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在《万历十五年》的开头，黄仁宇教授用这段话开头，看似平淡无奇，越往下看就愈发觉得波涛汹涌。当然，对于我这种不爱动脑的人来说，他所说的“大历史观”让我晕头转向，曾一度想弃书而去。还好我坚持下来，所以才能看到这么令人惊艳的著作。
何为“大历史观”？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其实本质上就是通过阅读史书，纠察当下社会现象其蝴蝶效应的源头。
公历1587年，为什么是蝴蝶效应的源头？一切看文章娓娓道来。
万历皇帝――被绑架的一生
本书开篇第一章，就是我们的万历皇帝。1587年，万历皇帝正值青年，24岁的他本应该意气风发，但他却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于是，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这种消极怠工自然没有公然以圣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别人看来则已洞若观火。
什么是“阴”、“阳”？这两个词贯穿全文，也正是这两个词高度概括了明朝史，借用首辅申时行的口：“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即不能公知于社会，却在暗中支撑着社会运行的不成文规则（潜规则）。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
身为天子，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很难跨出宫门一步，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各省，一点选择的自由都没有，居于九五之尊还有什么趣味？
文中对于皇帝那个作威作福，放不下架子，事事也不顺心，有时还有点胡搅蛮缠的味道的样子刻画的淋漓尽致，让人即同情，又很悲恸。
一个形同虚设的皇帝，像被绑架在高高的龙椅上，在其位，而不谋其职，距离一代王朝的陨落似乎越来越近。
世间已无张居正――矛盾集合体
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当张居正出任首辅的时候，本朝已经有了两百年的历史。开国时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风气与今天的实际距离已经愈来愈远了。很多问题，按理说应该运用组织上的原则予以解决，但事实上无法办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调整。
张居正的十年新政，其重点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加强行政效率乃是一种手段，张居正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他力图振作，但要求过于严厉，以至抗拒横生。
公历1587年，张居正早已不在人间，使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它正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危机还令人难于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政事的每下愈况，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却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业也随之付诸流水。
首辅申时行――打太极的高手
公历1587年，时为万历十五年，申时行五十二岁，他已感到未老先衰。几年之前，他即已鬓发苍苍，现在身为首辅，位极人臣，又有张居正前车之鉴，为什么他对一切还要那么认真而不听其自然呢？
都说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代感的人，懂得为臣之道。他由张居正的推荐而入阁，他任首辅期间，深知要影响全体文官，必须首先提供自己的诚意。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也要坚持他调济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首辅申时行虽然提倡诚意，他对理想与事实的脱节，却有一番深切的认识。
申时行深知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所以公开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达到这个低标准，已经需要一番奋斗，如果把目标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实事求是了。 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至于官员本身，向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则各有不同。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于清操无损。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籍，其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愤慨。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属清高自负，一介不苟取于人；这绝对的道德观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为代表。这三者的差别，也就是文官之间不能和谐的一大原因。
申时行决心做和事佬，他的诚意得到了某些文官的尊重，但并不能为全部人士所谅解。也正因他申时行能够虚心下气，才有进步成长的机会，而终于成为张居正的继任人。
首辅申时行在1587年，依旧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一步步对万历皇帝的诱劝，“阴”、“阳”调和的为官之道，还一直在践行，但他所期望的明朝开明政治，却愈发形而上学。他坚持信心，静待时机的好转。可是无情的时光，究竟还有多少让申时行来安排和等待呢？
海瑞——古怪的模仿官僚
文中说海瑞是属清高自负，一介不苟取于人，他的声望早已为整个帝国所公认。他当然是极端地廉洁，极端地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就是极端地粗线条，极端地喜欢吹毛求疵。
