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那一年不到三十。对于那次千里投亲，我们是全无记忆，多年后母亲在听到朱明瑛唱【回娘家】的时候还在笑当年我就是“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背上还背着个胖娃娃呀”把你们三个弄到省城来的呀。除了佩服，还是佩服。火车，汽车，徒步，辗转流离在母亲口中轻快如歌。母亲当年该有多强悍？
那一年我大姐已经9岁，后来回去就没有进城一直在高汉读书。而我和二姐就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七十年代中期，暂住证还没有出现，可是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区别太明显了。现在的朝鲜什么样，我们那时候就什么样。生活资源国家通过发粮票统一配给，粮票和钱一样可以流通。厂里有人用不完的粮票半卖半送给父亲，勉强支撑我们几个黑户的口粮。当收不到别人粮票的时候，就得去买那高价的黑市米，还有或多或少母亲乡下的接济，毕竟农村交完国家粮之后富余也不多。物质匮乏的时代，却不曾在记忆里面有过饥饿，父亲的工资想必算是很高了，还有零星稿费的收入，加上母亲的经营，让我们虽没钱却也不曾感觉到缺钱。
不记得是从哪一年起的，母亲患了风湿性心脏病，脸色总是红润饱满，却不能工作，只能从事家务。每次举家出行我的任务就是帮助母亲保管好她的救心丹。病了就得治，记忆里最深刻的就是那个药罐子和那几味独特的中药，蚯蚓和蜈蚣。我没有像电影里面那些孝子去收集这些恶心的药材，但是我曾经偷偷摸摸打开那方方正正的纸包，想抠出一粒冰糖来，却拖出一条条焙干的蜈蚣。屋顶花棚下，除了几个养着金鱼的瓷盆，就是一个藕煤炉，不到做饭的时候，上面就是一个黑红发亮的中药罐，父亲就在那周围转悠，浇花，喂鱼，间或去闻一下蜈蚣蚯蚓和百草的香气。熬到某个时刻，就用白纱布蒙上药罐，滤掉药渣，倒出一洋瓷盆黑黑恶恶的汁来端给脸色越来越红的母亲。可是我总是怀疑这些个东西就因为它钻地它喜欢潮湿环境就可以治风湿？廉价的中医草药持续不断地用了二十几年，偶尔也用过鹿茸之类的贵东西，不过母亲的病并没有好起来，一直就反反复复，直到最后心脏瓣膜散发微粒引发血栓。所谓不缺钱只不过是我们作为孩子的感觉。
父亲当年的性格和心态是多么的坚强？用我们的思维真是不可想象了。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困难时期过年厂里发了二两肉，父亲把这块肉做好用洋瓷杯封好带到了几百里之外去孝敬奶奶！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也许还心有戚戚，也只能隐约体会到这段轶事里面的无奈和艰难，在小辈看来这已经是一个笑话了。那是怎样贫乏困苦的一段岁月！却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当时是又均又寡的，所以也不能有什么意见，工作之余还要写文章和收拾花草，也把这么一家子人养活了！幸亏母亲心脏不发病的时候与常人无异。当然绝离不开母亲的计划，若干年后父亲退休了工资也只有二百多吧，已经是九十年代了。母亲居然也把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精精致致。而我印象中从来不记得母亲什么时候显得小气。真是值得我们现在努力研究当年她老人家的持家之道。
后来终于知道，八级的高工资是用了二十年的青春和胶印机对身体的毒害换来。血液中毒，血小板减少，终于调到校对的岗位上休养生息，父亲却一下子老去了。而我们三个人的户口问题却依然没有解决。父亲跑了几年，终于厌烦，放弃了。那个时候要农转非的困难就像今天移民一样困难。这时，母亲拿着印刷厂职工的唯一优势，几幅年画开始了漫长的送礼过程。派出所，街道，每次我和姐姐都扯着妈妈的衣角怯怯的看着那些决定我们黑还是白的干部，得到的却总是回去等消息吧和年画不错的几句客套话。母亲毫不气馁，十年如一的奔走。我从八个月来到省城，在报考初中的那一年终于拿到了省城的户口，同年考上了第一中学。当年的我只看到父母脸上骄傲的笑，却并未过多的体会到父母的艰辛。我们三人的户口解决全依赖了母亲的执着和坚持。因为户口问题的解决，终于也在桐梓坡印刷厂宿舍分到了一个三室一厅的大套间。父亲已经随波逐流的退了休了，在对任何事物的态度已经玩世不恭甚至有些消极。大姐顶了职，进厂工作了。户口也因为工作关系调了上来。而父亲却又不得不把户籍调回了那水汽氤氲，苍凉暮色的大河边。他孤身一人回到了土地主时代的老屋，开始补偿在外漂泊几十年未尽到的孝道，照顾年近九十的奶奶。工作了四十多年的省会，依然不是他的归宿。
我们三个，在父亲的退隐牺牲和母亲的坚持下，终于有了省城户籍本的证明。
其时，粮票已作废，布票已作废，人民币成为了这个国家的被崇拜者，甚至可以买到户籍。在很多年后，城市户口相对于农业户口，变成了一文不名的废纸。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