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书友们，今天我们继续来品读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这本书第一部分的第三章：过度期望。

一、物质丰富的后遗症

     18世纪初的工业革命，推动了西方世界的变革，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思想和社会观念。20世纪的现代化脚步加速，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

     与此同时，普通民众对自己身份的焦虑，却不断加剧，对自身的重要性、成就和收入越发在意，越发恐惧自己会失去这一切，变得一无所有。

二、关于“足够”的哲学

     关于“怎样才算足够”，我们的习惯是，以那些和我们自己层次相当的人作为参照。只要我们和他们情况差不多，我们才会感觉心理平衡。

     如果我们生活的凄风苦雨，但是跟我们层次相当的人，一样如此，那我们就不会有怨言，即使我们明知有许多人生活的安逸而奢华。

     如果我们生活舒适幸福，但是当我们得知，我们的老同学比我们生活得更好，我们仍然会感到不满，会觉得我们应该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而陷入焦虑，甚至愤恨之中。世上最难忍的就是朋友比我们成功。

三、穷苦却知足VS富足却焦虑

     在物质进步的同时，心理的苦痛也相伴而生。因为，每个人都深信人人平等，坚信自己能实现任何梦想。

     然而，在相当漫长的历史上，我们的主导观念是，人与人之间生来就是不平等的，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才是明智的。

     基督教义中宣扬，社会阶层的不平等是正常的，不可改变的。在天国，上帝掌管一切，上帝指派尘世的各级统治者，并排定了所有臣民的地位和等级。

     直到17世纪中期，欧洲的政治思想，才开始对平等的理念进行探索，新的政治观念由此产生，“政府的正当性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国民获得幸福和财富的机会”。

     1776年的美国革命（独立），使平等得以实现，建立起了充满活力的，以经济地位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在贵族统治制度中，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的家族历史和名望；而在新社会秩序中，社会地位只与自身成就相关，尤以经济成就为重，大批英才得以脱颖而出。

     在民主和富足的崭新国度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变小，即使是细微的差距也变得明显起来，焦虑和不满如影随形，再也找不回中世纪时底层民众所有的，精神上的宁静。

     民主社会与贵族社会，对贫穷的看法很不一致。贵族社会里，底层的仆人欣然接受命运，愉快的生活，同时不失自尊。而民主社会里，充斥着无限机遇的论调，带来了盲目的乐观，但实现梦想的终究只是少数，剩下的多数人，转而变得消沉抑郁，轻贱自己。

四、自尊=实际的成就/对自己的期待

     我们的自尊，受现状和自身期待的左右，期望越大，遭受羞辱的可能性也越高。因此，提升自尊有两种途径，一是取得更多的成就，二是降低对自己的期望。

     很遗憾，西方社会没有鼓励我们降低期望，正相反，却反复抬高我们的期望，足够的自尊永无实现的可能。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坚信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勃艮第公爵菲利普得知自己1岁的儿子不幸夭折，表示“上帝若能让我在1岁之时辞世，我会觉得那是一件幸事。”

     信来世的人相信，现世只是永生世界的短暂序曲，现世的成就只是永恒世界中的昙花。一旦这种信念被打破，压力随之而来，我们会在短暂的一生中，急切地追求现世的成功。

     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不断将奢华的生活推至大众眼前，助长了人们对生活的渴望。1896年，英国《每日邮报》的创办者表示，他心中的理想读者是，虽然“年收入只有100英镑”，但却梦想“来年能有1000英镑进账的人”。

     卢梭指出，财富不代表占有物的多少，是拥有多少我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只要还在追求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就不算富有；如果总是满足现时的拥有，即使实际拥有物再匮乏，我们依然是富有的。因而，使人变富有的两种途径是，给他很多的钱，或者限制他的欲望。

     现代社会一方面提高了我们的收入，看起来更为富有；另一方面，鼓励我们追求一切，激发了我们无限的期望，在我们想要得到和能够得到的、实际地位和理想的地位之间，构筑起了一条永难填补的鸿沟，使我们越来越感到贫穷和不满，终日焦虑多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