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初年发生的大礼议事件，是影响明朝嘉靖以后政治格局的一件决定性事件，起因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有点匪夷所思，固执的大臣们一定要他们的新皇帝认他的伯父为父亲，而改称自己的亲生父亲为叔叔，改称自己依旧在世的亲生母亲为叔母，他们有他们认可的道德伦理，并把这些道德伦理用在了每一个人身上。但是更为固执的新皇帝宁死也不肯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明朝的那些大臣们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仅仅出于礼仪上的问题，却牵动了整个朝局的变化，很多届内阁因此倒台，很多人因此失去官位甚至生命，又有很多人一跃跨进了历史的最高的舞台，尤其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一个皇帝的性格，让这个刚刚登上皇位的年轻人用几乎速成的方式学回了帝王之学的真谛，至于这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那就只能留给历史去争论了。
斗争的序幕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年仅31岁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在苦撑了数月之后，终于没能挺过这个因为落水而重病的难关，在一个孤寂的夜晚病逝在了他的豹房居所，结束了他极有争议的短暂生命。这位年轻皇帝死后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在他十六年的皇帝生涯里，虽然宠幸过的女人无数，却没有一个能给他留下一儿半女。更加要命的是，他的父亲一生也仅仅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活到成年。大行皇帝没有儿子，更加没有兄弟，谁来继承他的皇位?
朱厚照并没有在死前宣布任何人选，他非常抵制做这样的决定，因为他实在无法在生前就承认自己已经断绝了生个儿子的希望。明朝的皇帝从太祖朱元璋开始一直到他这一代，虽然有过叔侄兄弟夺位事件，但是事实上还是遵循父子相替八世一系的传统，从自己的手里断绝，自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然而老天爷可不会这么理解一个凡人皇帝的苦心，所以等到事实证明朱厚照真的没有了生儿子的希望的时候，他的眼睛已经永远闭上了。
这个时候对明朝的政治做决定的是两个人，朱厚照的母亲张太后和内阁大臣杨廷和，他们将替刚刚死去的皇帝决定谁来继承大明王朝新皇帝的位置。其实在朱厚照重病之际，杨廷和已经在瞒着皇帝直接向太后讨论继承人的问题。张太后已经没有其他的儿子可以指望了，她陷入迷茫中，只能向内阁大臣们请教该怎么办。杨廷和胸有成竹，立刻提出了他的人选，兴王世子朱厚熜。
兴献王朱佑杬，是明宪宗成化皇帝成年的儿子中的次子，也是明孝宗弘治皇帝最年长的弟弟。孝宗皇帝只有一个儿子就是刚刚去世的正德皇帝朱厚照。随着朱厚照无嗣且自己也英年早逝，孝宗这一脉的子嗣从血统上讲已经绝了，那么按照祖制，就应该从孝宗弟弟们的脉系里寻找继承人，同时根据长幼有序的原则，兴王一脉是最适合的。本来这里有一个问题，祖制有兄终弟及的规定，却没有说侄子死了叔叔可以即位这种言论，所以兴王朱佑杬本人是不适合继承他的侄儿朱厚照的皇位的。但是朱佑杬本人在正德十四年去世，追封为兴献王，那么他唯一的儿子，正在为他服丧还没有继承王位的世子朱厚熜，这位正德皇帝的亲堂弟就成了最适合的即位人选。
这上面的一套说法只是当时杨廷和的一种权宜之计，事后他并不承认，因为当时的他并没有想到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是那么的严重，所以在一开始就出现了太多的失误，这些失误被抓住最后成了大礼议事件的转折点。
张太后虽然不喜欢别人的儿子成了皇帝，但是苦于自己没有子嗣，也只能含泪同意。在朱厚照去世的当天，慈宁宫联合内阁一起颁布了朱厚照的遗诏: “朕疾弥留，储嗣未建。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年已长成，贤明仁孝，伦序当立，已尊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圣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奉礼宗庙，君临天下。”
这份遗诏当然不是什么正德皇帝的遗言，它只是张太后和杨廷和以朱厚照身份对外公布的自己的意思而已。为什么这里要引这份遗诏的全文呢?因为这份遗诏上面的每一个字对后来发生的大礼议事件都很重要，杨廷和再一次在这里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更加悲哀的是，他的错误还被人抓住了。
同时皇太后还亲自下了懿旨: “皇帝寝疾弥留，已迎取兴献王长子厚熜来京嗣皇帝位，一切事待嗣君至日处分。 ”内阁和礼部立即派出一个迎君团，以内阁大臣，礼部尚书，勋臣，太监和皇戚组成，浩浩荡荡前往兴王府所在地安陆，迎取他们未来的新皇帝。
此时的朱厚熜正安安静静的待在兴王府中，为他的父亲守孝。虽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两年了，但是服丧期限未过，他依旧只是兴王世子的身份。再熬一年，也许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继承大明王朝亲王的爵位，成为全国四十多个藩王中的一个，但是他始终没有成为藩王，最终他等来的，居然是一个皇帝的宝座，那个前几年安化王和宁王还在抛弃身家性命追求的东西，就这么轻易的砸到了他的头上，当时的朱厚熜都不知道应该是恐惧还是幸福。
迎接新皇帝的首席大臣定国公徐光祚将大行皇帝的遗诏郑重的交在了这位新任皇帝的手中，朱厚熜所能做的仅仅是跪伏在他母亲蒋王妃膝上流泪，母子顿时哭成一团。这并不是什么作秀和表演，朱厚熜对父母的极端孝顺是他整个一生所表现出来的在人情上最为值得称道的优点（虽然这些优点并不多），而当时母子二人将要天各一方，即便砸下来的是天子之位，笼罩在他们心头的依旧是层层疑云，他们不知道将要面对什么，以后会发生什么，母子是否还能有相聚的一天。每个人都知道，在此刻，这个所谓的皇帝其实只是大家选出来的傀儡，什么时候能拿回属于他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只有朱厚熜所迷恋的太上老君才会知道。做藩王虽然级别低又郁闷，至少安全系数高，爬上了金字塔的最高峰，反而更有跌落下来摔死的危险。