文中一段描写很有趣：阳历11月，海瑞向嘉靖递上了著名的奏疏。奏疏中指出，皇帝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盗匪滋炽，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嘉靖皇帝读罢奏疏，其震怒的情状自然可想而知。传说他当时把奏折往地上一摔，嘴里喊叫：“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旁边一个宦官为了平息皇帝的怒气，就不慌不忙地跪奏：“万岁不必动怒。这个人向来就有痴名，听说他已自知必死无疑，所以他在递上奏本以前就买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诀别，仆从已经吓得统统逃散。这个人是不会逃跑的。”嘉靖听完，长叹一声，又从地上捡起奏本一读再读。 嘉靖没有给予海瑞任何惩罚，但是把奏章留中不发。他不能忘记这一奏疏，其中有那么多的事实无可回避，可是就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哪怕是提到其中的一丁点！皇帝的情绪显得很矛盾，他有时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干，有时又痛骂他为“那个咒骂我的畜物”。有时他责打宫女，宫女就会在背后偷偷地说：“他自己给海瑞骂了，就找咱们出气！”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海瑞确实是一个公正而廉洁的官员，具有把事情办好的强烈愿望，同时还能鞠躬尽瘁地去处理各种琐碎的问题。但就是这样一个神话般的人物，却因为不屑于“阴”与“阳”的运用，而被明朝文官集团抛弃，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方政治抱负，付诸东流。
接近1587年年底亦即万历十五年丁亥的岁暮，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去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至此，大清官海瑞死了，大明朝的大厦也越发摇摇欲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一代名将戚继光在阳历1588年1月17日离开了人间，按照阴历计算，为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如果这消息已为皇帝所获悉，则多半是出于东厂中秘密警察的劳绩，因为政府的正式档案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三个月以前，戚继光的名字最后一次在御前提出。一位监察御史上疏建议起用这位已被罢免的将领。这一建议使皇帝深感不悦，建议者被罚俸三月，以示薄惩。”第一句话就足以赚够读者的眼泪，戚继光是明朝最有才能的将领，其被劾罢官三年以后仍不能见谅于万历，着实让人深感悲恸，黯然泪下。
但是通观本朝武将的经历，其不幸似乎又不仅止于戚继光一人。这些令人同情的遭际，在本朝带有普遍和必然的性质。探本溯源，还必须从本朝文官和武将之间的关系说起。 概括说来，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对于武将来说，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和战争的经历却养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他们需要具备准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武人在刀剑矢石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在维持军队给养的问题上，同样表现了帝国政府重文轻武的风气。
在文官们的心目中，戚继光赫赫有名的“戚家军”不是社稷的干城，而是国家的威胁，这自然又和文官集团的平衡原则大相凿枘，加之他又和张居正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必须对他作严厉的弹劾。一代名将戚继光，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了寂寞和凄凉。
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是因为他在一镇中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有一位就是为他写作墓志铭的汪道昆写到“口鸡三号，将星殒矣”，显然有无限凄怆的感触。
阳历1588年1月17号清晨，将星西陨之际，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我们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军备的张弛，立即影响一国国运的盛衰。三十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戚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李贽的人生哲理并不像海瑞一样，以为官俸定额以外的一丝一毫收入都属于贪污。他以特行卓识而见称于当代和后世，但在这个问题上却和常人有相同的看法，即做官的目的本来就是名利。他的诚实在于能够坦白承认这一目的，而不打出去绝私欲、为国为民等等高尚的幌子。这就接触到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让每个人公开承认自己的私心，也就是自己的个人打算，以免口是心非而阴阳淆混？
万历十五年，哲学家李贽走到了心学与理学的交叉口。期间描写：“李贽和耿定向决裂以后，公布了他写给耿定向的函件，斥责他的虚伪，耿定向以眼还眼，如法炮制”，于是两人就开展了令人捧腹大笑的辩论赛。这一段公案，也被看做是但是有名的心学派（李）反对理学派（耿）的一个事例。反映了李贽相信物质之理和道德之理相通，但是他没有接受理学的类比方法。既然此路不通，他就另辟蹊径，最后终于悟出一个道理，即宇宙间各种事物的“有”，完全出于个人心理上的反映，比如花开花落，如果不被人所看见，花就与心“同归于寂”。所谓天理，就是先天存在于各人心中的、最高尚的原则。忠孝是天理，也是心中自然而然产生的观念。其最高境界，可以使人摆脱日常生活的忧虑，心灵上达到澄澈超然。持这种看法的人，常说“将发未发之际”也就是杂念冰消、情绪宁静之际，此时视觉、听觉、触觉还没有全部开动，而是凭个人的直觉可以领会到宇宙间一种无可形容的美感。
1602年，李贽在狱中以剃刀自刎，却在污血之中挣扎了两天才死去……总体来说，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这一年，中华民族数千年由汉人统治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灭亡，再也无力扭转乾坤，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败。这一年，可谓是明朝乃至大中华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名中译则为《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也可以说是实行愚志的第一步，黄仁宇教授以传记式的陈述方式书写全文，将“阴”与“阳”作了轮番分析，把历史课本中枯燥乏味的人物刻画成有血有肉、立体饱满、有大志亦有私心的人。他们无论出生、无论腐败或是清廉、无论权倾一时或是树倒猢狲散，都躲不开历史滚滚的车轮，无人善终，令人唏嘘不已。
此书“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不但暴露中国传统的弱点，还有对中国未来的一种期许。
借用王朔的书评结尾：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历史书、对历史的看法。……《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