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浙江高考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犹如一颗核弹，引发的围观与评述，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力度之大，牵涉之深，让人惊骇。目前全国各类学校已经开学，事件基本平息，生活回归常态，但它呈现的问题却让我们难以释怀，值得深入思考与细细盘点。

当时许多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凤凰网》等）都有参与，众多著名学者（如时事评论员曹林、华中师大教授戴建业、文学评论家傅元峰、作家马伯庸、北大教授温儒敏、语文出版社原社长王旭明等）从哲学、心理、语法、逻辑、语言、文字、修辞、章法等角度，对作文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审视，让一群只会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心服口服。我非常赞同众学者认定此作是平庸之作，只是我认为即便是平庸之作却不该是平庸之分。

网络时代，这一事件较为直观地展示了知识阶层的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思维方式、思想惯性，乃至一种高高正在上的文化贵族姿态。许多重要因素，大家视而不见，甚至压根不想见。

我们从现实中的高考说起。

首先，大家必须明白什么是满分作文。这么多年，在高考作文阅卷语境中，以及各类满分作文录用与评析体系里，满分作文并不等于没有瑕疵，它实际上并不姓“满”，更多时候类似于高考优秀作文。比如，江苏高考作文满分70分，只要达到一类卷，即63分以上，我们就可以归入“满分作文”行列。全国高考作文满分60分，只要达到54分以上等于就是满分作文。在阅卷老师心目中，满分作文永远都不是实打实的满分，真正的“满分”作文几乎没有。理解了这个概念，即使《生活在树上》是满分作文，我们也知道不是60分（实际阅卷组最终裁定为55分）。

其次，大家还应该知晓什么是平庸作文。以作文总分为60分的基础，平庸之作分数一般在36—42分这一区间，高几分也无妨，但不会高于48，因为这在百分制中等同80分，是个分水岭。不知大家见过这个区间的作文长什么样吗？如果有机会深入阅卷现场，我想那些批评此作平庸的人一定会瞠目结舌，见过不像作文的，没见过这么不像作文的！如果依然非要赋平庸分（原先老师打39分），势必挤压原先平庸的这个作文群体，它们只能归入十几分二十几分的行列，否则不是对这篇作文不公平，就是对那一批作文不公正，因为高考作文有严格的评分标准和实施细则。强行赋平庸分的结果则是，高考语文成绩之惨会惊倒世人，也让整个中学语文教学尴尬异常，甚至颜面无存。

再次，大家还应该知道什么是高考。高考是重要的选拔性考试，即在一个群体中选拔出相对优秀的学生进入高校学习，所有人都是在互比互争，因此《生活在树上》必须置身浙江所有考生群体中去考量、比对。多年来，各省高考阅卷状况表明，作文质量的分布基本呈纺锤形，想想也好理解，世上不少东西似乎都是如此，财富、容貌、知识等等，不一而足，平庸始终是大多数，它是纺锤形的凸起的中间部分，优秀始终是一小部分，差劣也始终是极少数。我们应该充分尊重教育评价的专业性，《生活在树上》只凭语言文字一项功夫，一定不在纺锤的中间，而是趋向优秀一端。

真正摆正此作的价值等次，还应该跳出现实高考，置于更为广远的时空背景，思考以什么标准衡量，以什么方式评判，人生成长经历，当今阅读现状，历史写作风格等等。

说标准。自从有科举制度之后，我们今天能想起来的历史名人几乎都是从科场走出来的，他们当年都是因为写出了一手好文章而中第，而出人头地，而青史留名，请问这些人有几个在后来的文集整理中把当年科场文章收录进去的？以后视今，以今视古，他们都知道这是平庸之作，这都是敲门砖，这都是过渡性的历史产物，难以经得起后世的检验。那么，凭什么大家要把一个十六七岁孩子的一篇应试作文以千古佳作的高标准来衡量？俯视皆是矮子，仰视均为高人，平视则高低参差一目了然。这和教育学上常说的“蹲下身子看孩子”是一个道理，以这样的标准衡量的结果自然是平庸到无以复加之地。

