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五号的晚七点，灰蒙蒙的天空上，终于飘下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
本来嘛，该冷不冷不成年景。这不，过了小雪节气好多天了，也没见个雪渣儿掉下来。心头惆怅，也是在所难免的。
城里城外，风依然是柔柔地吹着。到处纷呈着秋暮的斑斓，一如画家手中的调色板，没有丝毫的萧杀与凋零。潍河两岸，堤柳轻轻地摇曳着，渐渐地把叶子晃成了浅黄色；绿油油的冬麦舒展着身姿，似乎还在遥远的春梦里拔节；田埂小径上，没脚的荒草，已枯成了灰褐色；一朵朵不识名儿的小花儿，牵着一串串绿叶，三三两两地从草丛中探出头来，把脸凑在一起，笑盈盈地开。
若是因循守旧，过了立冬，就应该是进入冷天了。俗语说得好，小雪不封地，过不了三两日；大雪不封河，架不住北风戳。这些年，不知怎么一个缘故，口口相传了几辈子的谚语突然间就不灵了。
在我的记忆中，至少在六七十年代，气候转换依然是老人们时常叨念的那个样子。该下雨的时节下雨，该刮风的时节刮风，任他春秋冬夏，这些不知承传了多少代的谚语，一直都是极其灵验的。
临近小雪，大田里最耐霜冻的大白菜、青萝卜、芫荽都已收获，只有零零星星的拔了芥菜的胡萝卜还卧在地里竖着紫褐色樱子。地冻邦邦响，萝卜正在长嘛！说的就是胡萝卜。一大片一大片已经摘了顶桃卖了霜后花的棉柴棵，成了野兔们的夜宿地。清晨的寒风里，会时不时地传出来”嘭嘭”的鸟铳声。老人们常说，要是再不拔棉花柴，过了小雪，就要等到明年了。
后来，天气为什么就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我实在是说不上来。前一阵子，”科学家“们一会儿大谈暖冬就要到了，一会儿又被一场接着一场严寒的天气频频打脸。大小媒体，”腕儿“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搅和得好不热闹。不知今年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刚刚迈进十二月，天气预报就开始不停的预警，说未来的一周，山东境内有一次大范围的雨雪过程，最低气温将下降到零下七八度。从心里说，现在的天气预报确实是准了，处理过的卫星云图，想必是好多人都能看得懂。我便想起刚扯上有线广播的那会儿，每一家墙上都挂着一个”话匣子“。农村农忙嘛！一天三遍天气预报，都安排在吃饭的时间段广播。也许那个时代的气象站，已经简陋成了一个风向标，一个温度计和一个量雨器，所以，准确预报天气的概率当然就不高。老百姓口中的那句调侃：“昌邑县，广播站，现在开始浪费电！”到现在想起来，仍然是忍俊不禁。
对于一个对雪有着别样感情的人来说，面对这种天气预警，内心并没有丝毫的不安。相反的，倒是有一种按捺不住的窃喜，更愿意早早地去迎接那个雪花纷纭的飘落。我这个盼啊！不一会就去扒拉扒拉手机上天气预报。把qq上的，天气上的，小窗上的三个天气源信息不停地来回比较，生怕一不留神，错过了这场魂牵梦绕的飞雪降临。
下雪，就不能不说说堆雪人。别看这个题目在小学生作文里常常出现，落笔之处也讲的头头是道。但是话又说回来，那毕竟大人的事，小孩子嘛，也就是跟着玩玩，打个下手而已。我童年记忆中的雪人，都是村里有点艺术细胞的大人帮助完成的。因为艺术审美的高低，决定了堆起来的雪人之间，有着千差万别。所以，绝大多数人家的，仅仅是将就着看，而我，却不喜欢这个样子的东西。我记得，爸爸堆的雪人，平心而论，还是蛮不错的。按照排名，也不在这个绝大多数之内。然而，在一个孩子的心中，我还是想要最好看的。于是，每当早上起来扫雪，总是在离门口不远处堆上一个大雪堆预备着。用铁锨把雪狠狠地拍实在了，然后妈妈会告诉我，等吃完了饭，请你二爷爷来给你做个雪人。
