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人生，亚里士多德的立场是“幸福论”，这在当时的希腊是相当普遍的看法。问题在于: 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有以“伦理学”为名的。伦理学的出发点是人的实际道德判断，然后经由比较、对照与选择诸种判断，再形成普遍的原理。
这种看法假定了人有自然倾向，会在“理性”的作用下，选择合乎“德行”的活动。人人都有潜能行善，但是需要不断实践才能使它发展。
苏格拉底肯定“知识即是德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实践的必要性，他的伦理学把德行看作一种“气质”，是后天培养成的，能使我们“根据规则来完成适当的行为”。
至于气质，则是由“习惯”所塑造的，言行求其适中，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为了避免误会，最好举例说明，比如，勇敢介于轻率与懦弱之间，但是兼具两者的优点: 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制衡的力量在于自己，任何极端都会带来后遗症，要居中与卓越。
德行卓越之后，免除了外来的灾难与困扰，接着可以过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主张:幸福在于理想的“观想”，观想异于实践，因为实践离不开行动，而行动则表示有所不足。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是人异于其他动物的“种差”所在，即人的最高机能，观想（或沉思、思索）则是理性的最高活动，此时不再为了达到其他目标而思考。
观想是对现成、既存、已知的事物加以思考，可以持久进行，不受时空限制，也没有任何学习的目的。观想最为自给自足，不必依赖太多的生活条件，它的过程即是目的，它本身即是结果。
观想才有真正的悠闲，当下既是一切，而这就是幸福。“思想家能在孤独中进行自己的研究，并且他越是思想家，他就越能如此。”
当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哲学家需要适度的生活条件与可以合作的朋友。比如，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战各地时，总是不忘把新品种的动植物送到他的学院，使他可以进行更全面的研究，学院里的众多学生自然也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合作团队。
在强调观想时，亚里士多德并未忽略“人是政治的动物”，他说:“不能活在社会之中或者因为自足而不需要社会的，不是野兽，就是神。”
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主张城邦应具备积极的正面功能，可以带领人们获得善生与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原理也对后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依他在《诗学》中所说:“悲剧是模仿一个严肃而本身完整的行动，行动的范围应相当广泛，剧中使用的语言应以不同情节而加以愉悦的伴奏，其形式应是富于戏剧性而不是叙述性的，最后，以其剧情引起怜悯与恐惧之感，藉以达成此等情绪之净化。”
因此悲剧，要有六大要素：故事情节、人物、对白、思想、场景、音乐。
故事情节（即行动）最重要，其中应有“遽变”与“发现”，如:真相大白或恍然大悟。最重要的是，其目的在于净化“怜悯与恐惧”的情绪，关于“净化”的性质，可以说是兼顾了治疗与解脱。
悲剧的主角是“命运”，在命运的威胁之下，我们对剧中人物的遭遇表示怜悯，同时对自己身而为人的命运也深感恐惧。
怀特海在《科学与现代世界》中说，现代科学在西欧出现，最早可以溯源于希腊悲剧的启示，因为命运成了自然界的规律，使人不得不实事求是，逐渐淬炼出客观的科学心态。
亚里士多德晚年时，思想显示宗教关怀。他在《伦理学》中说：“我们不该听从那些人的建议，他们说人类只应思索人类的事情，会死亡的人只应思索会死亡的事情，相反地，只要有可能，我们应该努力探知永生不朽的事情。”
总之，亚里士多德以其丰富的知识与完整的学说架构，保存了充满变化的经验世界，使我们在向往柏拉图的理想国时，不致忘了现实生活。这两位哲学家所规划的思想途径，主导了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