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我：你在什么时候最快乐？

我会回答说：精神世界的探讨。

今天和W在午后5小时不间歇的咖啡店谈话就是这样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在地铁上便匆匆忙忙地记录下了几个点，生怕不久后就会忘记这些启发人的谈话内容。

小目录：

1.    gapyear近况

2.    书

3.    依恋关系

4.    自信

5.    创伤

6.    采访

7.    难民＋无家可归的人们

8.    非主流职业

说起来，W和我的相遇真是有缘。我和她在同一个美国纽约的非盈利心理创伤机构MeaningfulWorld工作过。当时，MW的boss Dr.Ani跟我说起他们组织之前有过一位中国留学生的加入，我很好奇，是怎样的中国留学生会加入心理创伤的非盈利组织工作呢？随后，Dr.Ani让我们交换了电话，我们便因此联系上了。第一次和W的见面在纽约。11月的寒冬里，我和她约在一家韩国咖啡店。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W的笑容，她是唯一一个让我刚见面就感到安心的女孩子。她似乎有一种魔力，与她真诚地敞开心扉是多么的容易。我们细细道来自己对心理，对人生的理解。聊了不久后，我居然发现她与我同是杭州人，且家都在城西。我们互相道着命运的巧合，说着：下次一定要在杭州再约着聊聊。

这次，我从北京的心理公司辞职回杭州后，就约到了她出来一起喝咖啡。她刚从哥大结束这学期的课程，这几日便宅在家里看书呢。杭州烈日骄阳，两个人喘着气来到咖啡厅 ，在沙发上坐下。一杯拿铁一杯抹茶，我们就这样开始了畅谈。

我跟她相视一笑，有种多年未见的好友感觉。与她交谈，让人感到平等与舒心。开始后，大家互相聊着近况。

我GAP Year已经过完了一半，把北京的心理公司的工作辞了之后，我便漫无目的的回到杭州思考接下来半年要去做的事情。心中似乎有了答案，但是我依旧不知道要通过哪些手段去完成这些想做的事情。

我仅有的目标，是我的咨询师跟我说的：“你想要被看见。”

我不禁疑问，想要被看见是每一个迷茫期中人会有的愿望吗？回答一定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那么，什么叫想要被看见呢？是做演员？主持人？演讲者？记者？或是公司高层？这些目标对我来说太过于遥远，我能看到的只有迷茫。

W随后便问起我最近看的书，我跟她例举了三本我最喜欢的书，除了谢丽尔的《Lean In》（向前一步），另外两本是《未来简史》和《导读尼采》。一本女性独立，一本历史，一本哲学。此外，我还喜欢看规划、管理类的书籍；例如最近在读菲利普的《管理营销》，有些大部头，所以记笔记有些散漫。其他的则是一些心理咨询的专业书籍，厚厚的一堆在床头：《精神分析导论》《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学》《你的感觉，我懂！》南希的《人格结构》…

“那你倒挺适合咨询公司的哎”她说道。我微微一顿，想了想，或许可以呢？其实之前也了解过商业的咨询，和心理咨询虽然很不一样，但也是我所擅长的分析和制定战略的类型。心理咨询相比商业而言关心更多的是个人的心理成长，而真正意义上的咨询公司似乎是帮助企业成长。一个向内，一个向外。我倒是很喜欢这个建议，有点跃跃欲试。

后面我们谈到了不同的依恋关系。依恋关系是一个大话题。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安全归属地”——有了它，你可以放心、勇敢地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我觉得W的依恋一定很好，一问她父母确实也是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她做任何的决定。她研究生换了4所学校，中间去过乌干达，采访当地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写成故事。先后在北京、上海都实习过。她在我眼里，真的很勇敢。相比之下，我与陌生人讲话总有一些距离感，好像无法很快地靠近，总有些不知道讲什么。想到W一个人去台湾的经历，比如她意外地遇到了当地儿童文学的老前辈攀谈时，我眼里充满着向往。

为什么我不可以做成那样呢？想来也是和父母的依恋关系还是一塌糊涂。现在该分离的时候还是划不清边界。我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自己总是想向母亲证明优秀，但往往换来的总是责骂和贬低，自尊挫败的厉害。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下一句居然是“那不是我母亲的错，是我的错”。我突然意识到，我又开始了自我谴责。这和我从小到大被家里人当成“撒气筒”有很大的关系。容忍、攻击内心，一步一步让我越走越失去了自己。但自尊又是从哪里来呢？