陪伴朱厚熜上路的，除了那些朝廷派来的陌生人，就只有他的王府长史袁宗皋了，这是他唯一可以信任的侍从，只有依靠他，朱厚熜才会觉得有一丝底气，要知道这个时候的他才十五岁，虽然明朝有比他小的多的皇帝，可是人家一出生基本就是储君，接受的是最好的教育，身边到处是从小就熟悉的辅政官员，朱厚熜看了看身边，除了这个长史，他这个外来户，还能依靠谁呢？
他们走了二十多天才到京城的郊外良乡，朱厚熜停留在这里，因为储君进城是要举行仪式的，他们只能休息，等待第二天仪式的开始。谁也没想到的是，矛盾如此之早的就在京城郊外爆发了。
礼部先派出一名侍郎级别的官员前来欢迎朱厚熜，他向未来新皇帝透露了一个令后者震惊的消息：礼部已经决定，恭请兴王世子以皇太子的礼仪明日从东安门进皇宫进行劝进礼，等待即位。朱厚熜一听非常不理解，我是谁的皇太子？大行正德皇帝的？孝宗弘治皇帝的？本人十五年来压根就没当过一天的皇子，于是他反问说：“遗诏上明明是叫我来继承皇帝之位，没说我是皇子啊？你们这些礼部的礼仪是怎么弄的啊！”那位侍郎无言以对，倒搞的朱厚熜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转向求助袁宗皋。袁宗皋在这些京官面前只能帮助安慰朱厚熜，但却想办法暗示他拒绝，朱厚熜立即会意，明言拒绝了礼部的提议。这位侍郎大人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回去向内阁大臣杨廷和复命。杨廷和这个老姜根本不把朱厚熜放在眼里，联合朝臣集体上疏请求朱厚熜接受礼部的提议。朱厚熜坚决拒绝皇太子的身份，否则拒不入城。双方互不相让，一个在城内一个在城外，如同两支军队僵持在了那里。
两边吵架总得有个人出来打个圆场，深宫之中的张太后实在看不下去了，亲自下旨，认为国家不可以长时间没有君主，大家还是让下步，请朱厚熜迅速进宫即位吧！皇太后发话，大臣们自然不敢违抗，于是只能修改礼仪，省略掉皇太子的迎接礼，直接请百官上表劝进。在礼节性的三请三让后，朱厚熜最终“勉为其难”的同意继承皇帝的位置，他将成为明朝历史上第十一任皇帝。
朱厚熜终于得以从大明门进入皇宫，这是一个皇帝专用门，它第一次对一个还没有穿上龙袍的人开启。初战告捷让朱厚熜略感欣慰，他开始意识到皇权的威力，虽然还不是皇帝，但是毕竟已经能够和百官讨价还价。然而他没有想到，这一切都还只是开始，初战的轻松取胜让他在面对后来的挫折时毫无准备，如果不是运气好，他差一点输掉这场战争。
经过一系列烦琐的劝进，告祭礼仪后，杨廷和给朱厚熜送上了即位诏书。心思缜密的朱厚熜小心的审阅这个由那帮他不认识的陌生人起草的诏书，看了很久，沉默不语。百官们静静等着，不知道新皇帝究竟有什么意见，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只好出声催促。朱厚熜微微一笑，第一次拿起他的御笔，修改了他平生第一道诏书（这位皇帝后来以没事就给大臣们修改诏书闻名，哪怕他对这些诏书很赞同，他也要帮人家修改），他抹去了内阁拟定的新年号“绍治”两个字，在上面写上了“嘉靖”。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大明嘉靖皇帝朱厚熜正式坐上了龙椅，明王朝的嘉靖时代开始，而大礼议事件，在演完了其短暂的序幕后，正式拉开了它主章节的大幕。
伯父？父亲？叔叔？
即位后的第三天，嘉靖皇帝立即向大臣提出希望能迎接自己的母亲来北京母子团聚。明代以孝为所有品德之首，大臣们自然没什么反对的，只能派人前去迎接，不过当时已经尽量去忽略一个问题，就是这位皇帝的母亲，至今还顶着个王妃的称号，这究竟算哪门子事呢？这个问题，嘉靖还来不及想，大臣们自然也没人愿意提。嘉靖本人此刻最大的心愿是能看到母亲，为此他甚至亲自去送迎接母亲的使臣，对他们处处提醒，一片孝心，由此可见。
两天后的一次君臣见面会，标志着大礼议事件的开始。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正德皇帝的谥号，最后决定为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庙号武宗。这一点没什么争议，大家很快就结束，之后嘉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礼部能给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朱佑杬确定主祀和封号。
皇帝要给自己的亲生父亲加封号，这完全是合理要求，当时的礼部尚书是毛澄，他接到这样的命令后却觉得非常的棘手。皇帝的父亲加封号，那一般都是追封为什么什么皇帝，很少见过老子是什么什么王而儿子是皇帝的，即便是农民出身的太祖皇帝朱元璋，虽然其父亲朱五四（世珍）同志一辈子都不知道皇帝是什么玩意儿，但是从其以上四代那都是明朝人拜了三百年的先祖皇帝，如假包换。但是明朝的宗祀是孝宗一脉传至武宗，如果追封至兴献王，那孝宗武宗这一脉算什么呢？也许这个问题我们现代人觉得非常的无趣，根本不足以成为一个问题，但是在那个时代，大宗小宗，宗脉延续的观念非常强，礼仪上的稍微变化就可以改变很多事情的说法，中国古代有跟多东西最后争的不过一个“名”字，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
毛澄去请教杨廷和，杨廷和还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好像自己是诸葛亮，什么都在掌握中，对付一个那样的十五岁小孩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他猛做功课，从古史选了两篇文给毛澄看，毛澄一看，终于拨云见日，醍醐灌顶，大喜过望，两人一商量，决定就按照这些例子办。
