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浮休书【原文】
张芸叟与石司理书云：“顷游京师，求谒先达之门，每听欧阳文忠公、司马温公、王荆公之论，于行义文史为多，唯欧阳公多谈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请：‘大凡学者之见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谕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是时苏明允父子亦在焉，尝闻此语。”
又有答孙子发书，多论《资治通鉴》，其略云：“温公尝曰：‘吾作此书，唯王胜之尝阅之终篇，自余君子求乞欲观，读未终纸，已欠伸思睡矣。书十九年方成，中间受了人多少语言陵藉云云。此两事，士大夫罕言之，《浮休集》百卷，无此二篇，今豫章所刊者，附之集后。
【译文】张芸叟与石司理的书信说：“最近游历京师，请求拜访前辈官员，常拜读文忠公欧阳修、温 国公司马光、荆国公王安石等先生的议论，大致以道德方面文章为多，只有欧阳公多讲为官的事情。时间久了不免向他请教：‘大凡读书人来求见先生，都是想听道德文章的，现在先生教人最多的是做官的道理，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欧阳公说：‘不是这样的，你们为当今杰出的人才，以后必定为官理政，自然应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大致文学只能使自己光彩，政事才可以影响事物。我曾贬官到夷陵，那时正年轻，向往学习 ，想找来《史》、《汉》阅读，但公家私人都没有。无法打发日子，于是就去取架上的陈年公案卷宗，反复阅读，发现里边的冤假错案，数不胜数，把理屈的判为理直，以黑为白，以真为假，徇私枉法，灭亲害义，无所不为。而且夷陵不过是个荒僻的小县，尚且这样，整个国家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当时对天发誓说：从此以后我处理政事，绝不敢疏忽大意。’当时苏明允(洵)父子也在场，都听到了这话。”还有答孙子发的信，多谈论《资治通鉴》，大略说：“司马光先生曾说：‘我编写的《资治通鉴》，只有王胜之一人读完过，其余众人，也找此书看，都没有读完，就打哈欠、伸懒腰昏昏欲睡了。此书经过19年才写成，中间受到多少人的语言糟蹋。”这两件事，士大夫很少谈及，《浮休集》一百卷，没有这两篇，现在豫章所刊刻的《浮休集》把它们附在后面。
【简析】真正关心你的人一定谆谆教诲，为你多方并长久的考虑。当探寻到一个人的身世经历，才算是了解了这个人。
*二，汉唐八相【原文】
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为汉、唐名相，不待诵说。然前六君子皆终于位，而姚、宋相明皇，皆不过三年。姚以二子及亲吏受赂，其罢犹有说，宋但以严禁恶钱及疾负罪而妄诉不已者，明皇用优人戏言而罢之，二公终身不复用。宋公罢相时，年才五十八，后十七年乃薨。继之者如张嘉贞、张说、源乾曜、王晙、宇文融、裴光庭、萧嵩、牛仙客，其才可睹矣。唯杜暹、李元纮为贤，亦清介龊龊自守者。释骐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可不惜哉!萧何且死，所推贤唯曹参；魏、丙同心辅政；房乔每议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
【译文】萧何、曹参、丙吉、魏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是汉唐名相，这不必细说。然而前六位君子终身任宰相之职，而姚崇宋璟在唐明皇时任相，都不到三年时间。姚崇因为自己两个儿子及亲信小吏收贿赂被罢相，尚属事出有因。宋璟却仅仅因为严厉禁止劣质的钱币及嫉恨有罪而无休止告状的人，唐明皇就根据优人的一句戏言而罢掉他宰相之位，姚崇、宋璟两人再也没有被起用。宋璟罢相时，年仅58岁，过了17年才死去。继之为相的如张嘉贞、张说、源乾曜、王晙、宇文融、裴光庭、萧嵩、牛仙客，他们的才能是显而易见的。只有杜暹、李元纮可称为圣贤，也是廉洁奉公、刚正不阿的人。放弃骏马不骑，反而急急忙忙地去找别的劣马，真可惜啊!萧何将死，所推荐的贤人只有曹参；魏相、丙吉同心协力，辅佐国政；房玄龄每次议论国事，必定言及没有杜如晦就没有人能筹划决策；姚崇退出相位之时，推荐宋璟来代替自己。只有贤人才了解贤人，在这一点上后人是无法比拟的啊。
【简析】人各有性情能力，也分高下强弱，唯贤知贤，皆因心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