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暑假作业的暑假总归是不完整和漫长的。在假期结束，我也到了哥哥所在的那所中学。骑着哥哥淘汰的自行车。而哥哥由于不满足那所学校的教育质量学期末便向父母申请回了老家——那个父母最开始从农村出来挣扎过的城市，寄住在姑妈家。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会在这所中学，后来才知道，这座不支持外籍户口高考的城市把生源分到了不同的学校。之前的小学同学有一部分通过关系就读于本区里不错的中学。而大部分没有关系的如我一般的同学则被分到了我所处的这所中学，和成绩没太大关系。而这所学校大概属于“放牛”类的学校吧。也难怪哥哥要回去。
这所中学涵盖初中和高中。进学校大门有沥青黑板画小道，右边黑板画墙后面有一座小花园，小花园里有古老陈旧的亭子上面爬满了爬山虎和一些其他长青的植物。小道再往前左手边是教务楼，右边有若干个篮球场。篮球场的尽头是比较高的初中部，而初中部后面则是高中部。初中部样子比较现代化，而高中部则是欧式红砖复古小楼。食堂在教学楼的左边，食堂前面有几个乒乓球台和用来洗碗的水龙头。食堂后面则是足球场和大的公共场所，食堂对面教务楼的后面是寄宿生住宿的宿舍。我们的单车棚在宿舍楼后面的小巷子里。
于是初中生活开始了。它不像小学一样一个年级就两个班三十多个人。初中每个年级多到八九个班，每个班里居然有四五十个人。到了这里，渺小如我，彻底不知道学习是为了什么。只记得班主任是个比较年轻的已婚女子，约莫二十五六岁，姓赵。而我的学习进度似乎产生了断层，它与之前小学所学的知识没有一个很好地过度。每堂课听的云里雾里，英语就更加一无所知了。我的少数几个小学同学被打乱到各个班里。似乎到了新的学校和年级，彼此之间就只剩下陌生和班级之间的隔阂，偶尔楼梯间走廊上碰到也只是礼貌性的点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
这所学校和我们的班主任似乎对我们这一堆新晋的中学生有些力不从心。在正常的课程之外还要费很大的精力去管理我们的纪律。而效果很苍白。迟到和早退的现象层出不穷。学校不远处有一所私立民办的中学，于是除了学校内班级之间的斗争，偶尔也会碰到学校与学校之间的斗殴。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乱”。
在这种“乱”的氛围里，我也终于开始有了自己的小圈子。在女生之外，四五个男生在午休的间隙从食堂后面的垃圾堆里翻出一个煤球，几个抽烟的从兜里抽出三支烟，便郑重其事的拜了个把子。类似于古惑仔（那会有几个对古惑仔很着迷）里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不明就里的我也被拉入伙，成了他们的一员。
把兄之一有阿航，河北人。阿航家在我父母做生意附近的公园边的医院旁开了一家手机店，据说是这座城市最早的一批做手机通讯业的店。那会报纸上的按键手机平均都大几千一台，让我好生羡慕。于是每天的上学下学我都和阿航两人骑着自行车同行。在路口汇合和分开。阿航的父母每天会给他十块钱，而我父母只给五块。于是很多个早上我们去教学楼旁白的大食堂吃米线的时候我都会习惯性的让阿航帮我垫个一块或者五毛，这样中午就还够钱吃顿好的。而阿航似乎从来不介意这些。我记得刚熟悉那会，阿航在放学路上骑着车单手指着街边的店说：“小刘，有一天我们要把这条街的保护费都收了，那样就发财了”。当时的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虽然后来这事确实不了了之了。当时阿航说话还是磕磕巴巴的，包括上课被老师喊起来回答问题，全程磕磕巴巴，瘪的满脸通红。曾一度以为他是结巴，好在后来好了。
把兄之一有阿淼，四川人。阿淼家在我们回家的反方向的向化村里开了一家皮具店。主要做手工皮鞋。记得当时的他比较内向，不太说话。和我有些像。上课的时候总喜欢拿把钢尺比划来比划去，偶尔是军工刀。有时候我们几个没有钱吃午饭，他便义气的带着我们去他家吃饭。我还依稀记得他家一楼的两条大狼犬和整栋楼发散出的皮革味。还有他偷偷给我们放的彩色无码限制级港片。那会他说他的偶像是Beyond和谢霆锋。
把兄之一有小峰，福建人。小峰家在本区最大的瓷砖批发交易中心开了一家瓷砖店。那附近的瓷砖店大部分都是福建人所开。我去过几次他的店里，看他打魔兽世界。在那个时候家里有电脑似乎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对了阿航家的店里也有。