这两篇文写的分别是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的故事。汉成帝一直都没有儿子，于是他在宗亲中选择了共王的儿子定陶王立为皇太子，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儿子养在身边一直到其继位成为汉哀帝。为了延续共王的子嗣，又从楚孝王那里选择了一个孙子以继作共王的子嗣来接替共王的位置。宋代的例子和这个基本差不多，宋仁宗也没有儿子，于是从濮王那里找了个孩子养在宫中改名变成自己的孩子以备继承皇位，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了宋英宗。
这些典故其实在杨廷和之前武宗皇帝没有驾崩的时候就有人想到过，那就是那位著名的在正德年间造反的宁王朱宸濠，事实上造反并不是宁王当初想的最佳方案，当时年近30的正德皇帝无子，于是宁王就试图推荐自己的儿子或者孙子给正德充作子嗣以继承皇位。但是首先正德最不喜欢人家说他这辈子只能找养子而不会有儿子（事实上他也才不到三十岁），所以根本不会赞同这样的建议。其次，即便找一个继承人也会在燕王系“厚载翊常由”的“载”字辈里选一个，宁王这一脉距离帝宗实在太远了。最关键是一个很搞笑的问题，朱宸濠是水旁朱元璋第五代后裔，与宪宗朱见深是一辈的，武宗朱厚照是火旁朱元璋第七代了。名义上这位宁王是当时皇帝的叔祖父，那么他的儿子呢？自然是比武宗还要高一辈的叔父，即便是他找个孙子也和武宗同辈，怎么来充作皇子呢？当皇太弟？武宗的堂弟以如今的嘉靖皇帝为首那里齐刷刷的有一群，用的着你这个不是“厚”字辈的么？
无论这个事情的成功可能性是多么小，但是我们姑且假设他成功了，那么杨廷和今日找出的这两个例子实在太有说服性了，但是，老成谋国阅历极深的杨首辅却根本没有意识到如今这位新皇帝的身份和他所举的事例差异是如何之大。首先，嘉靖继承的是他的堂兄的皇位，而不是他的伯父孝宗的皇位，这和定陶王与濮王有本质的区别。其次，当年的定陶王和濮王是分别被汉成帝与宋英宗生前就养在宫中指定为继子从而成为皇太子并最终继承皇位的，而如今我们这位嘉靖皇帝一辈子连孝宗什么样都没见过，而那位在地下的孝宗皇帝更是压根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个叫朱厚熜的侄子（或者按照某些大臣的说法应该叫“儿子”）存在。这种继父继子的关系从来没有事实存在过。杨廷和也许是出于自信，在最关键的时刻却搬了块石头狠狠的砸了自己的脚，可悲的是旁边身为礼部尚书的毛澄跟着瞎起劲却一点没看出来，全身心的投入于对这位首辅大人的崇拜中。也许是当局者迷，一群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居然没有一个小小的观政进士看的透。
当然，此时的嘉靖皇帝是个十五虚岁的小男孩，放在我们今天不过是个刚上初中的中学生，现在的初中生大多你能指望他把中国的朝代说全了就很了不起了。嘉靖虽然幼年也曾受过在史学方面比我们现在同年龄的人要高的多的教育，但是那些大学士们都一个个着了道，更别指望他这么个小孩能看出什么来。几天之后，经过毛澄尚书的一番润色整理，他们递交给了皇帝一份让他差点连下巴都惊掉下来的奏疏，奏疏的大致内容是：我们召集了六十多个大臣进行商议，充分参考了古代礼制和历史，大家一致认为应该遵照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的例子，把益王的第二个儿子崇仁王朱厚炫找来改作兴献王的子嗣，继承兴王的王位。至于皇帝嘛，你以后应该称呼孝宗弘治皇帝为皇考，而你原来的父亲，应该改称其为皇叔父兴献大王，至于你那个正在路上赶来皇宫的母亲，见了面之后要叫皇叔母兴献王妃。以后你要祭祀自己的亲生父亲了，要记得自称自己为侄皇帝。并在最后得意的宣称这可是我们想到的隆重正统和尊崇本生两者兼而考虑的最完备方案，绝对应该为以后的万世所效仿。
嘉靖在勉强找到了自己的下巴后，当然是极尽所能的大骂，难道老爸和老妈是可以随便换了玩的吗？但是以他那个时候的知识水平，想在礼制这个问题上和那群博览群书的老学究们辩，那基本就是鲁班门前弄大斧，而且他自己也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可辩的地方，怎么办？他是皇帝，虽然无奈但还存有一项权力，就是驳回，再议。
一切当然尽在那群政治老手的掌握之中，毛澄在装模作样等待了几天以表示自己确实是在礼部召集了群臣见了面议论过了之后，再一次把几乎相同的奏疏送到了皇帝面前，并大加阐述这样一个决定如何符合古礼，如何最能体现兼顾，如何最能体现对兴献王的尊崇。之后附带上一本宋代程颐写的有关濮王的《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让这位新皇帝好好学习一下古代的圣人大贤是怎么看待类似这样一种事情的。内阁三位大臣杨廷和，蒋冕，毛纪顺带代表全体内阁联名上了个奏疏表示对礼部这种决定的强烈支持，并提出，我们还可以对古代的做法进行进一步的改进，等以后皇上你有了很多儿子，让第二个儿子去继承朱厚炫兴王的王位，再给本是郡王的朱厚炫封个亲王，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多么完美的计划啊。
嘉靖自然不会觉得有一丝一毫的完美，他强压着怒火，无奈的在奏疏做如旧的批复：驳回，再议。之后又加了一句，请博考前代的典礼。虽然他知道给这帮人博考即便考到什么东西也不会告诉自己的。人说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位皇帝也许这时候要真的愁一愁自己以前书读的不够多了。
他不能坐以待毙，要改变策略才行，于是本身就对首辅大人尊崇有加的小皇帝对杨廷和的感情攻势立即增加了一个档次，他没事就请杨廷和去喝茶聊天，好言慰问，虚心请教，两者在一块嘉靖把自己的心态搞的像个臣子好像对面那个才是皇帝，基本能想到的官爵都给他加上。明朝自张辅之后，生能为太师这一最高官职的只有后来鼎鼎大名的张居正一人，而且这还是万历皇帝在张居正临死之前赐予的，而嘉靖就曾经试图给杨廷和加过太师的衔，不料老杨全然不买帐，茶照喝，话照谈，赏赐坚决不要，臣子的礼节尽数做到，但是原则问题没的商量。
果然，礼部再一次递进的奏疏依旧和前篇一样，只是继续增加对皇帝的谆谆劝诱言语，让他明白这个礼的问题是无法辩驳的，只有照我们指定的明路走，才是最适合大明礼法主义的光明大道。之后内阁以及其他大臣也上疏劝慰皇帝，希望皇帝能认清事实，不要再固执于血缘和礼法这样的问题。
