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阳余晖透过门隙照入房中。房里一人躺在床榻上，病容虽憔悴，神色却很温和，另一人则坐在榻前，轻而缓地说着什么。仔细辨来，依稀是在追忆年少时的事。
暮光在二人的谈话声中逐渐拉长，不过片刻功夫，它就爬上了榻，也爬上了听者沾上风霜的鬓发。说话的人便停了话头，仔细地端详那缕光。良久之后他方才开口，这一开口，说的又不是先前在谈的话题了——他道：“当年晏公劝我‘能容于物，物亦容矣’，现今看来，看得真准，真是金玉良言。”
说话的人是王安石，他以强硬的手腕组织一场变法，几乎将满朝都得罪了。恩师欧阳修因为他自请离朝，昔年交往的好友与他反目，连亲弟都选择站在他的对立面。
他认为只要将这条路走到底，革除大宋王朝的弊病，大家自然会知道他是对的。可他不曾料想改革派内部发生分裂，变法再难以推进。正是艰难之际，他看重的学生吕惠卿又背叛了他……穷尽心血折腾大半生下来，可谓是众叛亲离。
而今他离开朝堂，找到了曾经最好的朋友曾巩，二人因为变法，分道扬镳二十年。如今终于有一方肯回首认错，另一方却重病在床了。
王安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念及错过的岁月，不由想起那位劝过他的晏公。
晏公名殊，字同叔，与他是同乡，为人率直却不失圆滑，又颇有识人之明，喜欢提携后生。可王安石与晏殊没有太多交集，一则二人任职之地相隔甚远，二则两人在观念上有些不同。
而如今，当年的临川才子已经垂垂老矣，回首过往，他不得不承认晏公确有洞见。
北宋开国之时，宋太祖就定下了优待文人士大夫的政策，让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凡有才之人，入仕之途并不仅限于科考，还可通过门荫制度和特奏名，因此宋人的参政意识异常高，中进士的人数也几倍于前代。
晏殊就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受益者。唐代王维二十一岁中状元已是佳话，晏殊则更令人惊羡，他十四岁时就参与科试，获得同进士出身。
晏殊素享“神童”之赞，殿试之时，宋真宗见这个孩子年龄虽小，与千余名高他半个身子的考生站在一起，却毫无惧怕之意，作的文章又的确有可称道之处，不由心生喜欢。两天后，诗赋策论复试，晏殊发现考题是他以前做过的，当即坦然对考官说了因由，并请皇上换题。
此磊落之举更使真宗大悦，索性将他留在密阁继续读书。待到适官之年，就给他委派官职，并一路擢升为太子舍人——太子舍人并没有什么实权，但非受皇上信任者不能任。自汉代开始，这个官职的设定目的就是让品格高尚的官员待在太子身边，给太子好的引导。
而真宗之所以任晏殊为太子舍人，似乎可以从史书中寻得蛛丝马迹——晏殊入了密阁之后，日理万机的真宗并没有将他忘记，而是不时关注他在与什么人交往，知道他交友慎重、学习勤奋后就很欣慰，时常赞赏。
待晏殊年纪稍长，他实诚的品质丝毫没有随着年纪与阅历的增长而衰减。百官外出举行宴会、泛舟悠游之时，晏殊并不与众人为伍，只是闭门读书。真宗夸赞他谨厚，决定任他为太子舍人。
晏殊知道真宗委他此任的缘由后，竟去对真宗坦言：臣不是不喜欢玩，只是因为穷，如果臣有钱，臣也会去。一番话直听得真宗哑然失笑，感叹自己给太子选的这个老师没选错——立身若不谨重磊落，如何为太子之师？
唐代有一诗派名为“苦吟诗派”，这是由一群命途坎坷、仕途不顺的文人组建的，他们为诗多幽深曲折，在宋代则全无这种派系。因为宋朝历代国君都优待士大夫，宋代文人的仕途相比前代的人顺遂不少。而晏殊走的路则堪称平顺中的平顺。
他幼龄即获国君荣宠，年长又多蒙拔擢。真宗对他的喜爱和看重甚至已经到了不让他守丁忧的地步——丁忧一守便是三年，真宗之朝尚且太平，没有敌患，宋廷的党争也还没发育出来，不可不谓是太平之世。但真宗认为无论世局如何，朝堂上都不能少了晏殊。
宋真宗的认可与晏殊本人率直而懂迂回的性格，大概早已奠定了其一生平顺的基调。
常言道：一朝天子一朝臣。秦孝公逝，商鞅失去保护伞，惨遭车裂之刑；唐顺宗驾崩，唐宪宗即位后，将一众参与革新的能臣罢黜贬谪到不毛之地，终身不予重用。而这样的悲剧没有发生在晏殊身上，此种理当归一份功于他的圆滑。
太子即位，称宋仁宗。仁宗即位之时尚且年少，不能处理政事，因此刘太后临朝听政。
彼时，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都想专擅朝政，独自向太后上奏言事。丁谓虽有才学，却是个惯会巴结上司之人。曾经在宴会上看到寇准的胡须上沾了饭粒，就急忙上前将寇准的胡须理顺，寇准向来是个清刚之人，当即问他：国之大臣，为何要为长官抚须？
观此做派，可知丁谓是个贪权之人。即便仁宗时期的他已经官至宰相，他却仍不知满足，而曹利用也不遑多让。朝臣都知道这俩人有架空太后的心思，却慑于他的权势，不知如何阻拦。若出言委婉些，或许不起作用之余，还会招来排挤，获罪贬谪，若言辞激烈，引来的后果更不堪设想。众人思来想去，三缄其口最好。
