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宁波鄞州区法院4月24日一审判决了一起交通肇事案，被告人处有期徒刑三年，并赔偿被害人家属损失计117万余元。
事情是这样的。2018年12月6日，被告人谢某在鄞州区一马路路口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步行闯红灯横穿马路，与驾驶二轮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行驶的邓某相撞，谢某逃逸，邓某因头部撞击钝性物体致颅骨骨折、蛛网膜下腔出血，引发颅内压增高，压迫延髓呕吐中枢及生命中枢，呕吐物吸入呼吸道阻塞支气管，引起窒息死亡。
经认定，谢某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造成事故后逃逸，承担主要责任；邓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承担次要责任。法院审理认为，谢某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因而发生致一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并在肇事后逃逸，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其犯罪行为致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遭受损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看似平常的一次闯红灯，不仅使对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自己也锒铛入狱，并附带巨额赔偿！
其实，近年来关于非机动车、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乱闯红灯而造成的恶性交通事故时有报道，网上搜索诸如“闯红灯交通事故”，能找到的案例更是数不胜数，差不多每个城市都有几起这样的事故出现。打开那些网页，惊悚的文字描述，惨烈的视频和照片，大家都会为之动容。但是令人困惑的是，这个浅显的道理谁人不知？这些可怕的事故谁未听闻？可我们只要出行在大中城市，总能见到大量电动车、自行车和行人面对红灯熟视无睹、横穿马路悠哉游哉的场景，有时候你要是驻足等待红灯，反而感觉自己是“另类”了！
为什么国人的这个“特色”行为屡教不改呢？仅仅归结为文明素质欠缺不解决问题，要说都是急着赶时间也不可能，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笔者试图做些简单分析，不论正确与否，只是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这个问题，从自身做起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有那么难做到吗？？？！！！
首先要归咎于从众心理和侥幸心理
笔者长期观察注意到，只要有一两个带头闯红灯者，多数人都会不假思索地跟上，笔者往往属于最后的“滞留”人员，其实心里也有些蠢蠢欲动，只好尽力克制。“别人都闯，我也得过”的从众心理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根据社会心理学研究，从众心态源于人们以某种群体为基准来采取行动，所以“参照群体”非常重要。笔者进一步认为，从众行为可以分为平均化参照群体（如面对不确定事件时遵从多数人的行为）、向上极化参照群体（如粉丝对偶像的模仿）、向下极化参照群体三类。在遵不遵守交通规则这件事情上，由于相互间能保持匿名、受惩罚概率很低，人们很可能会暂时性地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参照那些较低的道德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个行动具体来说就是闯红灯。
另外，闯红灯出事故的概率毕竟是较低的，尤其是实施严格监控的城市主干道，“礼让行人”（被）执行的相当到位，行人的侥幸心理会更强。
其次是习惯性行为在作祟
既然从众行为是遵从别人行为来进行的，那么闯红灯的“带头大哥”又是怎么回事呢？排除真有非常紧急事务、片刻耽搁不得的情境（那也不应该违反交通规则），“带头大哥”多数是习惯性地、下意识地充当“色盲”，也就是说，他的生活经历指导他这么去做，没什么为什么，也不是他有意要违反交通规则，而是他脑海中存储的生活经验里，大多数人、大多数这样的环境下都是这么做的。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有的城市、有的路口闯红灯明显少于其他地方。
道路交通的安全法则全国通用，但是从统一的社会规范到统一的文明交通，这中间有个重要的过渡环节，那就是社会习惯。从建立社会规范到形成社会习惯，就是文明演进的过程。
再次是交通信号设置不够合理
第一，为了确保交通安全，现代城市的路口一般都把机动车直行、左拐分离开来，这样造成一个不好的现象，行人站在一个十字路口，经常在前进的两个方向上都是红灯。这主要是因为在两个方向的车辆左拐时，行人都不能过马路。
第二，在先左拐还是先直行的顺序设置上，不光城市之间不统一，甚至一个城市的不同路口也不一样，无论是机动车驾驶员还是行人，在不熟悉的路口都可能被迷惑。
第三，除了十字路口、丁字口外，有的路口设有五个方向（六个的我没见过，说不定也有），这样的路口等待红灯的时长无疑会增多。此外，在有高架桥地方的红绿灯设置也会更加复杂。对于行人来讲，毕竟也是要考虑出行的时间成本的。
交通信号的设置涉及我们每个人，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够深入调研，科学设计行之有效的交通信号规则，出台全国统一的标准。
最后是对闯红灯现象的惩戒手段不足
第一，对于闯红灯造成交通事故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第（二）项明确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依据这个规定，只要不是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辆，他就会获得一定的赔偿，这里面固然有人道主义的考虑，但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闯红灯行为。
第二，对于一般意义上的闯红灯，只能界定为“不文明行为”，发现这样的行为，只能对行为人进行劝导，其效果不是很好。同时，在大大小小每个路口由交警现场执勤的成本太高，文明交通志愿服务也难以长效坚持，即使坚持下来，他们的劝导效果也远远比不上交警，能起到一次性的制止作用，但无法达到长效化——下回还会闯红灯。
现在很多城市增强了惩戒手段，有的在行人闯红灯时电子播报语音提示，有的利用道路口的LED大屏幕播放闯红灯者的违法录像，有的甚至在路口使用了自动喷水装置……可以看到，对于闯红灯者的处置方式，正在由“劝导”向“警示”转变，这是创建城市文明的需要，也是提升现代人素质的需要。
总之，对于“中国式过马路”，我们需要的是客观对待、主动改变——它主要不是闯红灯者自身文明素质的原因，而是复杂的社会原因造成的。之所以分析它的成因，就是想来个社会心理学专家、国家有关部门、社会志愿者组织，最主要的是我们公民自己的“总动员”，运用多种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闯红灯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