嘉靖是一个固执的人，他还没有认输，虽然他在心底里接近于崩溃，但是他依旧固守着不能舍弃自己父亲的道德界限。虽然名义上他作为皇帝还有驳回的权力，但是他也知道，这种驳回的次数已经到了能用的极限了，再驳下去，那群大臣就会视其对臣子的藐视，一群一群的上到内阁大臣下到礼部尚书的辞职信会堆在他的桌子上。他必须要拖延想办法，于是先把这篇奏疏留中不发再说。只是他还能做什么呢？那位博览群书的兴王府长史袁宗皋，嘉靖满怀期望的在他刚刚登上皇位就加封其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视他为亲信，希望在一个陌生的充满了尔虞我诈的权利顶峰世界里能帮助自己。结果袁宗皋在进入京城后不久就患病身亡。所以他的身边现在什么人都没有，母亲还在千里之外，他的目光只能绝望的投向身边的小太监，如果这一招不行，他就基本没招了。
几个时辰之后，毛澄尚书大人在府邸接到了一位不速之客，听看门人说是皇帝派来的太监，毛大人当然吓的什么活都放下，穿戴整齐在大厅迎接这位钦差内使，因为这个时候派太监到他府上来肯定是传递皇上口谕的。毛澄看到太监进门正准备下跪听旨，结果这位太监上来扑通就给毛大人跪下不停的磕头，搞的毛澄完全摸不着头脑，连忙扶起这位太监问是怎么回事。太监略带哭腔的说，这是皇上的意思。皇上让我请求尚书大人，说“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请大人一定要更改上次对议礼的结论。说完从背囊里拿出些黄金，说这是皇上给尚书大人的，希望大人笑纳。天真的嘉靖做了一件很符合他年龄的蠢事，毛澄这种纯读书人自然不会被这些东西给收买，相反，他勃然大怒，认为这是皇帝对他的侮辱，愤愤的说：“老臣虽然年纪大了，脑子也有点糊涂，但是毁坏典礼的这种事情我是干不出来的，如果皇上真的要执意如此，那老臣只好选择一去，从此不再参与议礼。”皇帝的求情和私房钱都没能起到效果，这位太监只能怏怏而去，等待嘉靖的是彻底的绝望。
绝望中的曙光
也许人只有被逼到了绝望的境地，往往才会发现曙光的存在。嘉靖也许已经即将放弃对自己信仰的坚守，因为他实在找不到辩驳的理由。在所有他所接触的大臣口中，作为皇帝的伦序也许就是应该这样的，小宗要完全服务于大宗的延续，和礼法比起来，血缘并不是最重要，哪怕你叫了十五年的父亲也会因为礼法而瞬间变成自己一辈子的叔叔，那个在天寿山中已经长眠了十六年之久的孝宗皇帝，虽然传说中极具温情，是个人人赞叹的好皇帝好丈夫和好父亲，但是那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堂兄朱厚照的，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过。他又如何从感情上接受一个只从图画上看到的冰冷面孔成为自己最为敬仰的父亲，而把那个曾抱过自己，带自己玩耍，教育自己，并传授自己道教知识带领自己信仰的温暖面庞抛在一边？他是该选择屈从还是继续无谓的坚持？
命运在此刻垂青了这个十五岁的迷茫少年，一个名字和他同音的人无意中登上这个历史的最高舞台并为皇帝提供了理论基础最终为他扭转了局面，嘉靖不喜欢名字和自己同音的人，但是这个人他又不能不喜欢，他为他改了一个名字，叫他张孚敬，他的原名叫，张璁。
杨廷和的周边几乎尽是他的同僚，所以只要他提出的方案，九卿几乎全体赞同，小臣的言论往往淹没在了大人物的高论中。在当初大礼仪初起的时候，嘉靖面对的就是一片对礼部的支持之声，只有一个人最先站出来表达了对礼部方案的反对，这个人是兵部主事霍韬。
霍韬觉得礼部对礼法的解释站不住脚，于是他先给毛澄写信，要和他就此问题进行辩论，但是毛澄显然没理他，于是他就直接上奏疏给皇帝，表达了他对议礼的看法，他主要的观点是，继统和继嗣不是一个概念，两者可以说是完全的两件事情，没有礼法规定说继统一定要继嗣。在没有继旁嗣的情况下对亲生的父母孝才是符合礼法的根源。
可以想像嘉靖看到这样一篇奏疏会感动到怎样的热泪盈眶，他拿着这个奏疏给他的那些大臣看，满怀期望的看着大臣们能回心转意，结果大家的表情全是不屑一顾，杨廷和完全可以召集成群的翰林学士对其进行批驳。霍韬的奏疏只是触及一点，没有捅到杨廷和的七寸之处，很快就被礼部支持者们的口水给淹死，于是他对朝局显示出深深的失望，立即告病还乡。嘉靖茫然的看着这一切，无力扭转，本想抓住的一根稻草就这样的没有。
正德十六年的廷试，是嘉靖当皇帝后第一次举行的最高级别科举考试，由皇帝在各级官员的辅助下亲自点选考中的学生。嘉靖不会想到这次科举给他点中一个大救星。张璁在参加这次科举的时候已经有47岁，这位大叔23年前就已经高中举人了，那时候在位的还是前前任皇帝明孝宗。二十三年来，张璁考了七次，从壮志勃发的小青年考到了如今对社会越来越消沉的大叔，他依旧在原地踏步。除了考试这份很有前途的副业之外，他的主业是在一家书院当祭酒，相当于某学校的校长。那时候的教育还没有产业化，学校还不是最赚钱的机构，所以祭酒这个职位自然不能满足于七次冲击进士未果的张璁的胃口，但是三年又三年，三年再三年，连续七个三年之后，张校长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能力了，接近知天命的年岁，像现在这个社会大多数人一样，开始慢慢接受于命运对自己的安排。那时候的张璁开始想把校长这份几乎没前途的主业一辈子干下去了，也许他可以把梦想寄托在自己的后代亲人学生身上，以后出个进士或者什么大官最好是大学士，自己这个当老师的运气好说不定也能跟着名垂青史。我们能够猜的到那个时代几乎有太多的如张璁这般思想的人，区别只是在于，最终张璁被命运拉了一把，而大多数人也确实继续沿着命运的安排走下去，他们甚至连名垂青史的学生都没有，最后被历史遗忘和掩盖。
所幸的是张校长有一位当官的朋友，是个御史叫萧鸣凤，这位御史大人平素最大的爱好不是天天挑别人的碴，而是帮人看相，也许只是一句无心之言，或者当着别人面说了让别人开心的奉承语，此人对张校长说：“你以后三年一定能考上进士的，再过个三年就会大富大贵。”很像如今我们在街头听到的看相的对我们的吹捧。这一次的看相经历之所以被记载进史书完全是因为它可能是这位萧御史这辈子相的最准的一次，我们如果把萧御史所有的看相言论拿来和结果一对比可能成绩惨不忍睹，但是历史，仅仅只会记载他成功的这么一次。而张璁确实被他的话激励到了，他踏上了第八次冲击进士的道路，终于在正德十六年，嘉靖皇帝的手中成为一个二甲进士。由此可见，人迷信一点是完全有好处的。
考上进士后不是像现在我们的那些糟糕电视剧表现的那样立即就到什么什么地方去当大官，或者运气好点还能娶到个宰相家的千金小姐。在明代，考中进士只是你取得为官资格的第一步，以后还有很多很多考试，面试等着你，所以同为进士的人最后往往差异极大，有人也许成为了内阁大学士权倾朝野，就像当今的杨廷和，有人作为其同年可能一辈子就只在翰林院弄个编撰一直干到老，这种人连例子都举不起来。虽然科举制度为人所诟病，但是其实我们发现，他只是让不同等级的人平等的取得为官的资格，而以后从政的道路是不取决你八股文写的是不是好的，大多数还是取决于政治能力，运气好的话碰到晚年的嘉靖，你青词写的好就可以。