晏殊就在此时挺身而出了，他并不如往日面对真宗时那般耿直言语，也并不劝诫丁谓、曹利用固守臣子本分，只对太后道：臣以为，我等向太后奏事理当隔帘而告，让太后看不清是何人进言，才算公平。
太后至此垂帘听政。于是众臣都能向太后奏事，巧妙地断了两个权臣的妄念，权力始终掌握在皇室手中。太后记着晏殊的维护，又念及他为帝师，愈发重用他。
后来太后拜谒太庙，有人劝太后穿戴皇帝的礼服和衣冠，晏殊知晓此事，也不直接说不合理，只以《周官》中规定的进言。太后知晓穿着帝君的衣饰不合理，就不动声色地拒绝了旁人的建议。
晏殊的圆滑之处不仅限于处理庙堂之事，也显露在日常点滴中。
王安石与晏殊是同乡。晏殊欣赏这个年轻人的才气，又觉得他性情耿介，日后必然是国之栋梁，就很想提携他。在某次宴席上，晏殊与王安石私语，言及日后若有需要，大可来找他。
王安石却不买账，他自知才华不会被埋没，根本不屑走后门。宴席散后王安石甚至对友人叹道：想不到晏公是这种人！
晏殊身处官场几十年，虽仕途平坦，却并非不会看人脸色。他自有识人之术，一眼就知道王安石没把他的话放心上，甚至看不起他那番言论。但他并不以为忤，反而在后来又对王安石说道：能容于物，物亦容矣。
晏殊并不执迷于提携王安石。他看穿了王安石刚直不阿的性格，知晓他的性子会给自己带来如何的险阻，可既然这个后生听不进去，他便也只能善意地提醒一句，再不多言，丝毫不以前辈和上位者的姿态去指责对方执拗。
这样一种与人交际固守的分寸和距离，就是晏殊的圆滑所在，大概也是他在文坛上饱受赞誉的缘故，后来连王安石也对晏殊异常敬重。
再平顺的人生也避免不了出现几星波澜，而善于生活的人即使处于低谷，也会寻找有意义的事来做。
1027年，晏殊因在宫中责打侍从获罪，被贬往宣州，后来又改去应天府。
他在应天府兴办教育，请到得意门生范仲淹来讲学。《宋史》中讲：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晏殊对教育事业做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而他门下的学生也多是当世名士，除了范仲淹和王安石，还有欧阳修、孔道辅。
晏殊的词以“清贵雍容”著称，王安石曾对晏殊之作有些微词：为相者整日写些小词，能把国家治理好吗？王安石此话不无道理，因为词在五代时期只承担宴乐功能，但纵观词的发展史，晏殊的词是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的。
柳永知晓晏殊有识人之明，曾向晏殊自荐。但晏殊拒之，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闲拈伴伊坐”。由此可知晏殊对作词的态度——作为一个太平宰相，他自然会享受生活，作曲填词以自娱，但尽管是游戏之作，晏殊也反对流于儿女小情与浮艳之语。
晏殊之子晏几道也对友人说：先君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撇开晏殊是否真的未作一首妇人语，这话本身就说明了晏氏对词的格调的看重。
晏殊的名篇正很好地反映了他的人生观：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浣溪沙》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浣溪沙》
虽然花的凋零是人无法阻止的，但燕子还是当年的燕子；即使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人也难免陷入孤独的境地，但人永远有一个选择：怜取眼前人。
晏殊总能在缺陷中发现完满，永远不陷入绝望的境地，反而指向圆融、通达的境界。而这样找补的前提是勇于面对缺憾，并细细观察品味——这是一个成熟的人必须具有的品质。
另一方面，晏殊的词虽清淡雍容，与他本人的性格却不尽相契。他之所以责打仆从，就是因为某日前去玉清昭应宫时，负责带板笏的人姗姗来迟，晏殊气急，当即执笏将那人的门牙打断。
他担任地方官时，手下的官吏都惧怕他的急脾气。性急虽并非好事，但也恰好说明他非惰政之人，观其一生成就，也可知他的确有政才。
1055年，晏殊病逝，享年64岁。仁宗深悔没去探视他，沉痛之中竟罢朝两天，并雕刻他的碑首为“旧学之碑”。
见过李长吉的迷魂招不得，见过李太白的直挂云帆济沧海，见过韩退之的雪拥蓝关马不前，也见过辛幼安的男儿到死心如铁，未免觉得晏同叔的一生平淡得如一杯茶水。提到他没有什么意难平，也找不到什么壮怀激烈的故事，并不能在一瞬抓住观者的眼球。
只是在某一个清朗的午后，观者坐在树荫之下翻开《珠玉词》时，会惊觉它竟隐约散发出与手边清茶同源的幽香，虽不浓烈，却沁人心脾，自有一番不同于酒的韵味。
而那个性格急躁率直，却又圆滑成熟的晏同叔负手而立，唇边带着一抹淡淡的微笑，他正远眺着暮春的园林，仿佛看到了无穷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