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刚

宗族祠堂是一个宗族之间，相互灌输和传递儒家文化精神的圣地，它具有许多重要作用，比如，制定族规乡约，举办宗族成员的婚丧嫁娶活动，奖励或惩罚某个宗族成员，商议宗族内部的大事，节日期间举办宗族大型聚会，等等。

《白鹿原》里多次出现的“白鹿宗祠”，就是白鹿原上白家、鹿家共用的祠堂，它在弘扬儒家礼教的同时，也为整个宗族积淀了丰厚的宗族文化，体现出来的作用不言而喻。

实际上，祠堂和宗族文化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跟“独尊儒术”的文化理念所产生的时间基本同步，《汉书·文翁传》里记载：文翁（汉景帝后期的蜀郡守）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及时祭礼不绝。这句话说明在两汉时期，祠堂和宗族文化已经形成了规模，在民间普遍存在。

在后来，凡是有一定实力的宗族，都会建造自己的祠堂，豪门望族的祠堂宛如深宫大院，不仅富丽堂皇而且面积大，普通家族的祠堂规模跟民居差不多。不论规模大小，人们在祠堂的正厅，会按照字辈谱的顺序，摆上列祖列宗的牌位，供后人祭拜，让人们明白自己的根源所在。

时过迁境，现在的北方已经极少看到宗族祠堂，而在南方比比皆是，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需要从历史原因和人文环境来看待这个问题。

具体分析下来，差不多有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从历史进程来看，南方人大多是从北方中原地区迁徙过去的，背井离乡后，为了缅怀北方的先祖，南方不少家族建立了祠堂。

中华民族诞生于黄河流域，然后向周边地区逐步发展、壮大，当中原地区、关中地区已经发展成为富庶之地时，长江以南地区仍然是人烟稀少之地，甚至是蛮荒之地。

随着北方地区的人口不断增多，可利用资源越来越少时，北方人之间为了相互争夺资源，不断发生冲突和战争，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乱，就迁徙到南方地区。

比如，三国鼎立时期，西晋“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元蒙时期，北方地区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老百姓不得不迁居到相对太平的南方。离开故土后，无法安放精神寄托，人们只能通过建立祠堂，祭奠列祖列宗，久而久之，形成了宗族文化。

第二，南方远离政治中心，所受到的辐射力有限，需要祠堂和宗族文化来约束人们的言行，提升宗族的凝聚力，起到管理的作用。

纵观历史，我国在北方建都的时间要远远多于南方，如，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著名都城都位居北方。

都城由于是政治中心，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相当大，俗话说“天子脚下要低调”。而远离都城的南方地区，受到的辐射力有限，这就需要宗族祠堂和宗族文化来起到约束和管理的作用。

实际上，在古代社会，宗族文化是皇权的稳定器。县官属于最低级别的官员，县以下的管理权都交给宗族自治，由德高望重的族长来实施管理权，祠堂恰好是族长发挥个人职责的舞台。

如果哪个宗族成员作奸犯科，会被押到祠堂由族长审判和处罚。对整个家族来说，族长就是监督者和管理者，对管理宗族，提升宗族的凝聚力至关重要。

第三，在“破四旧”时期，南方因为受到的冲击力较小，许多祠堂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时至今日，发展成为宗族的精神信仰。

上个世纪“破四旧”时，宗族文化被当作封建旧文化、旧风俗的代表，致使北方的许多宗族祠堂毁于一旦，而南方相对偏远的地方，一些年代久远的祠堂没有受到冲击和破坏，后来成为文物被保护下来。

目前，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地，仍然能看到许多古老的颇具规模的祠堂，比如，广东潮州韩文公祠，广东中山陈家祠堂，广西柳州柳侯祠，福建龙岩李氏大宗祠，等等，这些祠堂古色古香，基本上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承载着历史的韵味，以及一个宗族的文化信仰。

第四，相对来说，南方的大家族比北方多出很多，为了便于管理宗族成员，需要建造祠堂来管束。

历史上，中国诞生了许多名门望族，比如，东晋非常有名的四大家族里，琅琊（起源今山东即墨）王家，陈郡（起源今河南周口太康县）谢家，谯郡龙亢（起源今安徽蚌埠）桓家，颍川（起源今河南许昌）庾家，虽然王家、谢家和庾家起源于北方地区，但他们真正发展壮大起来，是在“永嘉之乱”时举家南迁后实现的。

并且，他们定居南方（建康城）后，世世代代生活在南方，一直传承到现在。

在四大家族的示范效应下，北方许多大家族不断南迁，促使南方的大家族越来越多，经济发展越来越繁荣。为了便于管理庞大的宗族成员，提高宗族的竞争力，必须建立祠堂，给宗族成员设立一个遵法守纪的场所，导致大大小小的祠堂在南方地区如雨后春笋，不断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