进士们考中了之后，政府就会发大力气培养他们的从政能力，于是第一步就是让他们先到各个部门去学习，观察各部院科的日常行政事务处理，这些人被叫做观政进士。在大礼议迅速成为朝野重大话题的时候，张璁正作为一名的普通的观政进士，被分配在大理寺实习。他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密切的关注着这场皇帝和大臣的争执，毕竟是一个校长出身且在那七个三年又三年的时间里必定读多了不少古籍，张璁对杨廷和一派的理论很有看法，他觉得这个里面问题很大，毛澄并不能自圆其说。于是有一次，他和自己的同乡，时任礼部侍郎的王瓒聊天，就对王瓒说，你们礼部搞的那些东西不大对吧，皇上是入继大统，不是为人之后，这和定陶王濮王这些事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王瓒身为礼部的副部长级官员，自然也不是等闲之人，他立即意识到问题所在，就去和杨廷和说，杨廷和当然是老姜，或许他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许他是在王瓒提出的时候才想到，总之，对他来说，唯一能做的就是让理解这些的人在皇帝面前彻底消失，于是不幸的王瓒立即被调到了南京，只要杨廷和在，估计这辈子是见不着皇上了。
这件事情触动了张璁，他本身是抱着一种置身事外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因为仅仅因为自己的一个提议，同乡王瓒就被调到了陪都，他对这件事深深懊悔，又愤怒于杨廷和对朝政的把持。这个时候，迷信思想又开始作为激励他人生奋斗的源泉。萧御史说三年后成进士的话已经成真，那么再三年后会骤贵的话岂不是也会灵验？怎么灵验？也许这一切的奥秘尽在大礼议中，为了富贵，张璁再一次选择和命运搏一回。
几天之后，嘉靖收到了一个观政进士写给自己的奏疏，他好奇的打开阅读，却如发现了一个宝藏，这篇奏疏大致的内容说：
首先，皇上对亲生父母的尊崇是大孝的表现。所谓孝子最大的表现是在于尊亲，而尊亲最大的表现是能够让天下人来共同尊崇。皇上你试图为父母定下尊号来给万民尊崇是一种大孝。礼记里面说“礼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所以人情才是礼的根本，脱离于人情这一话题来讲礼是非常荒谬的。
其次，廷议里面说皇上以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的故事为依据是完全不合理的。当年汉成帝，宋仁宗都是先预立太子，养在宫中，实质上之后的哀帝英宗已经是皇帝的继子，所以他们认继父为父亲顺利成章。但是皇上你不一样，武宗在位十七年从来没有过储君，到驾崩的时候，诸位大臣是遵照《祖训》，以陛下你聪明仁孝，伦序当立的理由继承大统，和定陶王濮王故事毫不相干。
第三，武宗皇帝的遗诏明明白白的说“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这证明了先帝在位时指定的继承人身份是他父亲孝宗皇帝的亲弟弟兴献王的长子朱厚璁，并没有任何一句说是孝宗的儿子。张太后的懿旨里也非常明确的指明了这一点。先帝的旨意表明皇上继承的是祖宗的大统，这一点和是不是继承的孝宗的大统并没有实质关系。
第四，大家都说，孝宗皇帝是个德行极高的皇帝，有很大恩泽于世人，所以他不可以没有后代。那么我们假设，皇上您的父亲如果还在世，那按照伦序继位的应该是兴献王。那怎么才能让孝宗不致无后呢？难道也要让兴献王这个弟弟去做孝宗皇帝的后嗣不成？
第五，皇上您的母亲现在还在世，如果称呼其为皇叔母，那么在见面的时候，应该以何种礼仪相见？皇太后和皇帝的见面自有其母子之礼。但是皇帝和皇叔母相见的时候那就纯粹是君臣间的礼仪。面对亲生母亲，儿子高高在上为君，而母亲却要在下面跪拜为臣，这是对孝道的一种极大的违背。
第六，就举那群礼部大臣们要皇帝你看的程颐的话做论据，程颐说，按照礼制的规定，长子不能去充当为别人的继子。如果继承祖父的那一宗断绝了，而这位长子又没有兄弟，那他应该直接去继承祖父而不需要去继断绝的那一宗。陛下你是兴献王长子且是唯一的儿子，这不正是你今天所面对的情形么？按照这句的道理，皇上该继承的是宪宗皇帝之统而不是孝宗皇帝的。
第七，继统和继嗣有着本质的区别，没有规定说继统的同时一定要继嗣，当年汉文帝，汉宣帝的事例也证明这一点，他们并没有以前代皇帝的嗣继承皇位。
综上所述，张璁认为应该在京师另立一个庙尊奉皇帝的亲生父亲，使的皇帝既能追尊自己的父亲，又能奉养自己的生母，这才是恪守了真正的孝道啊！
嘉靖看完了这篇奏疏，真的是大彻大悟，以前他所有的迷茫，混沌都在张璁的文章中逐渐解开。张璁的观点，基本全面驳斥了杨廷和等人的理论，其引经据典，摆道理讲事实做假设，在后来的杨廷和看到后几乎哑口无言，有传闻说杨廷和给新进士安排职位的时候私下对张璁说，你本不该去做南京的官，所以不要再谈论大礼这件事情来为难我。当时赋闲在家的前大学士杨一清在家中看这篇奏疏后，立即对其门生吏部尚书乔宇说：“张生此议，圣人复启，不能易也”，竭力的劝说乔宇在议礼的事件上改变态度认可张璁的话。最困境的时刻看到这样的一篇文章，嘉靖的欣喜我们已经不需要去描述，他立即派人把这篇奏疏动到了内阁，传达他的话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误朕？”
杨廷和并没有想到一个小小观政进士会影响到他的整个大局，而整篇文章从头看到尾，他这个大学士确实无可辩驳，但是他是内阁首辅，不会仅仅被一篇文章所吓倒，于是他只不屑的回了一句：“一个书生，又怎么会知道国体。”就把张璁的奏疏又发还了回去。
但是我们的嘉靖同志此时的好心情是不会被这样的事情给影响到的，他的兴奋状态还在持续中，一个人立即在宫中自己鼓捣个新的东西出来。没过多久，他就召集内阁的各个大臣开始廷议，当三位内阁大臣走进文华殿的时候，年轻的皇帝兴奋的拿出自己刚刚写的手敕，交给杨廷和，说自己刚刚决定，加封自己的父亲为兴献皇帝，母亲为兴献皇后，自己的祖母为康寿皇太后，要求内阁为自己草诏（没有内阁草诏的皇帝任何手敕都不是合法的诏令，这也是内阁权力之所以大的根源之一）。此时他身后站着是张璁提供的强大理论武器，只要杨廷和一在自己面前继续纠缠于什么继统继嗣的话题，自己有信心当面驳倒他。
