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拾麦穗的路人

1.

二伯父是“四类分子”，受管制对象。

父亲是生产队的政治队长，专管思想教育。

母亲与二伯母这一对妯娌是好姊妹。

这关系不是一点点的微妙，五岁的冬儿是无论如何也理不清楚的。

晚上在生产队的“忠字室”召开社员大会。白天冬儿听到父亲悄悄地在跟母亲说，开会时会有重要的事发生。母亲就叮嘱父亲，要他想办法找个借口不要参加了，父亲似乎很为难的样子。冬儿听得稀里糊涂：到底会有啥事呢？为啥不让父亲参加？

吃过晚饭，社员们搬着小板凳陆陆续续地来到会场，开会也能赚工分，大人们谁也不愿拉下。伯母婶婶们一坐下来就忙着做手工活，有的纳鞋底，有的织毛衣，边干活边拉着家常。孩子们自然也不肯错过这样的热闹场合，在大人们的空档里穿梭着，嬉闹着。

冬儿的父亲主持会议，他让大家安静下来后，开始一本正经地读报，冬儿听着听着快睡着了。心里想着会有啥事发生呢，好奇心驱使她忍着瞌睡，但终于还是伏在母亲的大腿上睡得沉沉的。醒来时，冬儿觉得气氛有点怪怪的，与母亲结伴而来的二伯母怎么不见了，二伯父为啥倦缩在墙角处，头深深地埋在两腿间。

冬儿被父亲扛在肩上回家。一路上，母亲轻声而严厉地责怪着父亲，父亲则极力地辩解着。冬儿是满腹疑惑。

回到家里，父母亲一直很留意外面的动静。

忽然，外面一阵躁动。只听得二伯父的骂声：“坏良心，要拆散我们一家人！”接着杂乱的脚步声从冬儿家的西窗外传入，咚咚地敲得冬儿心发慌，脚步声向着村后远去了。

“不好了，出事了！”母亲说：“你听听，叫你不要主持会议，现在怪到你头上了！”

“我也没办法，身不由己。再说负责批斗的是民兵队长。”父亲说。

“先别管那么多了，找人要紧！”母亲说。

父母亲出了门，连门也忘了关。风拍打着门，吱呀吱呀地响。冬儿缩在被窝里，又冷又怕。

过了好久，父母亲回家了。冬儿藏在被窝里偷听他们的对话。得知晚上开会时二伯父被批斗了，二伯母说了句抗议的话，也被批评了。二伯母提前回了家，后来想不通去投河寻死，家里人发现得快，找到河岸边把她拖了上来。好好地，二伯父为啥会被批斗呢？冬儿想不明白。

2.

二伯父是冬儿父亲的堂哥，他俩的名字只差一个字。冬儿平时也听父母念叨二伯父的事。

那还是在旧社会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年少的二伯父去了上海滩。本意是想去学生意混口饭吃，不料路上被人哄骗，说带他去工厂里做工，却把他带到了黑帮组织里，就这样误入了歧途。

几年后，二伯父认识了一位姑娘，日子久了，两人产生了感情。于是他金盘洗手，带着姑娘回到乡下成了家，过起了男耕女织的安稳生活。堂哥堂姐们也陆陆续续出生了。

二伯母在教会学堂里上过几年学，会弹琴。家里有一架风琴，忙完了家务，二伯母会坐到风琴前，边弹琴边唱歌，此时的二伯母，在冬儿眼里美极了。二伯母有一双专用的筷子，是双银筷子很漂亮。冬儿特别喜欢去二伯母家玩，二伯母也很待见她，时常从衣兜里掏出些小零食给冬儿。

有一次，冬儿在父母亲的聊天中了解到，二伯父是戴了帽子的，这跟他解放前在上海滩的帮会里做事有关。“唉，这个帽子戴上了就难脱掉了！”父亲说。

这是一顶什么样的帽子呀，冬儿特意跑到二伯父家，想看看那神奇的帽子。可二伯父头上并没有戴帽子呀，冬儿忍不住问：“二伯父，你怎么没戴帽子，你的帽子呢？”平时对冬儿和颜悦色的二伯父立马变了脸，呵斥道：“小东西，你也来笑话我！”冬儿被吓着了，“哇”得一声哭起来了。冬儿妈闻讯赶来，哄冬儿回家，问清缘由后，叮嘱冬儿，以后在二伯父面前千万别提帽子的事。

只是后来二伯父时不时地被批斗，那时会戴着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几个字，每个字上打了叉叉。

投河事件发生后，二伯母与母亲依然来往着，她俩时常在一起做女红说悄悄话，但冬儿觉得她们的交往似乎比以往谨慎了许多。晚上再有批斗活动时，凑巧得很二伯母总会生病卧床休息。而白天时，母亲会差遣冬儿去悄悄地唤来二伯母。

有一次，冬儿听得父亲在跟母亲说，有人提醒他要注意划清界限。母亲说，现在是他家最困难的时候，同家族的人帮不上什么忙，如再故意疏远会让人心寒的。她时常有一句话挂在嘴边：“天总会亮的”。冬儿觉得挺奇怪，说这话时明明是大白天嘛。

3.

