亲已经与家族遗传的肺心病争扯了四十多年，已经断断续续与疾病搏斗了近五年。特别近三年来，母亲主要是靠家用呼吸机输送钢瓶氧气来维持正常呼吸的。市场上买不到作为危险品管理的医院专用的钢瓶氧气，只有通过私人关系才能弄到家里来。尤其近半年来，她经常会在疾病加重痛苦难忍的时候哀声：“你们给我点（毒）药，让我赶紧咽了这口气吧！”小妹和保姆只能打趣她：“娘（姨）啊，你不想活，我们还想活呢！”看她病情加重呼吸困难身体一抽一抽地屈成虾状时，我们的心也随着一抽一抽地难受。去年5月回家探亲，每日目睹母病父衰的种种，我的心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甚至是摧残。在返程的飞机上写了一首五言长律《二O一八回乡记》，里面充满了这样的句子：“忍闻病吟呻……母弱鼻加氧，父衰脑错筋……旁观老病苦，亲历聩聋嗔……有心祈母健，无力望双亲……忧愁连夙夜，烦恼伴晨昏……双亲挥泪分……五味剩酸辛”等等。回到深圳，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心情调整修复正常。
最后一次住院，本来前两周维持得挺稳定的。虽然身体严重地衰竭，但还能维持脆弱的平衡，并没有发烧感染等危险情况出现。我本以为母亲可以像去年春节前那样只是让我们虚惊一场，可以熬到明年，甚至更久。可是在1月18日17点多，突然接到小妹哭泣的电话：母亲在昨晚突发高烧之后，现在不行了，已经不认人了，赶紧回来吧。我一下子蒙了，心情慌乱地立即订购了19日最早一个航班的机票。可是，深圳距离内蒙古阿荣旗实在太远了，直至当晚18点前，我才赶到医院。
我伏在母亲的胸前，哭对着她的耳朵反复大喊：“娘，儿子回来看你了！”“娘—，儿子回来看你了！”“娘——，儿子回来看你了！”母亲鼻插氧气、腕输药液、眼睛紧闭、嘴巴半张，只是一口接一口地费力喘息，连眼皮都没有动一下。主治医生说，母亲的昏迷已经由轻度转为重度。两个妹妹说，昨晚喊娘，眼皮还能动，偶尔还口里应一声，但在夜里12点左右突然抬手用力扯下插鼻的输氧管之后，就再也不动了。
昏迷的状态勉强维持了三天。21日9点13分，母亲开始离开我们。她迅速离去的背影，化作监视屏上心跳、血氧、呼吸、血压指标的急速下降。我们只能怀抱着她，哭喊着为她送行。
没有让母亲在临终前见到儿子的最后一面，没有让母亲在临终前听到儿子的最后一声呼唤，成了我永远的遗憾（小妹说母亲应该能听到，只是无力回应，理由是床头监视屏显示的收缩血压指标一直在130以上，我回来后降到了110左右）！虽然这是唯一的遗憾，虽然儿子可以幸运地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虽然儿子可以幸运地在母亲的人生终点最后守护她三天，虽然儿子可以幸运地在母亲停止呼吸时把她抱在自己的怀里，可以最后一次、也许是长大之后唯一一次亲吻她的双唇，然而不再像儿时那样感到温暖，而是感到彻骨的寒凉。
（二）
理性认知的清醒，永远无法抵御感情经历的沉重打击。况且，失去母亲的打击，又是打击中最为沉重的。
母亲走了，一个出版过旧体诗词集的儿子，只能在母亲离世的当晚在微信里写下这样的文字，讲不得起承转合，顾不上含蓄内敛，惟有任笔写下去：
“母亲走了，
由彩色走向黑白，
由立体走向平面，
由运动走向静止，
由实在走向虚无，
由此岸走向彼岸，
由东土走向西天……
母亲走了，
带着我伏胸的哭喊，
带着我顿足的遗憾，
带着我亲吻过的冰冷的双唇，
带着我托捧过的衰老的双脸，
带着我拥抱过的病弱的残躯，
带着我凝望过的枯黄的老眼，
带着我祈祷过的千百遍的祝愿……
母亲走吧，不要留连，
这世界太苦……
母亲走吧，不要留恋，
这世界太痛……
母亲走吧，不要徘徊，
这世界太惨……
母亲走吧，不要回头，
这世界太难，太难，太难……
母亲走好，一路向前，
西天没有病痛……
母亲走好，一路安然，
西天没有衰老……
