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爷（三）

       重修黑爷庙的工作是慢慢展开的，这首先建立在村里人大都翻新了自家院舍的基础上。村里旧有的土坯窑、毛杆房都被推到，建起了大瓦房。随着村容村貌的改变以及人们生活条件的慢慢好转，大伙都觉得黑爷庙太过简陋，也该翻新翻新了。于是，黑爷社几个村称头的老人在一起碰了头，开了会，并征求了大伙的意见，决定在全社范围内募集善款，翻修庙宇，重新塑像。

       请来的师傅，便是我们当地有名的丹青妙手李云瑞先生。据说他身怀绝技，当年曾在峨眉山塑过神像。他来了以后就提出要求，说要一个会写写画画的人来伺候他，帮他洗笔磨墨涂颜色。因为我从小练毛笔字，村里人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我都能替他们写写画画，所以有人推荐我去。当时爷爷是黑爷社社长，掌管着全社的祭祀大权，是不是他动用了权力促成此事，让我趁这次机会修点功德，也未可知。

       当时我正中考完，因为没有被中师录取，情绪极为低落。当年为了能让我顺利地考上中专或中师，父亲动用了县里几乎所有的关系，给我办了几个学籍，一年一个，跟在身后，摆出了考不上中师誓不罢休的架势。

       那时候农村没有人上大学，大学在人们的头脑里是很遥远的事，或者根本就没有，倒是村里几个考上中师中专的，每年过年的时候，梳着分头穿着皮鞋回家，让人们心生艳羡。特别是有个小伙子有一年居然领回了一个穿裙子的城里姑娘，这让大家非常吃惊，因为在此之前，村里人根本就没有见过裙子。那姑娘仰着脖颈打村里走过，男人们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人家两条白萝卜一样的腿看，这让好多女人醋意大发，就都聚在一起指指点点，骂骂咧咧，说这城里的妖精勾人魂呢，看你家那死鬼，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好端端的两条腿，你说她为啥不穿裤子？不料这话传到小伙子的家里，他母亲逢人便骂，说嫌我们家孩子没穿裤子，那你们家也找个没穿裤子的给我看看呀！找呀，你倒是找呀，怎么不找呀？于是婆娘们再不咋议论了，大概心里也有些自卑了，也不排除有人从此下了狠心，好好供自家孩子上学，到将来也找个不穿裤子的姑娘给你们看。而我们一帮半大小子，看着姑娘在男朋友的搀扶下，小心翼翼地在田间小道上左支右绌不敢走路，也觉得特别好看。

       动力是有了，但是改变命运的途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在初三参加预选，考中师中专。但这机会实在是太渺茫了，因为一个学校一年只能考取两三个，甚至一个也考不上。那几年好学生是绝对不会上高中的，他们都选择在初三补习，一年不行，补两年，两年不行，补三年，甚至在初三初习五六年的也大有人在。还有人从高中下来，回炉重修，又参加中师中专的考试的，考不中，就再补习。在初三补习好多年决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反而是越补习，其在学校和同学们中的资历越深，威望越高，考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样一年一年的学生积攒下来，使得初三补习班规模越来越大，从而出现了好多奇怪的现象。比如有的学生年龄比老师大，水平比老师高；比如下课了学生去老师办公室卷旱烟，熬罐子茶。在这样奇特的学习氛围中，如果有一天有位老师突然宣布和班上某位女生结婚，你也不要因此而大惊小怪，因为那年龄本来就差不多。

中师或者中专的诱惑就在于，只要考上了，就意味着你永远地抱上了铁饭碗。特别是中师，当时很吃香，一毕业就有工作，成为正式的老师，而这是一份让人极为羡慕的工作，不仅有稳定的工资收入，而且每年都有福利可以领取。比如可以分几千斤碳过冬，把这些碳块整齐地码放在自己的宿舍里，或在墙角，或在床下。碳块子底下的碳末子，可以抹成煤块，可以团成煤球，堆放在你的宿舍门口，里里外外，显得满满当当。这难道不是生活富足的具体表现吗。而那些烧不完的煤，你可以用架子车一车一车地拉到家门口，大声吆喝着往里搬，这样，就可以在家里架起铸铁炉子，红彤彤地烧上一个冬天。这在柴火很紧张，冬日里靠驴粪取暖的村里人看来，是一件极为了不起的事。但让人遗憾的是，父亲当时不是正式的老师，那时候叫做民办教师，其实是有两重身份的，去了学校，是代课老师，回到家里，就是农民，而每天放学，父亲也不忘了把从学校土厕所里收集的粪便埋到我家前门的地里。当时年纪小，看着劳苦的父亲，我当时怎么也理解不了这件事。父亲是一个非常有水平的语文老师，他文笔极好，会拉小提琴，会编排舞蹈，漂亮的板书令人惊叹，而且上课幽默，深得学生的喜欢，为什么就当不了一个正式的老师呢？但事实是，他就是一个民办教师，而和他一样身份的老师，当时在全校还有几个。他们是没有资格分得各种福利的。记得有一年学校给每个公办教师发了一件黑色的呢子上衣，这衣服在当时简直就是一份家产，所以那些老师都把它小心翼翼地披在身上，不肯轻易脱下，而这也正是公办教师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有一次全校开教师大会，黑压压的一片公办教师中，只有父亲和那几个民办教师穿着别的颜色的衣服坐在里面，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几个身份的不同。父亲当时经常穿一件舅舅给他送的黄绿色的军装上衣，就显得更加扎眼了。