二爷爷不是本家，姓付，据说是按照街坊辈称呼的。这个街坊辈，究竟是从哪一代开始的，大人围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常常地拉起来，只不过是，我一个小孩子家没有听进耳朵罢了。
为什么要请二爷爷来做呢？因为一个孩子的眼中世界，二爷爷做这个就是最棒的。当然，与二爷爷熟悉，还夹杂着其他的因素。任何一个地方，总是亲疏有别，这个不难理解。二爷爷是我老奶奶茶友的二儿子，和她家的大爷爷一样，天就的一副巧手艺。大爷爷是做木工的，村里村外都称他“细木匠”。可想而知，他手头出的活能有多么的厉害。我第一次回老家，大爷爷就给我做了一个小拖车，我一直拖到上小学。大爷爷的儿子比我小不了几岁，也继承了他爹的手艺，实话说来，做的确确实实不如他爹。
二爷爷的雪人弄的再好，也不过是给我了某种自豪感，一时觉着舒服罢了。下雪天，最快活的，还是孩子们自己玩自己的。当时的条件，也无非就是两件事，一是打雪仗，二是啃雪蛋。打雪仗最得意的，就是倒背着手，小心翼翼地把一团雪球塞到耍伴的衣服领子里。你想啊，那个贫苦年代，孩子们穿的都是空心棉袄，一个雪球放进去，那是多么的透背凉啊！融雪的日子，一两个顽皮的，会把屋檐上的凌锥掰下来，偷偷地藏在书包里，走着走着，冷不丁地掏出来，瞬间投进女同学的衣服领子里。不用说啊，除了一声惊叫，跟着就是一顿嚎啕大哭！恶作剧换来结果，是教室门外罚站一上午，冻得浑身打哆嗦。
啃雪蛋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找一处没有任何污染的雪地，拢起洁白的雪，握成一个雪蛋。在冻得通红通红的小手里来回捯饬，不停地往上哈热气。半袋烟的功夫，雪蛋开始晶莹起来，有种捂着一团白砂糖的感觉。然后一边在手心里来回的翻滚，一边一小口一小口的品尝着自己的创造出来的美妙滋味。
过了大雪，河面开始封冻。孩子得早早地准备溜冰车。放学后，从偏房的墙上取下来，大家凑在一起，楔楔木塞，更换铁丝，加固手撑。河面上刚开始“蚂蚱凌”，孩子们就争先恐后去探脚，也为此常常弄湿了鞋子，挨大人的训。一旦能上人，胆大的早就窜上去了，一路上踩得“嘎吱吱“地响。老人说，初冻的凌是有筋骨的，看着不厚，即使一脚踩下去会“咔嚓”出一个长长的裂缝，人却掉不下去。到了初春，凌看上去再厚，也没有筋骨，千万别下去。
令我最长记性的是刚上四年级，过了十五，我和小伙伴一起去河边玩耍。远远的看去，河面上叠起的冰块上有好多冻在冰里的鱼。这下可好，一个个没头没脑地往河冰里冲。人家心眼多的，跑跳利落的，都是踩着囫囵冰块挑着走，我倒好，一脚踩进冰缝子里，崭新的过年棉裤湿了大半截。要知道，即使过年，也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摊上条新棉裤，更不用说替换的。大冷天，窝在没有火炉取暖的房子里，只有光着屁股围着被，老老实实地待着，眼巴巴地瞅着窗外。姥姥一边心痛地责备，一边烧了好多好多的草木灰，总算把棉裤给焙干了，没耽误上学。从此以后，春天的河面，我是如何都不敢上去的。
似乎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雪，在我居住的城市，都是一个递减的趋势。越下越少，越下越小。西伯利亚也好，新疆也好，凡是过来的冷空气，几乎是绕过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四省市，从山西过河南，直奔江南而去。黄河下游的气候，从过去记载中的春旱秋涝变成了今天的春旱秋也旱。想必，这不是苍天的一种慈悲。
我抬起头，望着迟来的漫天飞舞的雪花，在想：但愿，远去的落在江南的雪，在某个时间，会戛然而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