母亲走好，一路轻闲，
西天有极乐……
母亲走好，一路翩翩，
西天有我佛慈悲……
母亲走好，一路飞飞，
西天有涅槃，涅槃，涅槃……”
当然，这微信发在朋友圈的时候，只选择了6个家人可见。微信朋友圈，主要是我手机摄影作品的展示平台，一般情况下我不在这里表达个人情感。况且，已过天命之年的我深知：一个亲人的离去，对自己和家人是天塌一角，对旁人不过是人来人往的日常。所以，在母亲下葬的当晚，我发了这条微信：“那山不高，那水不深，那土不沃，但那里却有一座紧系我情感的坟茔”，却意外发生了误操作，被公开了出去，心中的烦躁郁闷可想而知。
我明明记得发微信时也像前几条一样只选择了6个家人可见的。连续的医院陪护和后事料理，已经让我连续五个昼夜睡眠不到三小时，不是不想睡而是睡不着。极度的身体疲累和情感打击，让我在点发了微信之后，立刻沉沉睡去。当两个多小时后醒来的时候，打开手机一看，突然发现多了几十条评论提醒。心里暗然一惊，口中暗叫一声：坏了！根本没有看哪个朋友评论过，就匆匆删除了。我不想看哪位朋友表示了哀悼和慰问，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公开。个人内心最深刻的苦楚，我准备留给自己去慢慢咀嚼；而对公众，我想让大家永远看到一张淡泊宁静的笑脸。
（三）
李秀兰，生于1944年7月26日（阳历1944年9月14日），卒于2019年1月21日（阴历2018年12月16日）。
这是母亲在这个世界留下的惟一正确的记载，我曾经这样认为。
最权威的法律证件——身份证的记载是错的，把名字写成了“淑兰”，把生年写成了49，把生日写成了27。这就是一个普通中国百姓的命运：从来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认真地关注过他们的个体！有太多的可能被人记错，却很少有机会得到修正，无论她的子女多么努力都没用。原因很简单：找不到正确的档案记载。身份证记错是因为户口本记错了；户口本记错是因为最近一次换户口本时，那个负责登记的村里会计写错了。那个会计写错，可能是因为听错了，可能是因为想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母亲说错了，因为她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总之，就是错了。原始的户口底档，也在撤乡并镇的过程中，被弄没了。即使存在底档，也难保记载就不会错。除此以外，就没有关于她的任何法律记载，有的就只是子女的记忆，但是法律证件不能根据记忆更正。母亲在这个世界留下的人生痕迹，如同她在大地上走过的脚印，当时就模糊不清，过后更是踪影皆无。
我曾经暗下决心：在母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要用她儿子的笔为她在这个世界留下正确的记载。
二十一日上午，母亲离开了这个世界。
二十二日零时，深夜，隆冬，寒冷，月光朦胧，远天静寂，偶尔传来几声模糊的犬吠。我在殡仪馆守护在母亲的灵床前，望着她遗像上慈祥的微笑，望着遗像前香炉里三根燃烧的灵安香，望着香炉前两根白烛上飘动的火苗，眼噙着热泪，用一根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写着悼念母亲的文字，努力为我最爱的母亲在这个世界留下一份正确的记载。我认为，这是我爱母亲的一种方式，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一种方式。
