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望历史，我们惊讶地发现，中华文明相较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文明，是早熟而包容性强的。我们中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官僚体系，也诞生了全世界最庞大的官僚群体，而在中国古代至今，百姓总是非黑即白地把官僚群体简单地划分为清官和贪官两类人。贪官自不必说，在任何国家，总是遭人唾弃的，但是贪官对于经济发展的巨大价值其实不言而喻，笔者会在下篇文章中叙述。而清官，将近2000多年以来，遭到无数人的赞叹和歌颂，至今也是，为什么笔者却觉得清官值得唾弃呢？请听笔者娓娓道来。
传统的中国社会里，等级森严，从至高无上的皇帝，执行命令的官僚集团，手握社会资源的商人和地主到无数依附于这些少数人的衙役胥吏、贩夫走卒和无数的手工业者，再到无数的依附于地主的佃农、自耕农和难以计数的无产者。导致整个国家行的都是“王法”，所谓王法就是官家之法。这种人治的法条，维护的必然是统治阶层和上层人的利益，遇到冤假错案的概率实在是很高，于是人们便把世间所有的冤案寄托于清官来断，如包青天、海青天、施青天，而同样的在宗教界所谓的阴间，也同阳间一样，有所谓的判官、钟馗等类似的“青天”断案角色。无论是阳间还是阴间，清官总是让人寄予了太多的期望，这种期望是无法量化的，清官这种群体也是不太能进行稳定培养的。所以，笔者有如下论断，清官信仰实在是十分脆弱的。
清官得民心主要有三个原因：抑制欺压百姓的权贵大族、打击泼皮无赖、惩戒贪赃枉法之徒。这种古代专制集权下的产物，没有制度的保障难以为继。
就现实而言，清官得道德水平较高，他们对家人的要求实在是很苛刻，这些人在公门之中由于自侍道德水平很高，对于官场的阿谀奉承很是不屑，但是书生气太足，往往容易得罪人，这种自诩道德水平很高的清官往往在道德上立得住脚，在现实政治问题和改革开放中发挥政府主导经济的作用时，受限很大。笔者家乡位于中部某省省会城市所属某县，该县在2012年前，每一任领导班子可谓是清风振振，该县在2012年和同属省会城市的另外一县，经济发展不可同日而语。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发展地方经济既是地方一把手的首要任务，也是一把手能否晋升的最重要的考核目标。可是笔者在的某县，虽然位于省会城市，但是2012年的县城样貌与本世纪初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很多街道保留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样貌，真是令人唏嘘。2012年前的每一任领导主政期间，每位官员都不曾贪污受贿，但是该县招商引资情况实属堪忧，一直未能发展起来。2012年以后，随着外调书记的调入，该书记属于实干派，给当地的发展定下了三十年的规划，在任期间，该地经济开足马力，进行经济建设和生产。不幸的是，该官员于十八大之后落马，也不能不说是悲剧，好在继任者接过他手中的棒子，继续朝前跑着，还是依据当年其制定的规划有序不紊地推进，现在的某县已经是天翻地覆，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得到了增长，各项工程进展顺利，又乘着该省会城市大建设的东风，越来越发展得好。
上述的现实，越发让笔者觉着清官是不如做事的官。若官员能在做事和贪污之间找一个平衡点，或许于民，于地方，未尝不是件好事。
清官需要，但都是清官，恐怕干事的人就少了。
做实事的人还是要多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