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方
懵懂的孩提时节对死亡的记忆也和兴奋联系在一起。在杨村，能够回忆起来的第一个死亡的人是三爷。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下了一点雨，空气潮润润的，弥漫着泥土的芳香。孩子们被叫到了已换上一身簇新衣服平躺在棺木中紧闭着双眼的三爷旁，一位女性长辈说：摸摸你三爷的手，以后就不害怕了！三爷的手是冰凉冰凉的。随后，我们兴奋又紧张地来到街上，争相诉说着自己刚才的感受。说完，又很快进入到孩童的世界之中。过了一阵子，我回到静悄悄的家中，有点害怕。听见爷爷的房内好像有动静，就蹑手蹑脚地进去，看见端坐在炕边的爷爷竟然在流泪。看到我，爷爷有些不好意思似的抹了一下眼睛，什么都没有说。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也什么都没有说。
这是在杨村我对死亡的最早记忆。当时应该是两三岁吧。两三岁，实在是个什么都想懂却什么都不懂的年龄，但爷爷那天的流泪，一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存着。三爷是爷爷的堂兄，大爷、二爷我都没有印象，如今三爷死了，爷爷行四。
从未想到总有一天自己也会死，直到五岁那年的一天晚上。杨村村东的那一座座崭新的坟头告诉我，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总有一天都会死，都会埋在那一抔黄土中。死了，你就陷入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尘世上的所有一切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哪怕是田野刮过的一阵风、天空飘过的一片云。那天晚上，“死”让我陷入一种巨大的恐惧之中，想睡又不敢睡，脑子里挥之不去的始终那个黑色的字眼。最后，恐惧几乎让我下意识地跑到了爸妈的房间。问明原委，爸妈都笑了，说：屁大点就想这个事情，赶紧睡！然后爸妈岔开了话题，然后我就睡了。
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过杨村一个最没有尊严的男人。事实上，那个矮个的老年男子的年纪和我爷爷相当，辈分很高，村里很多人应唤他为太爷或爷爷，但由于他手脚不干净，于是杨村的老少均唤他“刘（流）二”。为什么要唤作“刘二”，大概和他年轻时流里流气有关。关于他，杨村流传下来的故事都和小偷小摸有关：夏天到麦场打麦子，他总是踢拉着一双超大号的鞋子，回到家能倒出半斤以上的麦粒；秋天到地里挖红薯，收工之后他总会把棉袄“忘记”，走到村口才“突然想起”，而那件破棉袄旁边，肯定还有几十个红薯；到菜地做务蔬菜，只要能够生吃的，他总是要敞开肚皮吃，大葱、蒜苗、韭菜、西红柿等等，即便是在别人看来无法生吃的蔬菜他也能吃，茄子、白菜、莲花白、菠菜等等……在那篇文章中，我写他已经死了二十多年，其实我并不十分清楚他死了多少年，只是觉得到那个年纪他应该死了。等到我想写这篇文章，与弟弟谈起这一话题时，弟弟说，你要写这个，一定要写写刘二。问原因，弟弟说，刘二是跳井死的，很惨。
我很是吃惊！杨村不大，人口也不多，两条不长的街道一根烟工夫就走完了，村人几无隐私可言，东家长西家短村里的老少都知道。虽然我成年之后在外谋生，但距离杨村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父亲年纪大了之后，我常回家，父亲和我聊得最多的话题都是杨村的事：哪个老人死了，谁家的媳妇生了，东家的儿上了大学，西家的女嫁了个有钱的人家，等等。但是，将近二十年，父亲却从未说起过刘二的死。
刘二想在村西那口“辐射井”（关中地区一种井）自杀的企图被邻居发觉了。邻居走过去，劝住了他，拿出一包烟，说：二爷，有啥想不开的，抽烟！刘二看了看人，又看了看那包烟，于是就开始抽了。抽了几根之后，刘二只是反反复复地说：我养了个狼娃！我养了个狼娃！那人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刘二婆娘不能生养，有一年，村里来了个小要饭的，眼睛很大，结巴，刘二就收养了他。不想，养子娶妻生子之后，对老俩口的死活都不闻不问，那媳妇还常常指桑骂槐，嘴里很不干净。至于最近又发生了什么事情，邻居并不十分清楚。邻居陪着刘二一边抽烟一边劝说。一包烟抽完了，刘二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天边那如血的残阳，喊：“我养了个狼娃！”然后，一头扎进了那口直径超过十米深度超过三十米的井里，伴随着他一同坠落的，还有一声绝望而无助的嚎叫。