二十三日零时，我又准时来到殡仪馆为母亲租住的灵堂——“万福堂”。先在灵床前向她三叩首，跪着为她焚烧纸钱，默默地告诉她，儿子又来守护您了。然后，把亲友们都赶去隔壁的休息室，留下自己独自守着母亲的灵床。早上七点一过，母亲就要出殡了。命运留给我与母亲相守的时间只有这么多了。我想静静地守着她，不希望有旁人的干扰。我望着灵床前遗像上母亲慈爱的微笑，望着遗像前香炉里插着的三根燃烧的灵安香，望着香炉前两根白烛上晃动的火苗，眼含着泪，继续用一根手指在手机屏幕上续写悼念母亲的文章。然而，夜不再寂静，因为对门的灵堂来了新的客人。那位新客人（也是一位母亲）的家属亲友们的嘈杂的人语声、混乱的脚步声、时长时短的哭泣声占据了殡仪馆，正如前天母亲刚刚入住的时候。
人生逆旅，熙来攘往；生死两站，各自歌哭。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珍爱与怀恋，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叹息与遗憾。
（四）
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家庭妇女。母亲实在太普通了，以至于自信文字功力绝不一般的儿子，竟然只能用勤劳、善良、真诚、忍让、慈爱等等最一般的共性词语来概括她的个性特征。无论我在记忆的河流中如何努力打捞，获取的故事碎片都不过是在为这些共性的词语提供个性的例证而已。
母亲也是一位伟大的中国劳动妇女。母亲实在太伟大了，虽然她的伟大是作为中国劳动妇女的广大群体的一分子的伟大。她们就像那广袤无边的大地，默默地承载着世人的一切。在大地上匆匆走过的人们，经常眺望的是远方的风景，很少凝视的是脚下的土地。但是，正是因为大地的存在，美丽的风景才有附丽；正是由于大地的滋养，世人才能走向更远的远方。
在大饥饿的1959年，在重灾区的山东，16岁的母亲被22岁的父亲用6斤地瓜叶娶进家。300多户人家的村子，1959年前后死了100多人。1958年上半年没挨饿，1960年下半年来了救济粮，虽然每人每天只有2两，但基本饿不死人了。村里饿死人，都是干部们抬走埋葬，因为只有干部们才有力气抬。这是当时的生产队干部父亲说的。
1964年秋天，母亲抱着8个月的大哥来到内蒙古阿荣旗与前一年躲避政治运动和饥饿威胁的父亲团聚。从此，在东北大兴安岭南麓的嫩江流域黑土地上，生儿育女、整菜弄饭、洗衣做鞋、喂猪养鸡、种菜浇园、播种铲地、收粮储仓……成为母亲一生劳作操持的不同样态。
直到父亲60岁（我为农民父亲定的退休时间，退休工资由我发放）的1998年，母亲才结束了播种铲地、收粮储仓的劳作。
直到被迫搬进城里的2003年，母亲才结束了喂猪养鸡、种菜浇园的劳作。
直到病重的2014年，母亲才结束了整菜弄饭、洗衣拖地的劳作。之前，自己能做的事，母亲绝不让别人来做，总是自己默默做好，从来没有怨言。当她身体尚可的时候，给她请保姆总是失败，因为只要保姆一忙，她就会说，你放下我来。远在万里之外的深圳，只能每年见上母亲一面（之前是我回或她与父去，2014年后只有我回），但每隔七、八天，最多不超过十天就可以和母亲在电话里聊上半个小时多。父亲耳背之前，也会插进来聊几句。有一次忙得半个多月忘了给她打电话，她就慌问小妹我怎么了。我深深地责备了自己的疏忽，从此再没有误过通话的节奏。
直到只能坐在床上吸着氧气的2018年5月，母亲还在不断地责怪自己：我儿子回来了，也不能给他做什么好吃的。反复问我，儿子你想吃什么，让小丽（保姆）给你做。她这是还把她五十多岁的儿子当成小孩儿啊！当时的苦笑，变成了现在的泪水止不住地流。
直到最后一次在家里接我电话的2018年12月31日，母亲还像近一年来每次通电话一样地问：儿子工作忙吗？红英（妻）病好了吗？溟溟（女）不还在教学吗？然后在聊了一会儿之后，这些问题又问了一遍。近一年来，母亲的大脑越来越糊涂，吃过的饭、说过的话几分钟后就想不起来了，打电话也是聊了后句忘前句。但几个子女家里情况却永远记得清楚，每次打电话她都反复问我这几个问题。我曾经感伤：母亲已经糊涂到不能和我正常聊天了。但对比今天喊娘的无人应答，那种反反复复的毫无意义的对话是多么地让人留恋啊！