年轻的皇帝还是太低估了内阁的强大能力，杨廷和在这件事情上居然动用了以前内阁大臣几乎从不使用的最大权力，将皇帝的手敕原封不动的封还给了嘉靖，以表示内阁拒绝接受这样的诏书。这位皇帝遭遇到了他的所有前任几乎没有过的待遇，他极端震惊。封驳权六科有，内阁虽然也有，但是内阁大臣真的是绝少使用，因为六科的主要职责就是封驳，而内阁是一个议政机关，如果走到封驳的这一条路，那基本是对皇帝本人的极大蔑视了，因为很明显，跟你议政已经讲不通了。嘉靖当时的恼怒之情可想而知。
果然，言官系统开始发挥他们的威力，支持杨廷和的言官们开始群起弹劾张璁，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嘉靖慢慢开始学会如何处理这些事情，他先按捺住怒火将这些弹劾奏疏发往礼部群议，先看看礼部的反应。丝毫不出所料，毛澄召集群臣部议的结果是完全支持对张璁的弹劾，并要求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训诫。嘉靖看完之后理都懒的理。自从杨廷和将矛盾上升到封驳对反封驳后，嘉靖开始彻底思考如何利用皇权和舆论优势来摆脱这些人的一次次威胁。
张璁的奏疏最大程度上的作用在于，他在理论上驳倒了杨廷和派的议礼基础，使得朝野更多人在看完后支持张璁的言论加入了反对杨廷和的队伍，嘉靖的后盾从以前仅仅一个死去的袁宗皋，到如今越来越多的文官加入。有很多历史学家说这些人都是些投机者，为了博取皇帝的好感才会选择加入嘉靖的阵营。这一说法实在有点过于主观，首先，张璁的奏疏出现后，整个朝野上下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系统对其进行反驳，可见当时的理在张璁派的这一边。明朝的大臣往往只认死理，所以倒向对理占优势的一派是很容易理解的。其次，从当时的政治环境看，数个支持嘉靖的官员如果真的想讨皇帝欢心而求得富贵，那么他们中绝大多数后来是被解职或者外调。因为当时朝政的把持者是杨廷和，从当初的霍韬到后来集大成的张璁，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压，若想出头，其实巴结杨廷和升官更快。事实上杨廷和的追随者中就有一批毫无坚定的议礼道德理论基础的官员，他们跟随的只是杨廷和这棵大树而已。也有观点认为张璁等人是在压宝，认为等以后嘉靖掌权了自己一定会得到重用，这一点说实话有点马后炮，因为从当时来看，谁也没觉得嘉靖最后一定能取得大礼议的胜利。如果能看的这么清楚，那杨廷和也不需要甘冒风险去和嘉靖闹翻了。事实上，杨廷和与张太后的组合，比后世津津乐道的张居正和李太后组合其权力还要大，因为万历是隆庆的指定继承人，虽然李太后有时候会威胁万历让他看霍光传以防止自己不努力而被废掉，但是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杨廷和和张太后就不一样，嘉靖完全是他们指定后立的，不像隆庆在临死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对万历说皇帝给你当，这场储君的决策从头到尾只有张太后和杨廷和两个人参与，如果两个人想要搞什么政治阴谋，宪宗皇帝有那么多孙子，并不是没有可能，明代虽然皇权很牢固，但是问题在，嘉靖刚即位的那个时候，他有多少皇权。后人看政治赌博觉得很容易，其实在当时是极其凶险的，政治押宝这种事情不是随便自己嘴里猜猜这么简单，他涉及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无不谨慎了再谨慎。虽然最后张璁派获得了很多高官位置，但是在我看来，这是政治斗争胜利后正常的遗产分配，每朝每代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把张璁这一派的人说的如何的不堪而把杨廷和一派的人又说的如何的高尚，这是比较有失偏颇的。
矛盾升级的同时，一个个导火索开始出现。正德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一个让大家不得不面对的事情终于还是降临了，嘉靖的母亲蒋王妃走到了北京城的郊外。和嘉靖当初进门的时候一样，议定什么样的礼仪又成了大家争执的焦点。嘉靖开始表现出强硬的姿态，再三否决了礼部的提议，并提出要以母后的仪仗，从大明中门入宫，并祭拜太庙，顿时朝野舆论大哗，张璁派和杨廷和派互相争执闹的不可开交。
城外的蒋王妃也不甘寂寞，给这把火上猛浇了一通油。她在听说嘉靖要称呼孝宗为皇考时，不禁大怒，对身边的迎接官员高呼：“我的儿子！为什么要变成别人的儿子！”愤怒之余，果然和他的儿子一样，蒋王妃宁愿在城郊简陋的行驿住着，在自己的丈夫没有获得尊号之前，拒绝入城。
满心盼望着即将和母亲团聚的嘉靖在听闻蒋王妃因为父亲尊号问题拒绝入城时，当着众人的面立即痛苦流涕。年轻的皇帝激愤悲伤之余，全然不顾一切，带着满脸的泪水一路奔向张太后的寝宫。他一边哭泣，一边启禀张太后，为了不让母亲受苦，不让自己无法认自己的父亲，他要求退位，带母亲回到安陆继续做亲王，任凭张太后如何劝慰，嘉靖的态度都异常坚决。
所有的大臣都傻眼了，明朝历史上第一位要求退位的皇帝出现了，这可怎么得了。皇帝如果退了位，那自己不就成了把皇帝逼退位的臣子了？好像没人喜欢这么一个历史称号。而且皇帝真要是退位，国家怎么办？再来个选秀活动？选了退退了选？把君父之名看做儿戏，这本身也是对大臣们的一种侮辱。
张璁在这个大臣们开始退缩的时候，立即回去赶写新的奏疏，继续探讨原来要求把兴献王称呼为皇叔父理论的荒谬。杨廷和等人在皇帝，太后和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做出让步，最后阁臣继续讨价还价出两个成果，一，承认兴献王和兴王妃可以改称呼兴献帝与兴献后，但是只能称帝而不能加皇字。二，这道诏书要说明是张太后的意思，以保全内阁的颜面。
嘉靖为了能让母亲进城，对其他的也并不急于一时，立即允准了这一要求，终于，本已接近失败的嘉靖最终在整个事件里挖到了一个胜利的缺口，当天，蒋太后进入了北京，母子欢聚天伦共享的时刻，并不意味着整个事件的结束，这些美好的欢聚只是为下一幕血腥的章节做了一个良好的铺垫而已。
血溅左顺门
嘉靖取得了在大礼议事件上突破性的胜利，也让杨廷和为首的反对派们感觉非常的尴尬。对于挑头站在嘉靖一边的大臣，杨廷和对他们非常的不满，站在权力的角度上，他当然不喜欢这些人阻挠自己的既定政策，站在文人观点的角度上，他也觉得这些人没有遵从儒家的德观念，甚至出于自己的理解，认为张璁等人是完全的政治投机。
张璁的观政进士期满，要被授予职务的时候，杨廷和将他调到南京去做刑部主事，远离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在张璁走之前，杨首辅很明确和张璁讲，你本是可以不用到南京去的，现在只能让你委屈了，以后不要在大礼议的事情上来为难我。在张璁之后，其他几个支持嘉靖的大臣被相继调任外地为官，嘉靖身边的参谋越来越少，但是嘉靖却变的越来越成熟。