把兄之一还有阿旭，不知道是哪里人。阿旭是我的小学同学，小学时可以说我和他是两个世界的人——我是自己写作业的那类人，而他是抄都懒得抄喜欢找班里老实一些的同学帮他写的那类人。他家做什么的不得而知，只知道是住在未搬迁的小学沿着河的下游附近。喜欢往头上打啫喱水，耳朵上有耳钉。那时候的我在想，如果我们真有一天做了什么坏的事，那肯定首当其冲的是阿旭。
后来没再经过拜把子的流程陆续也加入了一些兄弟，也都是班里的。印象深刻的是阿侃和阿健。阿侃貌似家里也是开手机店的。湖南郴州人，和我算半个老乡。也是内向型的人。不过乒乓球打的不错。班里曾一度流行在食堂门前的乒乓球台打乒乓球，他永远是那个一上去就下不来的人。阿健家里做什么的不知道，来自贵州。是个壮硕的肌肉男，篮球打的不错，喜欢一出汗就把上衣脱掉，不管附近有没有女同学，他是班长。
于是我们几个成了班里所向披靡的一堆人，偶尔会在班里欺负女同学吃她们豆腐把她们吓得哇哇大哭，也会很团结的对抗其他班的团体和高年级的压迫。偶尔也会参与到校与校之间的斗争中去。在休息天会骑着车去没修好的广福路边上的臭水沟边偷附近农民种的土豆野炊；也会坐着公交车去爬那座城市里最高的西山；亦或者在某个河边围坐一圈就唱起了歌，拿出一支烟点起来就轮流巴着抽。由于我家开便利店，所以我自然而然的成了烟的免费供应商，偶尔会趁父母不注意从店里偷偷塞上一两包带去学校和大家分享。而不会抽烟的我每次都会呛的流鼻涕，索性就吸到嘴里就吐出来，这样也许会显得更合群。
那会似乎很流行写小纸条，传给自己班或者同年级的长得不太丑的女生。在他们几乎都有了一个“女朋友”后，我也没安耐住的给隔壁班的某个女生穿过几回纸条。于是我也有了一个“女朋友”，在午饭时间就人模狗样的结伴去食堂吃饭，放学后再人模狗样的骑着车结伴回家，阿航常常就在旁边嬉笑着。那个女生家也开便利店，在我父母的店不远，但不形成竞争关系。不过在某个上学的路上，在她骑着车路过看见叼着烟的我和阿航后，便再也没有搭理过我。似乎我那不太成熟和幼稚的可怜的早恋就那样夭折了。
在靠近学期末的冬天。不知道是谁的提议，我们在天黑放学后去了学校附近的一块乱葬岗——玩起了碟仙。惊心动魄。还记得玩完散去后大家的满腹心悸。次日有人没来上课，有人生病。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原因，当时的碟子确实在移动。现在想起也是满满的后怕。
后来的期末考试是什么结果已经毫无印象。短暂的寒假和平日周末一样在便利店里帮父母看店。蒲阳所在的菜市场拆除了，蒲阳的母亲得了重症，于是他们不告而别的从我的世界里离开了。后来听父亲说他们在某个地方继续开着店，我去找过却没找着。而兄弟几个偶尔会来便利店里找我玩。此时小姨妈的服装店已经不再营业，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他们去螺蛳湾做起了牛仔裤的批发，而父母的便利店仍在继续。
新学期一开始我们又不约而同的聚集在那所学校的那间教室。仿佛经历半学期的磨合后。对这所学校似乎已经非常熟悉。对学校小道旁边花园里面偶尔碰见的高中部的学生的搂搂抱抱已经见怪不怪。而我的那辆父亲从二手市场给哥哥买的后来转给我的自行车在学校的保管站毫无征兆的凭空消失了，于是阿航和阿峰为了某种默契都办起了公交车学生卡——搭公交上下学。
那会的学生卡三十块钱一个月可以随便乘坐。一到上学下学的时间，公交车里就几乎是清一色的我们学校的校服。在车上总会看到手拿CD或者复读机或者MP3，耳朵里塞着耳机的男男女女的校友，不知道是在听歌还是听单词，在当时的我看来是有点酷的。
偶尔会在车上看到我的新学期的新同桌，那是一个胸部发育的很大很吓人的女生，她父亲手臂上有着花花的纹身。在新生入校交学费办学籍的时候曾看到她父亲和我父亲在操场抽着烟用家乡话聊着什么。于是在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的班集体里我也破天荒的有一个真正的“老乡”，能用家乡话交流的那种。她喜欢把自己的身体上某个特别大的部位搭在课桌上，亦或者下课的时候搭在走廊上的栏杆上。或许是累赘吧当时的我想。一到体育课她则是满脸通红的坐在篮球场边的台阶上看着我们跑步。我和她交际不多，多年后的兄弟聚上听说她喜欢过阿航，这着实让我们一群人意外。