直到2019年1月21日9点13分开始，母亲终于可以和一切的操持彻底告别了。
世上有从不吵架的夫妻吗？有的，起码大于等于一。这个“一”，就是我的父母。
整整六十年的夫妻，没有吵过一次架，没有动过一个指头。结婚越久，就越惊奇这样的奇迹是如何创造出来的。挖掘记忆的深处，经常发现这样的场景：每当她们意见不一致争论到空气中满是火星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先笑或转身离开。顿时，火灾警报解除，一切恢复正常。这个先笑或离开的人，我的记忆中只有母亲。她们的顶级冲突发生的表现是：父亲躺到炕上去蒙头大睡。母亲每顿按时做好饭，端到炕边叫他起来吃。最久时，父亲可以一直不起、昼夜连睡三天。当看到父亲起来干活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冲突已经解决了，又是母亲妥协了。然而到了母亲晚年不能动的时候，一辈子家里家外说了算的父亲却每天乐呵呵地听从母亲的指挥。这样和谐的婚姻关系经常让我怀疑恋爱的必要。我知道，她们未经恋爱的婚姻并不缺少爱情，六十年始终如一的谦让和体谅就是最重要的表现之一。
世上有从不抱怨生活的妻子吗？有的，我的母亲就是。
在改革开放前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父亲劳动一年挣来的工分，仅能换来糊口的粮食，有时年终核算还要倒欠生产队的粮款。母亲从不抱怨生活的极度匮乏，除了养猪喂鸡增加一点家庭收入外，每年都用碎布一层层糊成袼褙，用麻绳一针针纳成鞋底，熬过一个个劳作的冬夜，在过年前为每个孩子做一双新鞋，让他们在春节那天穿着新鞋跑到街上去玩儿，在别的孩子面前骄傲。我一直想请人画一幅油画：屋内，铺满金黄玉米的炕上有一个圆圆大眼睛的小男孩儿在憧憬地望着远方，墙边一盏微茫的煤灯光下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在低头纳着鞋底。屋外，白雪苍茫的大地和远山之间有一些低矮疏落的草房。无论多早多忙多累，她都让上学的孩子及时吃上热饭。早在上小学的时候，每个冬天的早晨，我都在母亲的咳嗽声中醒来，看着她坐在炕上围着被子咳嗽好一阵子，然后下地做好饭，看着我吃饱，目送我顶着三颗星星走上通往学校的道路。母亲从没有、也不会专门教育孩子应该如何，她只是默默地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做着她觉得应该做和可能做到的一切。为人尽本分，成为母亲影响我一生的身教。
世上有从没打骂过孩子的母亲吗？有的，我经历过。
儿时淘气的我，经常受到父亲的责打。有时一柳条打下去，我的小手就肿起来了。母亲不会这样。她不责骂儿时的我不穿好衣服就去屋外疯跑冻得肚痛才回来，而是搓热双手捂在我的肚子上，搂进温暖的怀里。搓热双手的细节刻入我的脑海是那样地深，至今仍不断地清晰复现。在那个送母下葬的寒冷的冬日早晨，我坐在车里紧紧抱着装满母亲骨灰的小棺材，炉火的余热透过木板和厚衣向我的腹部传来，让我最后一回感受到来自母亲的温暖。泪，无声，一路难止。
世上有从没闹过矛盾的邻里吗？有的，我见到过。
在改革开放前极度贫穷的农村，一只母鸡把蛋下在自家的窝里，还是邻家的柴堆里，都有可能引发一场邻里“战争”。不要嘲笑农人的小气，一颗城里人早餐的附加物，在农家可是生存资源级别的存在：大集体经济下，只有它可以换来家里日用的油盐，可以换来孩子上学的笔本。就是在这样仓廪空虚、礼仪稀缺的环境里，母亲和邻居都相处得十分融洽。家里包饺子，一定装一碗给邻居送去。邻居家送来一碗好吃的，一定不会把碗空着还回去。一来一去的交往平淡地发生，彼此的人情却日渐一日地浓厚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