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注了很多“热点”事件，汶川地震十周年、母亲节、川航英雄机长....每一个事件后都有无数的文章被发出，我习惯性地搜索阅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关注官方媒体的报道，而是更多的去看那一个个自媒体背后，那一个个平凡的写作者内心的想法。
前天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地震10年，汶川没有什么新闻》，文末的部分有这样一段话：旁人锣鼓喧天、哭和悼念，只是因为10周年，他们有一种非纪念不可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来源于一种不安的心情：在这样一个节点性的日子，如果不说些什么，那就对不起10年前遇难的人们。
对于媒体人来说，地震10周年是一个绝对的热点，每个人都极力地想要挖掘些什么故事，比如经历灾难后笑对新生活的人们，比如10年间仍旧坚持守候的驻扎者。
这些内容大多关乎坚强、乐观、勇气、责任与爱，充满了主旋律的意味，人们在海量的信息里搜寻挖掘，渴望有典型性的故事，渴望从每一个细微中挖掘出一种价值。
昨天发生的川航飞机玻璃脱落事件，再一次触动了我。事件发生后，大量的文章蜂拥而至，我看到很多这样的题目《全国哭泣！机场还原！飞机挡风玻璃掉落，机长咬牙拼死救回全机乘客》《血衣作证，万米高空惊魂！全国哭泣！中国机长救了所有人！史诗级壮举！》...
这本身是一件很令人心生敬仰的事件，机长的冷静沉着、过硬的专业技能拯救了全机119位乘客的生命，但在报道或评价这一事件的太多文章里我却看出了太过于浮夸的煽情。
如今的民众对于突发的各类事件已经见怪不怪，热搜所带来的冲击已经在逐渐被消减，但还是有无数的自媒体像是看到一只老鼠都要饿虎扑食的豺狗，但凡是热点就要将其无限扩大升高，用感叹号冲击着受众的心理。自媒体时代，这些人是不是用力过猛了。
最初接触新闻这一门的时候，我觉得写东西就是要写给别人看的，越多人看越好，越多人点赞越好，流量为王的思想在慢慢渗透进我的潜意识里。所以我会费尽心思的去想题目，想观点，总是想告诉别人：你看，我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
这导致我会不自觉的站在一种道德制高点去评判事情，恶人我就狠狠批判，好人我就极力歌颂，凡事我都要给它挂上一种价值，好让我的文章看起来有那么一丝高大上的尊贵气质。
但去年的一次采访经历，第一次动摇了我的这种观念。
我去采访磁器口的一个竹根雕匠人。四十多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雕了二十多年的竹根，创作了无数竹根雕作品，他雕刻的时候手法娴熟，锤起刀落，佛像的眼睛仿佛闪着光。
我把他看做是艺术家，我想他一定有着对竹根雕有着艺术上的追求，一定对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传承情怀，对于现在的手艺人的生存状态，他一定有很多自己的看法。我心里一喜：这简直就是完美的采访对象。
可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却惊讶的发现，他不过就是一个平凡的靠手艺为生的人而已，什么非遗什么传承他并不在意，他只是靠这个去谋生。我甚至违背了新闻采访的原则，诱导性地问了他很多关于非遗传承的问题，他只是说：肯定会传下去的，这个我不关心。
我在这个人身上找不到什么“新闻价值”，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他都没有，但我突然意识到，这也许才是他身上的价值，这才是真正的平凡手艺人的境况。他们的大多数并不像媒体报道中描绘的那么具有艺术性，他们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掌握了这门手艺，然后谋生而已，传承这样宏大的问题或许只是媒体或者大众的主观先行。
上个月在交通茶馆采访，一个大学教授得知我们来意后，第一句话问我“你们是不是都有写好的提纲和答案。”我愣了，原来既定的框架已经成为了一种默契的约定成俗，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在他看来已经不再是讲述与聆听的关系，而是要求与配合。我相信这不只是他一家之见。
突然想到柴静在《看见》写到的话“采访一个人，如果是为了印证已经想好的主题，这个主题不管多正确，都是一种妨害。”
我们告诉他，我们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我们只想知道人们最真实的想法。
我把上文的种种现象归纳为自负对于我们的侵蚀，我们都太自负了，不论是用力过猛的煽情还是主观先行，我们都为自己设定了“政治正确”。写作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偏离了自己的初心，写到最后都是一种自我感动和取悦自己的过程，而用到的工具大概就是歌颂、怜悯、批判——这样自以为是的情感。
其实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要感人至深，不是所有的人物都要变成一种人设，价值观不是写作的终极追求，真实才是。
想到《复联3》里的灭霸，所有人都说他是穷凶极恶，但我却在里面隐约看到了一个值得尊敬的悲情角色。但他们说恶就是恶，罪不可恕。
写下这些，我其实还是不够坚定的，我会怀疑我的认知是否站得住脚，但我还是觉得，写字的人最重要的不是表达，而是记录，最大限度还原真实是我们最大的使命。
END
·
文 | 晋王京阳
图 | 网络侵删
“我喜欢记录一切”
欢迎关注公众号——不默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