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向死而生》的责任编辑说起，此书甫在书店铺货时，就遭到了李开复粉丝的攻击，原因是他觉得此书不该再用“向死而生”做书名。
其实，这位粉丝在读过李开复的《向死而生》在读读本森的《向死而生》，就会发现这是同题之下立意完全不同的表达。李开复的《向死而生》是借自己因突发癌症濒死而后重生的故事为他的粉丝诚意煲得的一锅心灵鸡汤；而100年前的英国人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则通过记录自己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过程，试图为读者解开一个似乎不可能解开的心结：往生的路上是明亮、温暖、庄严的还是黑暗、阴冷、卑微的。
1905年，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院长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趁工作间隙去离伦敦30英里的苏赛克斯郡妹妹家休整几天，“我休息得很好，已经从伦敦的疲惫状态当中完全恢复过来，打算开始继续工作，起草一部新的作品”，在1月26日的日记中，本森这样记录。第二天，意外发生，本森昏迷数日又缠绵病榻数月，直到6月中旬在医生的许可下开始记录无限接近死亡过程中的心绪及思想波动，直到10月中旬完全康复，是为《向死而生》。
也许被死神追着脚后跟的日子渐行渐远了，书的后半部分作者在励志。前半部分，特别是刚刚被允许拿起纸笔写些什么的时候，由于近距离触碰到死亡的记忆还很新鲜，关于生死交界之处的细微、细致的描写，真是迷人：
“一个人的死亡体验是指这个人的意识悄悄地流出了他的身体，但他的思想和记忆肯定仍然是他自己的”。（第7页）
“我的耳边常常响起很大的轰鸣声；一张很奇怪的、扭曲的面孔总是出现在我眼前，然后又消失了；可怕的黑暗，随着间或出现的、难耐的闪光而不断变化着，像乌云笼罩着我”。（第11页）
“我的灵魂像是一团就要熄灭的火，燃料上的火苗渐渐散去，仅留下一堆燃烧殆尽的灰絮。思想和情感同样是麻木的，我甚至没有足够的力量惧怕什么”。（第25页）
“但是当那个黑暗的队伍默默地从我面前经过时，以缓慢的速度踏上另一条黑暗的路，而我站在那里没有人理睬时，我的灵魂用其一股悲哀的暗流，我知道自己实际上已经死了”》（第51页）
“当我对周围的一切失去感觉之后，我在生命最深处感受到了可怕的痛苦。我觉得自己似乎身处一个没有门、没有窗、只有墙壁的屋子里，黑水劈头盖脑浇了下来，我的生命之火正在熄灭，或者更精确地说，我正在被粉碎成虚无状态。不是疼痛，而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恐惧”。（第94页）
……
这些镶嵌在文本中的作者关于自己在弥留之际感知到的往生路上的见闻，激发了我强烈好奇：由生到死的过程中到底会遭遇什么。虽说每一个人都会由生而死，但能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幸运儿原本就不多，他们中能像本森这样自觉记录这种难得体验的作者，少之又少。既然无从获得主观体验，我总是喜欢从那些我以为无限接近往生路上风情的文本中寻找他人体验到的蛛丝马迹，比如，沪上闻人刘衍文先生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以“寄庐志疑”为栏目名发表的一组文章，我以为就描述了已脱离了此岸未抵达彼岸在往生路上独徘徊的人鬼之间一种存在的众生相。《凶宅之说，信非虚语矣》中，说1947年作者在龙游简师教国文时，在晚间九点亲眼见得空无一人的教室里面方桌都在悄无声息地移动，亲耳闻得隔壁教室中的课桌忽然都砰砰乱响。《情深无间生死——僵尸与归魂》中，作者记录了朋友告诉他的一件家事：
濬思说：“我问此不是为别的，我的老丈人去世后天天回家，而且都是晚上九时左右来，天一亮就走，连续有三年之久。”我问濬思：“来了住哪里呢？”濬思说：“还不是和我丈母娘睡在一床。”
这时他岳母正与我们同桌吃饭，我就问她：“死人身体是冰冷的，阴气很重，同睡一床不会生病吗？他还和您说话吗？”她说：“这些话现在不便细讲。”我又问濬思：“你可看到他来？”濬思说：“怎么看不到？正因为看到，我才会说呀！只是来时从不对我打招呼，就径直向我丈母娘房里走去。有时还见到他匆匆走开，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刘衍文先生是上海教育学院的退休教授，说起来与我还有片刻的同事之缘，所以，我相信他所言不虚。那么，问题来了：空无一人的教室里是谁在推那些桌子？天天夜归的濬思的岳父不是已经死了吗？如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只有相信，生与死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是一种一刀两断的关系。
所以，蒲松龄先生的《聊斋志异》才那么有魅力，原来那些狐媚与人间还保有着千丝万缕的情谊呢。只是关于生死，我们过于相信科学，觉得就是非生即死，没有中间的灰色的地带，像刘衍文先生敢于做这类文章的此地文人，少极少极，怕被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现在，西人本森用其100年前记录的亲身体验告诉我们，生与死之间有许多很有意思的未知数，等待有心人去揭秘。
话说，旧日同事得肝病久矣，一直在等待供体做肝移植手术。某年冬日，恶疾复发，入院抢救。生还以后，他亲口告诉我们，冬至夜弥留之际，他看见一道强烈的白光下有一匹白马疾驰而来。是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声，将他拽了回来——对呀，为什么冬至夜和清明时节人容易故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