转眼间，冬儿上了学，父亲也担任了其他工作。

堂哥堂姐们长大了，大多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可二伯父家的大儿子，冬儿叫他猫哥的，总是说不上对象。为此，二伯母常在母亲面前长叹短嘘，母亲除了安慰她外，也不忘托人介绍合适的人家。

后来，猫哥好不容易说上了对象。对方是病退在家的知青，不嫌弃二伯父家的四类分子的成份，愿意嫁到乡下来。

猫哥要娶新娘子了，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冬儿自然开心得不得了。冬儿父母进进出出也是洋溢着笑容，帮忙着筹备婚事。定下办结婚仪式的日子后，接着去亲戚门上发邀请，二伯父带着两堂哥忙着采购东西。堂姐们则忙着装扮新房，冬儿跟着她们学剪“喜”字，用红纸剪出双喜，喜字贴在大门上、新房玻璃窗上，向外诏示着马上要办喜事的信息。

家族里的那间大客堂是好几户人家共有的，平时堆满了杂货。现在各家各户抽空把杂货清理了，到时候喜宴就摆在里面。家族内的红白喜事都是在这里操办的。

那段日子，冬儿发现二伯父虽然整天忙得脚不掂地，却总是咧着嘴乐呵呵的。

婚事准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忽然有一天，冬儿看到二伯父家来了两位大队干部。他们并不进门，而是把二伯父叫到门外，对他说：“你们家的情况是不允许操办酒席的！”二伯父一下子懵住了，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冬儿在一旁急了：为什么不许办酒席，村上人家娶媳嫁女不都办酒席的么？不办酒席猫哥能娶上新娘子吗？

二伯父一家人如霜打似地蔫了，冬儿一家也忧心忡忡的。二伯母自然又来到冬儿家，找冬儿母亲说说话叹叹气。

冬儿听母亲宽慰着二伯母，说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再想想办法。正说着话，只听得二伯父家里，传来杀猪般的嚎叫，“不好，打起来了！”大人们急冲冲地往外跑，冬儿也跟着跑去。

二伯父家的大门关得紧紧的，屋内传来拳打脚踢的声音，二伯父的求饶声一声紧过一声。

冬儿的父母拼命拍打着门：“猫儿，狗儿，不要乱来！快开门！”二伯母一屁股坐在阶沿石上，双手拍打着地皮，嘤嘤地哭喊：这日子可咋过啊！

门被撞开了，冬儿躲在大人们的背后，从人缝里往里瞧。看到二伯父脸朝下躬着背侧卧在地上，手反剪着绑着绳子，光着一只脚。冬儿不由自主地想起家里养的那头大肥猪，出售前也是这样被绑着嗷嗷叫。

“妈，为什么要把二伯父绑起来呀！”在冬儿眼里，父母不是最亲的人吗，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她内心充满了恐惧。

冬儿母亲不理会冬儿，她冲到两堂哥面前：“猫儿，狗儿，你父亲也是没办法，不能怪到他身上。殴打大人是不作兴的。”

猫儿与狗儿两位堂哥喘着粗气，你一句我一句地说开了。

原来，大队干部走了后，苦恼之极的二伯父，收拾了个包裹，要去上访。两位堂哥追到大路上把他拉了回来，二伯父不听劝，非要上访。堂哥们忍无可忍，就关起门把他揍了一顿。

猫哥对冬儿母亲说：“婶娘，我们从小到大受了他多少连累，因为成份高上不了高中，因为成份高讨不到老婆！”猫哥狠狠地看了二伯父一眼：“现在他还要惹事，不好好教训他一下，他是不听劝的！”

二伯父躺在地上，老泪纵横地说：“我年轻时做错了事，我认，我一直在好好改造。但别连累了我儿子啊，我要去找政府！”

冬儿母亲转而数落起二伯父：“二伯我不是说你，你还嫌事不够大么，这么大年纪了做事也不用用脑子！你出去了万一回不来了怎么办？”冬儿更疑惑了：明明是堂哥打人不对，母亲为何要责怪二伯父呢！

二伯父终究未去上访，卧床了几天。

猫哥结婚的那天，办了一桌酒席，请女方的家长吃了顿饭。那间大客堂并没派上用场，冬儿很失望。

若干年后，二伯父摘去了四类分子的帽子。一家人终于熬出了头，过上了安稳日子。再后来，二伯父因中风瘫痪了，在床上一躺就是十多年。一家人用心侍候他，直到他终老。

二伯父走了，带走了伴随一生的苦难，却给冬儿留下了难以解答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