临近期中学校组织了一次春游。目的地是民族村。村里少许几个信佛的民族尤其傣族的村落有几处用来朝拜供奉的佛像，路过的游客拜完偶尔会把零钱丢进铺垫前面的小篮子里，于是那几个装了钱的小篮子成了正处于顽劣状态的我们的免费零花钱来源——我们假装朝拜然后把钱偷偷的塞进自己的裤兜，直到工作人员有所察觉并派专人看守我们才惺惺的离开，后来若干年后再去发现当时的篮子都换成了大大的铁制带锁头的“功德箱”。
当时正赶上泼水节。傣族村落的附近摆着几个大水缸——可以把人丢进去那种。于是几个水缸便成了我们几个的战斗阵地，路过的同学和校友以及陌生人都无一幸免被泼成落汤鸡。玩的起劲且邪恶心思膨胀的阿旭不顾某位女生的反对强行把她丢进了某口水缸里，那位不幸的女生衣服也被阿旭撩了起来。突然安静下来的氛围留下了受害者和肇事者以及看呆了的众人。那位湿漉漉的女生当时伤心的哭声现在还依稀回荡耳边。虽然事后谁也没用提起那些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但那位女生此后便再也没有来过学校，而我们众兄弟似乎也逐渐远离了阿旭。阿旭和那位女生之前谈过幼稚的恋爱。不知道若干年后的阿旭会不会为当初的不懂事感到内疚。
后来的下半学期也就如上半学期般浑浑噩噩的过去了，大街小巷开始粘贴马加爵的通缉令，连学校厕所的外墙上也不能幸免。一放学也不再如小学那般去路边找个地儿写作业。而是把自己关在“仓库”般的卧室里，偶尔写写作业；偶尔拿beyond的歌词充当日记滥竽充数；偶尔死记硬背一下英语单词；偶尔趁父亲进来拿货时装模作样的看看书。周末和放假的时候就继续和兄弟们到处鬼混。
临近期末拿通知书的那几天许久没联系的玩的不错的小学同学给便利店里的电话来电，妈妈听说是找我的就给我听了，说是他们小区里有辆山地越野自行车“又”被他不小心用钥匙套开了，他已经用那种方法得了一台了，八成新，问我要不要。这让当时没有自行车的我一激灵立马答应了要。于是经过一晚上的辗转反侧便激动的去“提车”了。的确是八成新，无级变速，大钢圈减震。很激动的道了谢，风一般的骑回家。父母诧异的问我这个车是哪来的。他们知道我一直想要一台那样的自行车，而不是旧的生锈的二手车。他们或许早已忘了小学时答应过我只要考双百分就给我买新自行车的承诺。但在说出来这车的来历后出乎意料的被父母异常坚决的否定并训斥了一顿——这车不能留，必须还给同学，必须还给失主。
最后在争吵后，很不情愿且委屈的答应了他们，看样子以后得继续公交车去上学了。于是又是一晚上的辗转反侧。想了很久，同学在作出占为己有并借花献佛的决定时这件事已经不可逆了。虽然失主也许很着急。但如果还回去给他，他再把车放在原来失主所停留的地方存在风险。或许即便还给了他而他为了避免风险直接丢弃了也说不定。那怎么办。心不甘情不愿。对了，马上要放假了，明天要去拿开学通知书，直接把车给那些兄弟们保管吧，说不定以后还能骑一骑。于是天一亮便骑着那台八成新的自行车风驰电掣的去了学校，在领完通知书离别之际郑重而不舍的交给了阿淼。在他答应好好看管后我便放下了心。在后来的兄弟聚会中当谁提起那台自行车后，竟得知阿淼和阿健为了网费把它贱卖了。这着实让人哭笑不得，还真是应了那句：不是你的永远不是你的。
紧接着是个漫长的暑假，哥哥也因为暑假而独自搭着火车回到了父母的便利店帮忙。或许是上学期期末的家长会让父母对我所在的学校已抱有怀疑——毕竟外籍户口不论学的好坏都无缘这座城市的高考；或许是从哥哥嘴里得知老家的网吧可以随便上——这座城市的网吧未满十八岁严禁入内，虽然那几个兄弟们知道好几处黑网吧的所在；或许是这座城市的那所我所在而哥哥逃也似的离开的学校的氛围确实不适合继续待下去——对我的学业无益。所以在一个午后我试探性的征询的父母的意见。他们很不舍但也同意了，或许是开心我有了自己的对的想法。于是在暑假期结束前我得和哥哥一道搭着火车回到那座当初父母最开始打拼的小城市。只是不能再住那间有阳台的老筒子楼，而是寄住在姑姑家。
九岁那年为了不当留守儿童追随父母的脚步从小城市来到了大城市，五年后却又因为这座大城市不太宽广的包容心继续回到那座小城市，去当留守少年。临火车开动之际我还记得父亲在送别的站台上偷偷抹眼泪的情景，当时我的心情也是极其沉重，车越动越不舍。当车驶出父亲的视线、驶出站台的那一刻，虽然知道逢年过节还会回来，但是也应该和那所学校的那些兄弟们、那个年轻的赵老师以及那些轮流抽的烟还有那个大胸的家乡女同学告别了。不知再见之日的那种告别。怅然若失。还记得那年是零四年夏天，刚读完初中一年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