在安排妥当了母亲之后，嘉靖开始进一步谋求对自己生父的尊崇。现在他的父亲已经是兴献帝，为了要大家承认他的生父确实是自己的父亲，他还必须要在帝前面加上一个“皇”字。
结局可以预料，杨廷和再次使出强硬手段，封还了皇帝的诏书，拒绝执行皇帝的此类旨意思。嘉靖把他们找来辩理，但是内阁和礼部的姿态是不会变的，他们所坚持的只有一条，如果皇帝坚持要一意孤行，内阁和六部大多数官员将会以总辞职来应对。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给打破。有一天皇宫中莫名其妙起了大火，烧了三座小宫殿，内阁大臣们立即抓住时机，借题发挥说一定是皇帝硬要不遵守礼法，触怒了天意，所以上天对大明给了一个小小的警告。
当时的杨廷和绝对还不熟悉嘉靖的爱好，四十年之后估计全世界都知道嘉靖的命门在那里，那就是迷信。朝臣们的说法换成一般的皇帝一定是震怒不已，但是嘉靖是很相信天道的，心中确实拿不定主意是不是上天给的警告，但是不管怎么说，自己要做一些改变，于是停止了对加“皇”字的要求。
深宫中的嘉靖在政治上逐渐成熟，开始熟思如何改变对付那些朝臣的办法，首先他知道，现在有大臣是站在自己一边的，而且在理论上自己占有一定的优势，只是问题在，杨廷和及其志同道合者掌握了这个王朝的政治中枢，他们把握住了九卿的几乎所有位置，在科道上又有大批的学生和朋友。任何想要明确支持嘉靖的臣子要么不敢说话，要么说完话了就和张璁一个下场去外省做官。要改变形势，必须要做到一点，就是慢慢的更换掉这个政府里的主要人员，要支持自己的人参与进来，能为自己说上话。皇帝固然斗不过全体大臣，但是皇帝可以联合一部分大臣斗倒另外一部分大臣，这几乎就是嘉靖未来四十多年里操控这个庞大的政治机构得心应手的精髓所在，可怜他的孙子一辈子都没能理解。
最先被嘉靖拔掉的就是那个非常讨厌的礼部尚书毛澄，这完全是靠运气，因为毛澄生了重病，只能请求致仕。对于这个垂死之人，一般的皇帝都不忍心让他们继续操劳，何况是这个恨不得他早点滚蛋的嘉靖。年轻的皇帝立即很“惋惜”的接受了这个老尚书的辞职，希望他早日回乡养病，但是毛澄没有等到看到故土的那一天，在回家途中病死。没过多久，刑，户，兵三部尚书也相继因为各种原因致仕，正德朝的原班人马，除了内阁还在，大多经历了调整。
嘉靖二年十二月，明朝的朝局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起因是嘉靖要求内阁拟定诏书命令一些太监到江南去提督织造事宜，杨廷和以扰民的理由拒绝，嘉靖一再的要求，都没有得到内阁任何人对于拟定诏书的同意，纵使他大发雷霆也没有用。
君相之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虽然表面上皇帝依旧很尊敬首辅，在其面前完全是学生的姿态，首辅也尽数做到对皇帝的礼仪，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双方已经毫无信任可谈了。你杨廷和再亲，亲的过自己的父亲么？如果连父亲都认不了，又何必把你这个名义上的先生尊的跟神一样？杨廷和在这场争论之后，再一次向嘉靖提出了辞职申请。其实当时的嘉靖也在挽留和允许之间徘徊不定，因为他很确信自己的政治能力在没有完全的合格之前，他永远需要杨廷和这样的首辅，于是一开始他还是试图挽留，但是杨廷和似乎态度非常的坚决，最终，嘉靖几乎是半情愿半不情愿的允许了杨廷和的辞职，并试图给予他所能给的最多尊荣。
这个正德皇帝无比信任的内阁大臣，曾经达到了内阁首辅所能有的权力顶峰，在此之后连张居正的权力都未必高于他，但是还是离开了政治舞台。他的继承人无论是蒋冕还是毛纪都缺少杨廷和身上那种不可或缺的政治能力和政治魄力。在早熟的嘉靖面前，他们早已经不是对手，大礼议事件在这个时候事实上已经决定了他最后的归属。
当然，一切还是需要有导火索，嘉靖已经不方便重提大礼议事件，他只能等待机会。机会果然就被他盼到了，这个人物还是和张璁有关。张璁被调到南京以后，认识了一些同事，经常聊起大礼议的事情，发现很多人和自己持有相同的看法，其中有一个叫桂萼的也是刑部主事，看问题很深刻，他们于是就经常研究一些古礼上的问题，最终由桂萼写成一篇奏折交上了嘉靖帝，重新要求给兴献帝的帝号上加一个“皇”字。
嘉靖有了这么一个把事情挑起来的人自然很高兴，把他的奏疏交给了礼部讨论，礼部的官员虽然毛澄已经走了，但是接替的尚书还是还支持杨廷和的，他和内阁的一些大臣们出面反对，但是又完全驳不倒桂萼的理论，在嘉靖的强硬姿态下，只能以辞职相威胁。嘉靖本就不喜欢这个新任礼部尚书，巴不得你辞职，立即允许其致仕。他心中已经有了好的礼部尚书人选，南京兵部侍郎席书是支持自己的，他决定让他在做下一任的礼部尚书。
部分朝臣们无力的坚持无法抵抗住嘉靖和一些大臣内外的强硬压力，兴献帝最终变成了兴献皇帝。当时嘉靖已经要张璁和桂萼到京城来参与议礼，两个人在路上终于帮皇帝做了一件他最最想要做的事情，在“皇”字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考”。
有人可能觉得嘉靖一步一步的进逼有得寸进尺之嫌，事实上，以前所谓的“帝”，“皇”诸字一切的一切都是为这个“考”字服务的。为什么？因为嘉靖的本质目的是想要把自己的亲生父亲变成自己真正的父亲，而那个孝宗皇帝变成自己的伯父。他现在依旧称呼着明孝宗为“皇考”，那就是在承认自己是明孝宗的儿子。只有确定了“考”这个字，才能让他名正言顺的喊兴献帝为爸爸。同时自己作为皇帝的身份，也只有在先给自己的爸爸加上“帝”“皇”这些定语，才能有讨论“考”这个字的可能。
京城里的一些朝臣们对皇帝称呼自己的父亲为“本身考”意见并不是很大，但是当张璁等人提出两考并尊是一种非常荒谬的行为，要求称呼孝宗为“皇伯考”时，很多怀念孝宗的臣子等于已经被逼到了底线，他们无法容忍在他们心目中那个令人爱戴的完美的孝宗皇帝会落到没有后嗣子祀断绝的下场，于是一种对张璁等人的积怨开始在京城很多官员中蔓延。
这里面最激动的人当属杨廷和的儿子，当时在翰林院当修撰的杨慎。对于这个才子，大家应该有所熟悉，因为他正是我们熟知的那本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的作者。这个年轻的官员召集了当时朝廷里同样年轻的一些愤怒青年，在一起集会，高呼要等张璁来了之后去打死他。张璁和桂萼像做贼一样偷偷进入北京，要么就躲在自己的住处，要么就躲进关系好的勋臣的家里。基本上哪里是他们的庇护所，墙外就是一群在外面抗议并声称要打死他们的明朝官员，情景好不热闹。