前些天看见一个TED Talk，一个football coach总结他的提高自尊的方法：repetition builds self-confidence. 我现在的理解是，不断去练习能提升自尊的方法。比如去闯荡社会，让自己的能力提升，去得到正向反馈，而不是渴望父母的一句：“你真棒”。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人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我曾经总是听到有年龄比我大的前辈说：“羡慕你才20岁啊，还可以做很多我之前没有做的事情。”但真的是这样吗？我想这样的比较其实是自我贬低、逃避现实的一种借口。论上，3岁神童也有。论下，一辈子一事无成的傻子也有。所以每个人，不过是中间的那些人罢了。最重要的还是心态与信念。

我们中间还穿插了一些创伤的探讨。W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相信神的存在。因为我大学fordham是基督教学校，我自己也去合唱团唱过圣歌，也能理解她几分。她与我分享了一个观点：那个可以让心有安放的地方可以是宗教、心理、哲学的任何一处，一个人在经历一些难以忍受的事情的时候，有这些支持，他才可以正视心态走下去。我比对了一下我高中那次难以忍受的经历，也是不断的阅读心理学和哲学，以及家人与朋友的帮助挺过来的。同样，她与神的稳定依恋关系，也奠定了她勇敢向前的动力。所以，她言之有“实”理。

之后我们聊到了采访，前几天看了谢丽尔的自传，听了吴晓波的博客，便特别想听听他们的真实想法是怎样的，思想和思想之间又是如何碰撞的。我对此总是充满欣喜的心情，每次一想到能进步的事情就不能自已。谢丽尔是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她鼓励女性去争取领导力，以及勇敢的去变优秀，在社会上争取同等权利。吴晓波频道是我母亲推荐给我的，里面既有人生、读书的分享，还有他自己关于经济现状的理解。那些理解有时会让我们这些宅在公司或是家里的人耳目一新，巨大的思维反差让人眼前一亮，也让人更想向前去更多的了解新的趋势。

W是个“战地记者”——总是去难民区或者无家可归的医院里做采访，她喜欢接触千千万万的人，去听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感受，并把那些全都写下来。那里的生活和我们想象的真不一样！

她跟我说，在乌干达的日子里，因为没有基础设施，洗澡是用脸盆洗的，上厕所是地上的一个圆形坑，吹干头发要跑到屋顶上去（但往往上得去下不来）。我被这些传奇经历所感动了！

想想美国无家可归的人跟中国完全不一样，纽约街头随处可见。“他们一旦离开了工作岗位，被迫离开家，就很难翻身”W跟我说道。美国的资本主义对底层人民并不友好，更多的是上层对经济国家的高谈阔论。我问W说：“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怎么不去避难所呢？”她回答说：“那些地方好人都不会久呆的，太乱了。吸毒抽烟混乱，完全没有出路。”说到这里，我顿时同情地对这些人感到无奈。

她还跟我说起一次她教师朋友的经历。那位教师自愿去那儿教书，班里有个小女孩沉默地不说话，我们暂且叫她Lina吧（化名）。老师每次和Lina打招呼说：“Hi，Lina！How are you today？”Lina也低着脸不说话。后来班上的其他小朋友因为老师每次都这么和Lina这样问好，大家也每天跟Lina打招呼：“Hi，Lina！How are you today？”慢慢的，Lina终于说：“I am not fine.”

这时，W解释说说，Lina其实有个家暴的父母，她爸爸妈妈每晚都要打她，所以她很不开心。听到这里，我心不由地疼了一下。

后来，有一次那老师出门，Lina追着她跑来了，老师停下脚步。这时，Lina蹲下来，轻轻地给她擦了擦鞋子。

听到这里，我心又揪了一下，眼泪刷刷的流下。

W又跟我分享了一个在男监狱里面教艺术史老师的经历。你能想象那个场景吗？一个大块头在一个桌子前面认真的看着对面的人给他改本子上的语法错误，认真地听她讲艺术史。那种场面，我想象起来都很震惊。那些男囚犯大多都是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但是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却让人惊讶。每次那位老师去教书的时候，那些大块头都会毕恭毕敬地喊她“Miss”或者“Professor”！

有几次，大块头对看见老师认真教他们学习哭了，他们说：只有你把我们当成是人，不是数字...

我顺道提起了非主流职业，W瞬间开了脑洞讲起了法医、给尸体化妆的人、还有帮大奶劝退小三的“算命人”。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职业都有。我差点被她所了解的给逗乐了，同时也感到很惊讶。我天生对恐怖片没有任何好感，鬼屋都不想去。她却慢慢跟我讲这些职业的背后故事。比如上面说的化妆的人，他们也许曾亲眼在战争中看到自己所爱之人面目全非，所以想让他们更好的离开这个世界，选择了尸体化妆师这个职业。

爱啊爱啊，任何事情，动机都是爱吧。

爱情人，爱家人，爱朋友，爱老师，又或者是爱自己。

完美午后，木质咖啡桌上，两个理想主义者互相微笑着，偶尔夹杂的惊讶和惊喜，相谈甚欢。也许这就是语言给我带来的魅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