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最后一个月，看完了电影《芳华》；2017年的最后一个星期，读完了小说《芳华》。
2018年的第3天，重温着小说里虐心的情节，怀念着电影里落泪的桥段，我想，我也该动笔写写了。
01
我要这俗世的幸福，不要做神龛上的英雄。
在那个英雄主义与个人崇拜的年代，刘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人。他的好是无条件的，是非功利的，是没有烟火气的，是找不到弱点的，是缺乏人性的。
他那近乎神龛上的英雄的好，让周围的人很焦虑，焦虑地等待一个证明：刘峰是真人的证明。所以周围人在等待，等待他犯点儿错，露点儿马脚什么的。
终于等来了“触摸”事件。
正如严歌苓在小说中写道：
一旦发现英雄也会落井，投石的人格外勇敢，人群会格外拥挤。我们高不了，我们要靠一个一直高的人低下去来拔高，要靠相互借胆来体味我们的高。
于是刘峰被批判，被迫害，被下放伐木连当兵，从此以后，他那辉煌的人生轨迹被迫中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残缺不堪的身体，是穷困潦倒的余生和被病魔纠缠的晚年，直至病死在医院。
追求喜欢的人并没有错，但对于一个被神化了的“好人”来说，这就是一种错！
“一个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忽然坠落凡间，还对你说他惦记你了很多年，她心里觉得紧张害怕，觉得肮脏恶心”。
多么荒谬，但又多么真实。
所以刘峰，来世请做个坏人，好好活着。
02
但芳华是你们的，我什么都没有，我的青春里只有被嫌弃，失望和绝望。
何小曼，一个一出生就带有悲剧气息的女主，她的童年极其不幸，没人疼没人爱，继父、保姆、弟弟、妹妹欺辱。为了求得妈妈的爱，大冬天她泡在冷水里，只希望生病了妈妈能多抱她一会儿。
她觉得自己被抱小了，越来越小，小得可以被重新装入母亲的身体，装入她的子宫，在那里回回炉，再出来时她就有了跟弟弟妹妹们一样的名分。
只是这始终是一个奢望。
于是她离开了家，前往文工团，本以为穿上军装就能赢得尊重，可还是在一开场就遭到了欺辱和孤立，从一个冰洞跳进了另一个冰洞。
唯一善待她的人只有刘峰，只有他。
所以，当刘峰被众人唾弃，从一个“活雷锋”被压垮成人人喊打的“臭流氓”，她失望了，对整个文工团，甚至整个时代，失望了。她不再每天练舞到深夜，她甘心待在幕后服装组，她借助装病来逃离这个地方。
流放在基层又如何，每日和伤员打交道又怎样，何小曼只是为了躲避你们，那些文工团的所有人啊。
当某一天曾经被嫌弃的人成了女英雄，万人学习的楷模，争相报道的对象，无数的光环、聚光灯打在她的身上，她迷失了，迷失在对这个世界的不解上。
就像医生所说的：白菜在冬天里冻得久了，一进暖和的屋里，就烂了。一个人活得太苦了，反而承受不住突如其来的“好”，心不安理不得，也就精神错乱了。
别人的青春以独有的姿态绽放芳华，而她的青春是纯美脆弱的，被欺负，被误会，被嘲笑，被践踏，多么可怜，又多么可悲。
03
世界上最悲伤的，不过就是把美好的事物粉碎给人看。
严歌苓的文字有一种魔力：她平心静气的把生活撕给你看，不刻意说惨，也不刻意说恶。可是人性的卑劣就在那里，明明白白坦荡得让人绝望。
她没有着重描写刘峰离开文工团后的生活有多么心酸，她只是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跟刘峰在大街上分手之后，我手心里一直留着抓握假肢的感觉。大夏天里，那种冷的、硬的、廉价的胶皮感觉留在我的手上，在我掌心上留了一块灼伤。
本来在战场上失去一条胳膊已经够不幸了，但退伍后的日子，透过那“冷的、硬的、廉价的”假肢便可猜出一二，尬尴的窘境，拮据的生活。
试想“冷”的胶皮怎么可能在掌心留了一块“灼伤”呢？我想更多的是内心的震撼吧，曾经那么善良的一个人，现在混到了这番光景，心里很堵，像被香烟烫了一下，很痛很痛。
她在描写何小曼童年生活时，明明是很欢乐，充满喜感的文字，带给人的却是一种悲凉，忍不住想要心疼眼前的这个小女孩。
她在冷水里泡了足足一小时，自身的三十六度五把半盆冷水都泡温热了，浑身冷得发僵，僵硬得正称心，上下牙哒哒哒地敲木鱼，响得能供戏台上的小旦跑圆场。好了，泡到火候了，她欣喜如愿地把自己从浴盆里打捞上来。
如果单纯只是看词语，“哒哒哒”、“敲木鱼”、“欣喜”、“称心”呈现的应该是一幅欢快的场景啊，可为何我们从文字的排列组合里读出了眼泪，读出了难过，读出了心酸。
一个始终不被人善待的人，最能识别善良，也最能珍视善良。于是这两个一直都未曾被善待过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没有结婚，没有子嗣，相伴终生。
作者在结尾写道：
小曼第一次见到刘峰，他骑着自行车从冬青甬道那头过来，一直骑到红楼下面。那是1973年的四月七号，成都有雾——她记得。
莫名地想到了白夜行的结局，“她一次也没有回头”和“成都有雾——她记得”在某些程度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作者没有挑明说，反而给了读者无限遐想的空间，我想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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