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脚伤赋闲在家，读张宏杰博士的《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书中用大量史料和数据重现了曾国藩在京为官时期的微观经济活动，揭示了“一个传统官员的经济生活状态，以及决定这个状态的制度背景”。一气读完，被书中清代京官群体在低薪制下的困顿生活所惊憾，掩卷而思，内心无法平静。

京官群体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穷”和“窘”。清袭明制，官员俸银不及汉唐十分之一，低薪水平史上少有，而外官与京官收入悬殊，民间向有“穷京官”、“穷翰林”之谓。京官经济穷困之状，不读史料实难想象。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从七品，相当于副处级），当时一年俸禄（含禄米折合银两）为129.95两银，而一家人在京节俭用度也要600两银，即使有外官馈赠等合情合理的额外收入，仍入不敷出，只能靠借贷度日。道光二十一年底，曾国藩靠借贷50两银方过年关。9年后身兼四个部委的副部长（侍郎，从二品），俸禄达500两银，仍需借贷过年，曾在给友人书中提及“今年腊底颇窘，需借二百金乃可过年”。几年下来债务高达1000两银，直至出京任两江总督多年后才还清债务。

穷困拮据，又要维持官员的威仪体面，致使不时陷入困窘之地。书中有两个情景让人难忘。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被仆人陈升看不起，一次口角对骂后，陈卷铺盖另寻高枝，曾颇受刺激，愤然作诗道：

“傲奴诽我未贤圣，我坐傲奴小不敬。拂夜一去何翩翩，可怜傲骨撑青天”。

望着仆人扬长而去的背景，堂堂翰林必是羞愤难当。另一个细节是，已身为侍讲（从五品，相当于副司级）的曾国藩赴四川当乡试主考官前，为省钱，特意在衣物单中“蜜蜡朝珠一合”下注“要买假的”。带着山寨朝珠接受地方高官、士子们的隆重礼遇，曾大人心中可有不安？

家境贫寒而洁身自好的京官们日子大抵都很窘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弟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他“一布袍服，十年不易”，坐不起马车，每天徒步往返10公里到刑部上班，脚力之好堪比如今的健走一族。夏天屋顶漏雨，烂纸四垂，裱糊匠也请不起，直至冬天实在熬不住方借10两银修葺。老婆“帐被贫窭”，子女“敝衣破裤，若乞人子”，变法失败后，连来抓捕他的公差都感叹“乃不似官人”。

然而，曾国藩、刘光弟这些京官们，面对困窘境地，却“处之怡然”，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书中没有明确解答，但综合散于各处的描述，大致可归纳以下三种应对：

一是修炼内心，“学做圣人”，不为世俗利益所动。曾国藩进京第三年起，对自己每天喝酒、聊天、下棋的“闲游荒业”生活深为不满，断然养成每天楷书写日记，读史10页，记茶余偶谈一则的严格习惯，并立志“学做圣人”，发下“不以做官发财”的誓言，对自己有时为利所诱的内心波动随时进行严厉批评。如，他在一则日记中记载：

坐间，闻人得别敬（注：分别时的馈赠），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

这充分体现了儒家自我修炼精神之强大，作者点评到“京官初期打下的理学基础，是曾国藩一生保持清节的关键所在”。

二是勤敏工作，怀才得遇，践行“尽职于社稷”的志向。通常，清代翰林一个月只上几天班，有的甚至可以常年不上班。刘光弟立志做清朝名臣，在刑部上班十分勤奋，“销假就职后到署甚勤，每月必到二十八九次”。 他持身峻洁，拒绝接受在当时成为惯例的碳敬、别敬等灰色收入。因变法获重用后，他不曲迎权贵，“少交游，避酬应”，“谓时事艰难，吾辈拜爵于朝，当劬王事，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哉”。刘光弟等一类京官，通过十数年的勤勉工作，上升到更高级岗位，得以发挥才能、实现自身价值，相较之下，金钱多寡就显得微不足道。

三是在苦闷中继续等待，盼有朝一日能改变境况。很多京官愿意继续忍受穷困，是因为京官升迁快，一旦外放就不可同日而语。京官“其初升转优易，京外两途，互为出入，故供职者不以为苦”。不过，一些人盼做外官是为了到地方捞油水，而真正的清官则是为了有一片天地施展个人安邦治国的抱负。曾国藩当上了礼部侍郎后十个月，尽管没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等因奉此”之类的公事，对国家大事丝毫无补，故产生对工作无价值的苦闷，甚至想辞职回乡。他在信中提及“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希望弟弟能有进步，等家里不用贴补，“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后来到了地方做总督、办湘军，才逐步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成为一代中兴名臣。

清代京官的穷窘并未消磨读书人的志向，相反，“贪风遍地的背景下，一批清官前仆后继，如同数盏明灯，高悬在一片昏暗之下，成为王朝的点缀”。曾国藩、刘光弟等名臣面对穷困，泰然处之，其内心之强大、志向之高远，实为后人楷模。

最后，本书作者张宏杰本是财经专业出身，却爱好历史，以兴趣为引导，弃银行而就大学，继而读博士，完全又因兴趣完成这篇博士论文。其骨子里的精神与古人亦是相通的，亦令人倾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