说方式。我们常说评判一个事物不可脱离具体的语境，这一简单的道理，那么多网友可以胡说，可以凭一己之感随意发挥，怎么那么多的大咖都丢弃了呢？真理是有定义域的，离开了特定的前提，抛开了原先的语境，即便最好的文章也都平庸到让人难以忍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扔掉唐诗多样性的恢弘背景，无视骆宾王少年才子的前提，这算哪门子诗歌呢？“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扔掉了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无视郭沫若个性解放的源头，这不就是疯子的叫嚣吗？《红楼梦》不是诞生在清初，而是在如今互联网时代，每年长篇作品的产量达千，不就泯然众人矣？错误的时间，乖谬的空间，孤立的文本，失焦的标准，都可能失去公正准确判断。如果脱离了高考语境，脱离了众多平庸作文的衬托，用我们久经学术训练的思维，用我们看透美文佳作的眼睛，用我们历经人世沧桑的思想，《生活在树上》自然浅薄之至，做作之至，虚伪之至。

说人生成长。一般人的成长都是阶段性的，也是阶梯状的，即后来的自己一定胜过以前的自己。《生活在树上》的作者还是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十六七岁的孩子，还有无限宽广的未来，今天他以此文为骄傲，即便没有任何评判，或许未来有一天他也会产生“悔其少作”之感。古今文化史，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多少大家晚年整理文稿丢弃了年轻时的作品？吴冠中晚年曾有撕画的举动，梁启超始终否定昨天的自己，都是恨年轻时的幼稚。笔者小学时曾深为数学应用题烦恼，初中学了代数发现那些颇为伤脑筋的题目竟然如此简单，进入高中回看初中数学简单到不禁哑然失笑，自己当年怎么这么笨呢。试问，各位大咖当年高考时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也能写出这种水平的急就章吗？“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是横戈马上行”，长期规范的学术训练之后，即便真正的满分作文呈现眼前也是小儿科，这是不是《生活在树上》小作者说的“知性的傲慢”？

说阅读现状。如果把《生活在树上》这篇作文放到整个学生群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孩子的阅读远远超出了一般同学，绝大多数同学的写作水平臭如狗屎，根本就不像一篇文章，许多时候凑满字数而已。绝大多数的社会大众也是一个不读书的群体，何以南京大学周边的书店从十多年的三四十家到今天遍寻不着？（傅元峰老师解释一下）我们教师群体，甚至我们的语文老师——一个始终以最具知识分子气质自居的群体，爱好阅读的也是少数人，我身为一个一线的普通语文老师深有体会。在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面前，这个同学的阅读，哪怕他是装的，哪怕他是伪的，他依然要远远胜过绝大多数的同学，依然要远远超出我们整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

说写作风格。文章究竟应该呈现怎样的面貌？百人百样，本无定论，多样化，多样性，应该是共识。中国文化的发展，雅俗始终是你方唱罢我登台，草蛇灰线不绝如缕，起起伏伏明明暗暗，某些朝代整体偏雅，某些则整体偏俗。白居易的诗歌妇孺能诵，传播遐迩，韩愈的文章词语生造比比皆是，佶屈聱牙，阅读一遍必须多次翻阅词典。《生活在树上》这样的写作究竟可不可以？是可以商讨的，但不应该打死。如果以不认识几个字（若有心翻阅苏教版人教版教材，这篇作文运用的文字没有大家夸张的那么生涩，没有涉及的字不会超过三个），不知道几个典故，批评这个孩子不说人话，试问此文阅读对于中文系毕业的人来说是难关吗？有哪一个老师第一次就能把《滕王阁序》完整自然顺畅地读下来的？千年前的唐人能容纳狂傲的少年才子王勃，时代的车轮开进了二十一世纪，却要把一个还有无限成长空间的孩子如过街老鼠般赶尽杀绝？污名化为“侮辱语文，污辱世人”？写作质量、写作水平、写作样式等，有层次性梯度性，也形如纺锤，并且有个性化独特性，更如春天的原野。世人为何不能容许这样一种写作风格？非要都是三岁能读，八岁能解的下里巴人？此作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也许属于“小众”，也许属于“非主流”，只是属于独特的不泯然众人的“小众”，属于个性的别具一格的“非主流”，作文的评判在主流取向下应有多元标准。至于各位大咖用他们的专业水准，以超强CT反反复复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进行扫描，在庖丁解牛的生理解剖中，在高屋建瓴的掌控优势下，呈现的是“真理掌握在我手中”的文化上的霸权主义、沙文主义、专制主义。