       类似这样的事还有很多，比如逢年过节发点清油、分点猪肉，甚至有一年发苹果也都没有他的份。我想这些事肯定是刺痛了父亲的心，所以后来他发愤苦读，力图转正。记得有一次他考试考得不错，上面考察他的人来了，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招待人家，就用家里仅有的一点胡麻油换了别人家的几斤土蜂蜜，准备在宿舍里招待领导。土蜂蜜就装在镔铁大马勺里，他上课回来时发现一位同事正用手指头在里面捞着吃，父亲见状突然翻脸，那位老师也很尴尬。要知道，那可是父亲所有的希望啊。吃的就是鸡蛋炒蜂蜜。把鸡蛋炒熟，再浇入在锅里烧起泡的热蜂蜜，每人一碗，就着妈妈烙的发面锅盔吃。那几个人好像也饿了，狼吞虎咽，连吃带喝，几碗土蜜瞬间告罄。

       当我家南墙外大榆树上的喜鹊窝垒到十一层的时候，父亲转正了。这消息对他来说非同小可，从此，他不仅可以在身份上获得大家的认同，成了真正的公办教师，分得和别人一样的福利；更重要的是，他也有了一本象征着公家人身份的粮油证，每个月可以从粮站上打来细粮若干，粗粮若干，清油若干。在那个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这对我们全家来说，意义极为重大。而他每个月九十几元的工资也意味着从此以后给母亲看病，再不需要去四处借钱了。

       由于父亲的转正，家里的清况也慢慢地发生着变化，比如先后有了飞鸽牌的加重自行车，标准牌的脚踏缝纫机，以及锦面木匣的收音机，而我的手腕上也有了一块上海牌手表。由于父亲当年民办教师的身份以及由此给他带来的屈辱，他极为在乎我的学习，目标早就锁定，就是考上靖远师范，毕业后和他一样当老师。那年参加中考，志愿填的就是靖远师范。考完试不久，师范招生的老师来了，就住在县城北面的教育宾馆。第二天面试，面试的内容主要是测试体质和展示特长。记得招生老师坐了一排，中间有一个秃顶鹰眼的老头一脸威严地审视着每一个坐在他们前面凳子上并早已吓得战战兢兢的小孩。都是乡里的孩子，哪有什么兴趣爱好和特长呀。幸亏我会拉几把秦腔板胡，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把破旧的大壳子板胡塞到我手里，我就抖抖索索地拉了一板秦腔慢板，结果被中途叫停。大概他们我以为我还懂得一点音乐，就加试了一道题。一个声音甜美的女老师哼了一段乐音，让我复述一遍并说出是什么拍子。见我不会，她带着鼓励的眼神重复了好几遍，但我还是不行。

       后来就传出了消息，说面试是一方面，主要还要给招生老师送礼，而且同考的好多人都已经送过了。这事弄得父亲很紧张。我是多年以后才知道，当他终于下了血本也准备送礼时，人家早已回校复命去了。父亲便大雨地里连夜赶到靖远，第二天早上去师范，老师是见着了，但当着众人的面不好给，就候在厕所里观察外面以便找寻最佳时机，但蹲守了几个小时也没有结果。

       成绩下来了，竟争太过激烈，我少了几分，没有被靖远师范录取。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白费了，父亲为此很是自责，认为自己没本事，做得不够好。我也觉得自己没有完成父亲的夙愿，是个不折不扣的废物。

那年的暑假就这样蒙上一层灰暗的色彩，心情很低落，连小说也看不进去了。爷爷决定让我上庙山伺候先生，除了让我积点功德以便有个好的前程之外，他可能也想着让我上山干点事，吹吹风，散散心，心里会好受一些。

       于是我上山跟了李先生，从而开始了一段极为奇特的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