关于死，杨村人自有自己的看法。既然几千年来那些皇帝想长生不老都不可能，草民百姓自然就不好再妄想了，死是人生一个必然的结局，任你怎样折腾结局都不会改变。所以，杨村人对于死向来是坦然的。但是，刘二的死却让杨村人很难接受，尽管他生前在杨村活得相当于一条狗，尽管杨村许多人只要看到他都来气，尽管他活着或者死了对于别人没有任何意义。但难接受归难接受，杨村人却只能接受这一结果，可他们却有表达愤怒的方式：面对那个不愿意下井打捞养父遗体的“狼娃”，他们群起而攻之，有人当场要将他推下井；他们参加了刘二那草草的葬礼，但却无人去赴刘二养子举行的答谢宴；埋葬了刘二之后，杨村的绝大多数人十几年都不理会他那个养子。他们的逻辑是，刘二该死，但你作为养子把老汉逼死，那就是你该死了。
杨村人能面对人生的必然结局，但他们却十分在乎死的方式，追求“好死”。所以，他们最狠毒的一句骂人话就是：你不得好死！像刘二这样大头朝下跳进几十米深的井里而死就不是“好死”。所谓的“好死”，其实就是“寿终正寝”或者“无疾而终”。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无疑就是人生最高的境界了。你想，你在这个世上活到七八十岁，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享的福享了，该受的罪受了，儿有了，女有了，你就算活够了，活够了你就应该给后人腾地方，就得死。“老而不死是为贼”，所以为“贼”，是因为你在偷后辈的岁月。
也许是因为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杨村人对于死其实是很达观的。今年过春节回家给爷爷上坟，我突然又想到几十年前三爷死的那天爷爷流泪的事情，至今我也不清楚爷爷那天到底是为三爷的死流泪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事情流泪。那天过后，我不止一次地问过爷爷关于死亡的话题，问他怕不怕死。爷爷笑了，说，老了就要死，谁也不能老活在世上。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一个暑天，家里给爷爷做寿材，我原以为爷爷知道了这件事会很伤心，但那一段时间却见爷爷整天地笑着，和俩木匠又说又笑。一九八〇年年初去世时，弥留之际的爷爷很清醒，说：这一辈子，没什么放不下的事了，可以安心地走了。于是，爷爷就走了。比爷爷更达观的是他的大弟。爷爷行四，他的大弟行五，我叫他五爷。五爷是个生意人，旧社会一直开铺子经商，手里很攒了一些钱。解放后，土地牲口生意铺子这些浮财分了，但藏着的金条银元却没有分。所以，三年困难期间，那么艰难的岁月，五爷却能保证每个星期有肉吃。可能是担心别人看见说闲话，五爷家吃饭从来都是关着门。五爷老了，棺材做好了，他说：这是我的房，我要在里面睡觉。于是，他就真的在里面睡了一晚上。第二天起来，他连声说好。五爷是在1995年夏天去世的。那天早上起来，吃过早饭，儿媳妇把躺椅拿到街边，他出来躺在上面。就在这时候，街上来了一个卖豆腐脑的，儿媳妇就问五爷吃不吃，五爷说不吃。等儿媳妇再回过头，发现五爷已经去世了。前后不到两分钟。将近二十多年过去了，五爷的一生，包括他的死，仍是杨村人经常谈到的话题，人们都说五爷这一辈子活得真值，死的也真好，一点罪没受。
写这篇文章，不得不撕开我心灵上的最深的一道伤口：母亲的死。将近三十年了，“不思量，自难忘”，母亲的死一直在我的心上悬着，但我实在没有勇气去面对，经常是一想到母亲的死就强迫自己想别的。母亲去世于一九八六年夏。那是个下午，刮了一阵狂风，下了一阵雷雨，然后雨过天晴。母亲在家里忙着染布，染料配好了布泡在了锅里，母亲看天色还早，就去了村东北的自留地里。平日里很细心的母亲没有发现，井边的那根电线杆被风刮倒了，而电线就横在她面前的玉米的地里……母亲被人发现时，手里还握着一把玉米苗，同时还有那一根电线……第二天中午，当我在兄弟姐妹撕心裂肺的哭声中看到闭着眼睛平静地躺在棺木中的母亲，那一刻，天真的塌了！
这么多年我之所以一直不愿意面对母亲死亡的这个事实的原因是，母亲为了我们姐弟几个受了大半辈子苦，好不容易家里的光景有了一点起色，而一天福没享过的母亲却撒手人寰，而且死得那样意外，实在不能接受。母亲很会做人，也很会说话，加上会接骨的手艺，而她帮人接骨从来不收一分钱，所以，母亲在杨村甚至邻村口碑都很好，直到现在杨村或者邻村人见到我，还时常说起母亲。
母亲去世了，眼睛紧闭着，但我想，母亲是不会瞑目的，因为在她看来，几个儿子都没有成家立业，丈夫又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这个家如果没有了她的操持，还是一个完整的家吗？没有她的遮风挡雨，儿女们能顺利成人吗？所以，每次我回到杨村，都会觉得母亲用眼睛看着我，看着家人，看着杨村的老老少少。
安息吧，可怜的妈妈！瞑目吧，杨村那些故去的人们！活着的时候，你们虽然处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但杨村人会记住你们的，永远！因为，这片土地上有你们的汗水，有你们的泪水；这片土地上，还生活着你们的亲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也会在这片土地上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