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19年，严修和张伯苓为了救国建立了南开大学。再有不到两个月南开就到百年了，作为一个在南开待了十年的学生，找了一些南开大学建校的资料，写了这篇文章，以纪念南开百年！
南开大学建校史
严修者，北之良士也，以翰林事光绪帝。时诸国方用西学兴，中国不习，多败，诸国常笑辱之。修进折曰：夫西学，天下莫不以自用，迟学者疾亡，今国困，愿以国事西学。诸臣多挠之者。修在贵州，试新学，师能为吾修新学之善者厚币事之。已而国变，前之言维新者悉下吏。修免官家中，见国旦暮亡，而中国必竟学也，乃就日本，观维新。
日本，虺蜴而衣冠者也。先是，西学不通国中，国败，外人多侮之。其君下人，师欧洲、美国以学，十年，俗尽改。修睹其工业之丰备，庶务之整然，民无事皆读书，而吾国日以穷困，且亡，乃急与张伯苓者图为教育。
伯苓者，津人也，亦怒国之衰乱。初，日本夺威海，置旗其上，英贪之，乃发使求威海。英强国，日、清不敢逆，议定，约易旗为信。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日本旗下，龙旗上。次日，当以英旗易龙旗。是日也，英女王之诞日，英故择期。及英国旗上，英炮乐毕发，以威海为女王寿，兵歌而乐甚，中国之观者俱泣下。伯苓时从与英国易帜，大恚，乃厚怨其国之为人观笑。计曰：今重学者国重，轻学者国轻，此国之急也。使坚作教育，授民以学，教之救国，以父递之子递之孙，吾国虽轻，我必重之。意竟与严修合。
修与伯苓计定，乃先之以中学。初，所教十余人。十五年，至者数千人，复继以大学，即南开大学。大学者，天下之先也。有剑桥者，牛顿在焉，治物理之学，国中传之，原之以作机械诸器，诸器莫不治。有格拉斯哥，瓦特在焉，改蒸汽机，国中传之，因之以为驱使，诸器莫不毕用。所以强国者，先为理、工也，南开遂作理科。后中国欲为核弹，郭永怀、何炳林出于此。夫文者，议世之所当行，俗之所当兴，国之所当制，使贪廉愚智皆得其处，致治，遂作文科，有曹禺者出于此也。国贫，千姓之业破，十世之金尽，急之，作商科。
三科修，人或言备，伯苓犹不足，用体育新剧为佐。体育、新剧，南开中学之所用，大学故袭之。当时是也，非学之难，变俗之难也。体育，私用之则健，公用之而从诸国竞，因以壮民。新剧者，刺俗而作也，兴之于市，其实议国。壮民议国，以变俗也。
大学既立，至者日以众，治教日以闻，所学日以接世，而所为靡不必验。重化工，津之工业用之以重；录货之饶匮贵贱之变，岁岁为记，审知国之贫富，以补一时之乏也。久之，声誉振于国中，乃思作器以彰其志。君子戴玉以明其德，壮夫仗剑以表其气，若南开者，得钟而自爱。先是，德国作钟，进之李鸿章。钟者，终也，或言鸿章讳之，置之海光寺。寺得钟，又凡数徙至南开，盖前者皆不甚任之也。伯苓见其大器而才不施，怜之。钟者，物之善鸣者也，其声沉以凝，其播遐以宏，君子忧思极虑而远其志。韩愈曰：物不得其平则鸣。国之欲亡，得无鸣乎？愿为天下钟，故受之。
有学生周恩来者，善鸣国也。恩来在中学，喜论时之治乱，慷慨为文章。善治事，事公，自为先；事私，徐徐然不肆，以故得严张器之。南开大学立，恩来当入学。值日本欺我，国中怒，民噪，恩来亦领诸生径往请愿，为政惭，发吏大捕之，系数月乃出。虽出，终禁其学也。是时也，严张欲留之，不能，欲去，复怜之，修遂以私财资往之法国。恩来以是游见益广，久之，信共产。时有谓严修者曰：周恩来之在欧洲，所信者异，可毋资之。修闻之曰：君子但知为国，何以异哉？益资之不疑。当是时也，人皆伤国之欲亡，而弗知所从，故所信殊异，然究之救国则同。故君子取其同，乱人取其异。