年轻的官员一般都喜欢用口水和肢体来解决问题，老成一点的则都把怨恨化在笔上，纷纷上书弹劾张璁桂萼，甚至要求皇帝将他们处决。嘉靖对这些人不屑一顾，现在只有自己的支持者才能帮自己完成他心目中那最重要的目标。画上的孝宗皇帝，也许很快就再也不用叫他父亲了，他终于能成为自己亲生父亲完全的儿子，还不再是半个，他这个时候最无比的需要张璁，需要桂萼，需要席书，需要那些上书请求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的臣子，他怎可能会杀了他们？
嘉靖在那些赞成派大臣的支持下，终于下诏书决定去掉称呼兴献帝“本生考”中本生两字，正确确定他为自己的皇考，同时也意味着孝宗皇帝将正式失去皇考的身份。一场巨大的政治运动在积蓄，内阁拒绝草诏并提出总辞职，科道无数的言官上书表示强烈的反对，嘉靖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从太祖之后就再也没有过的强硬姿态，他对反对奏疏丝毫不理睬，坚持要把自己的这一道旨意给贯彻下去。
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上朝结束，皇帝和大臣们依旧对这个问题没有讨论出一个结果。一群官员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在下朝的路上和同僚们互相发泄着自己的不满，大家都越来越觉得保住孝宗皇考之名越来越绝望。吏部的一个侍郎何孟春在宫门口拦住百官，大声的说：“想当年宪宗朝的时候，百官在文华门哭求，要为慈懿皇太后争葬礼，宪宗皇帝不是从了吗？我们为什么不能效仿这样的故事呢？”旁边的杨慎一听立即刺激到了自己愤怒的神经，立即站了出来，撩起他的朝服，慷慨激昂的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多年，今天正应该是仗义死节的时候。”其他官员无不被振奋，立即跑到皇宫的各个地方，把另外的大臣拦住召集过来，带头的几个就地做了一番振奋人心的演说，把所有在场官员的情绪都挑动起来，并且说：“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
宪宗成化皇帝的生母是周贵妃，而他的父亲英宗皇帝的正室是钱皇后，英宗和钱皇后曾经共历患难，夫妻感情非常之深，在英宗临死之前除了取消殉葬制度外，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希望以后钱皇后能和自己合葬，但是周贵妃出于嫉妒的心理一直阻挠这件事情，生为儿子的宪宗也没有办法，在危机时刻，明朝百官一起约定到文华门哭求宪宗，最终使皇帝本人改变了决定，让钱皇后和英宗能够合葬。
于是，各部院尚书，侍郎，都御史，寺卿，府丞，通政使司，参议，翰林院侍讲，修撰，六科给事中等一齐二百二十多位官员来左顺门外广场，齐刷刷的跪在左顺门前嚎啕大哭，哭声响彻整个紫禁城，大家高声呼喊孝宗皇帝和太祖高皇帝，要求嘉靖改变决定。
哭了一阵，有人发现跪着的群臣里面居然没有内阁大臣，大声疾呼：“辅臣尤其应该力争！”于是立即有官员去内阁叫人，毛纪等内阁大学士不敢怠慢，立即带领全部内阁赶来，一起加入了跪哭的行列。
当时的嘉靖刚刚下朝在休息喝茶，突然听到外面嘈杂的哭声，非常的震惊，在弄清楚事件缘由后，立即叫几个太监去左顺门，要求大家都回去，但是无人理睬，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说法才肯退去。嘉靖只能忍着怒火一次又一次派人去说服诸位大臣请他们回去，从当天的早上七点跪哭开始，一直劝到下午一点，强硬的大臣们既然选择了在这里跪哭就没有做主动放弃的准备。双方在僵持了三个时辰之后，嘉靖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他觉得一味的劝说根本没有用，要给这些人点颜色看看才行。
于是他命令锦衣卫去抓了八个级比较低的带头官员，以表惩戒，借此恐吓百官全退。但是这一做法对那群义愤填膺的大臣来说等同于火上浇油，大家的情绪更加激动，哭声更加响亮。杨慎和另外一个官员甚至激动的站起来冲到左顺门前使劲拍打宫门。在再次调停无果后，愤怒的嘉靖下令将在左顺门哭的五品以下共一百三十四名官员全部抓起来投入诏狱。其他四品以上官员全部待罪。
第二天，在朝臣和皇帝的极度对立中，嘉靖举行了为自己的母亲上慈仁皇太后尊号的典礼，有一半以上的尚书和侍郎拒绝参加。嘉靖愈加的恼怒他们这种藐视自己的行为，在锦衣卫过来问正关着的那群下级官员如何处理时，嘉靖下令参与左顺门事件的官员，四品以上停发俸禄，五品以下廷杖。于是当天跪哭的所有五品以下官员遭到了廷杖惩罚，有十六人被杖后伤势严重，无法治愈最终身亡。
之后，内阁大臣毛纪请求致仕，立即被批准。愤怒的嘉靖在了解了当天的实情后，将带头的杨慎等七人再一次抓起来廷杖，然后全部削籍为民。
几天后，嘉靖的父亲兴献帝的神主到达了北京，嘉靖为父亲加上了“皇考恭穆献皇帝”的尊号。谁也没想到，大礼议事件，也这样一种激烈的矛盾方式落下他的大幕。之后嘉靖所做的把父亲的神主推向太庙，写书来表明大礼议从理论上的正确以及清除自己的反对党这类行为，只能说是这一事件的后续了。明王朝二百七十七年历史上发生过三次百官哭求事件，最温和的是宪宗时代，成化皇帝很顺从的答应了百官的要求。正德和嘉靖都面对过百官哭求，最终无奈都动用了廷杖，正德失败的地方在于，他即便用了廷杖，也没能完成自己的政治主张，依旧还是屈从于大臣的政治压力。嘉靖是唯一的胜利者，在明朝十六个皇帝中，大多温和偏于软弱，太祖，成祖和嘉靖是性格上最果决对大臣最严厉的三个皇帝。嘉靖在被推上皇位的时候几乎不懂任何的政治手腕，但是正是因为这一事件，他迅速锻炼成了明代诸位皇帝中最懂得控制政治的皇帝之一，此后他的历届首辅，无论张璁，无论夏言，无论严嵩，无论徐阶都是他整个棋盘上的一个棋子。他很会利用大臣来控制大臣，明朝在宣德之后皇权就逐渐降低，一直到他那里甚至诞生了杨廷和那样强势的内阁首辅。嘉靖在任上提高了明朝皇帝的权威，使得内阁的权力有了进一步的下降（当然，太监的权力降的更低），但是他的后任几位皇帝也都再没有学习到他身上的权略术，他提高的皇权很快降了下去，阁权再次膨胀，直到万历的时候皇帝已经说不动大臣而天启的时候皇权需要借助于宦官来和百官抗争。明王朝的政治斗争就是这样在权力与权力的平衡中，跌宕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