文至此，目的不在于批判，而在于建设，但在社会上下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地堵截围剿之下，我觉得最为可怕的是因噎废食，今年还看到了这么一篇高考作文，明年开始我们什么样的高考作文都看不到。寒蝉效应的结果，以后是不是中考满分作文也看不到了？改革开放数十年，社会的透明、公正、阳光正逐渐被大众接受，但高考作文批阅似乎背道而驰。借口透露考生信息，触犯考生隐私，拉上重重帘幕，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黑幕导致神秘，带来猜疑，甚至难逃暗箱操作，透明带来监督，最终一定导致公正，这是古今中外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让大家看到原汁原味的考场作文，才能引领和促进中学语文教学。在考纲被取消的当下，中学语文教学没有问题，遵循《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即可，但是面对高考则盲人摸象黑夜里走路。不公布，看似省事，实为掩盖矛盾，回避矛盾，逃避人民群众的监督。而且市场与社会有强烈的需求冲动，真的没有了，假的到处都是，反而混淆是非误导视听。这也是曹林老师在严批此作的同时，又撰文点赞阅卷组的根本原因，浙江高考作文阅卷组的问题不在于公布，而在于以怎样的方式公布。

还有一个让人觉得分外可怕的是，社会正逐渐走向多元宽容，但有时却更为刻薄，甚至“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以前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大数据时代被无限放大，这次事件，算不算网络暴力？算不算网络绑架？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任何一种意见在网上都可能有一支数量惊人的集团军，但这一事件支持小作者的声音何其弱小。原先我们认为键盘侠指的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脑子的一群人，殊不知此事参与者基本都是知识阶层，有若干有地位有学养的大咖加持，有多家主流媒体正确方向的舆论引领，形成规模浩荡秋风扫落叶般的发展声势。一件可以讨论争论的事件，反对意见根本没有插话的机会，稍有异议，便有无数腹笥中空眼高于顶的网友扑上撕咬，冠之以“文风偏差”“心术不正”“学术浅薄”“审美畸形”等等帽子。前期还有温儒敏等较为理智清醒的评说，转眼间异议荡然无存，一般语文老师根本没有资格当然也没有勇气为这篇作文说话，谁都不想被人说成“反革命”。

《教学月刊》公众号本来也说得清清楚楚是“系列稿件”，打算在9月与10月公布10篇满分作文及评点，但网络没容它推出第二篇，便狠击一掌，我们才看到冰山一角，便立马作出“词不配位”（马伯庸微博语）的评价，并冠之以“浙江高考作文阅卷标准有问题”，舆论点爆之下，公众号撤销了此文，瞬间我们便连冰山在哪里都找不到了，其余各篇世人再也没机会见到。此后《生活在树上》虽然天下流传，但再也不是冰山一角，而是过街老鼠、众矢之靶。反躬自问，置身事件之时，我们这群有脑的知识分子理性到哪里去了？
“政治家要尊敬舆论、要让舆论高兴，但不可以给舆论最后决定权”，戴高乐将军的这段话，很有意思，换成我们当下的知识分子群体，似乎也说得通。

我是语文人，我爱语文，但今天我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