大学十二年，作《东北地理教本》。初，日本设铁路，所施遍东北。因发贾人为市，微以窥东北之务。伯苓察之，乃亟为《地理教本》。夫《教本》者，备言“长白”、“千山”之广崇，“黑龙”、“鸭绿”之恣流，虎熊狐兔之所蹿逐，煤铁铅金之所深藏，黍稻之所积，松桦之所聚，此膏沃富庶养国之土也，民古直良朴，代乐居于中国。转而述其北望俄国，侧有日本，南接朝鲜，诸国之枢也。夫日本，虽小国而狼心，又与吾国有强弱之变。今以间悉东北务，所计将倾国。其言理析而强辩，语中国之民，故设危辞而动之。深之，又极言日本贪国，食东北甘，将啖中国尽，一书之中，反复言之。日本得书大惊，苦疾南开。
后，华北运动会举天津，诸国使皆在。运动会，袭希腊也，人以次进，座上呼而励之，南开亦往观。先是，日本立溥仪，东北尽得之。及东北入，学生忽骤以字举台上，座皆见，先则"勿忘国耻"，再则"收复失地"，因大呼救国。梅津久治郎恚甚，诉之张伯苓。伯苓反对曰：此吾国事，非外人所当问。日本以是益恶南开之在国也。
日本昌，欲为亚洲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起国中兵悉入中国。未几，至天津，乃急求南开而击之。七月二十八日，日军以机、炮临我，凡名南开者尽火之，遂毁。日本之欲覆南开，所欲者三。上，以为欲破中国，必隳其文化，则其民易奴也，中则修《教本》之怨，下以骇中国之士，使不敢诲人作学，而愚其族。以是大学尽内迁，而深怨日本之犯我，又禁我作教，履所及，必言救国，闻者愈至。未战，凡专科及大学者百数余所，战，则百四十余所。诸生初四万余人，后则八万人。由是观之，日本用兵之暴，杀人之急，反固吾人之为学也，而不自知其将苦于中国之民者八年。
南开既毁，师生尽南徙。先是，严修资南开，前死。后，张锡祜以空军击日师，坠死道中。锡祜，伯苓子也，将战，为家书，言必不以苟生报，或以胜报，或以死报，未几果殉。当是时也，伯苓知音者诀，季子死国，伤之；与严公所立中学以至大学、女中，凡三十三年，力尽，至是皆毁；年六十二，力不及壮时；其志救国，未就，国益残破。向之所积，足为沮伤，可谓穷矣。吾闻古之烈夫，项王围垓下，至乌江悲甚，止而自刭；张士诚逼于朱元璋，亦自杀；唯刘玄德五易其主，四失妻子，卒就一代之烈。伯苓盖取汉昭烈之志，乃就重庆，复中学。南开之在重庆，以径入山中，掘土十数米为窟，日机来，避之，去，复读书，遂不绝其学。至昆明，与北大、清华者合，是为“联大”，乃为国藏才于此也。久之，中国诸学之先者尽出此。
日本攻吾国，八年而国胜，南开乃归天津。胜四年，国之初立，如人新寤，南开愈输才于国中。久之，怀思故时，作校钟。前有校钟，日寇盗之，国胜，迹之不得，遂复作钟。钟者，百击不弊其声也。思严修，作范孙楼。范孙，严修字也。修善学，家以盐累世富，然其散金而求才，破业而济学，所为皆救其国。汉欲伐匈奴，卜式以私财先请战，修盖古人贤也。思张伯苓，作伯苓楼。伯苓为人长大尚气，自许士也。南开私立，乏资，虽军阀政客，伯苓常屈而往之，曲辞以求金。盖君子不羞下人，羞事不立，亦勾践之节。
吾闻之，天下莫不有大学，至如南开者，其民急国之所作也。观其治学，要则致用、变俗、救国，非遗世而教人者也。今百年，感之，简其史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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