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科胡特时代的贡献
科胡特死后，新一代的自体心理学家阐释并扩展了他的理论。沃夫（Wolf 1988）标定另外两种自体客体移情。对抗性的自体客体移情 (adversarial selfobject transference）是指在病人的经验里，分析师是温和地反对他、但又保持着支持态度的人；同时，病人对抗分析师的需求也被分析师所接纳，因而让病人感觉到被鼓励去维持某种程度的自主性。沃夫所观察到的第二种自体客体移情与镜映移情相关，但是因为它跟获得掌控权的内在动力有所牵连，所以和镜映移情显然不同，足以被冠予一个独特的名称，称作效能的自体客体移情 (efficacy selfobject transference)，它指的是病人有种感受，会觉得分析师允许他对分析师造成某种影响，并使分析师出现（对病人而言）必要的自体客体行为。
其他受自体心理学影响的分析师则相信，在同理一内省性(empathic-introspective）感知模式之外的信息，也必须被纳入分析师的知识基础中。李希登伯格 ( Lichtenberg 1998; Lichtenbergand Hadley 1989）认为，在儿童与婴儿时期会有些典型的「标准场景」("model scenes")，分析师要能够重建与理解病人的早期羟验，因此，对这些场景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他主张必须纳入五种不同的动力系统，才能完全理解病人身上作用的力量。这里每个系统都是立基于天性的需要，以及反应的连结模式。
第一个系统是因应对依附与关系的需要 (attachment and affiliation ）而发展的；
第二个系统是要回应心理调节与生理所需 (psychic regulationand physiological requirements ） 的需求；
第三个系统是因应自我肯定与探索 (assertion and exploration）的需要而产生的；
第四个系统回应了那种以退缩或/且对抗 (withdrawal and/or antagonism)的方式来处理不适经验的需要；
第五个系统则是因应对感官享乐与（在最极端的情形下）sexual excitement的需要(sensual enjoyment sexual excitement)。
这些系统彼此之间处于一种辩证的紧张状态，并且不断地在优先顺序上进行调整。只有在照护者能够给予对等反应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展出这五种系统。李希登伯格对科胡特的理论持保留的态度，因为科胡特的理论相对上倾向较为轻忽享乐。
贝可与纽曼(Bacal and Newman 1990）试图整合自体心理学与客体关系理论。他们认为自体心理学可以被理解为客体关系理论的一个变体，而科胡特不愿承认英国学派客体关系理论对他自己想法的影响。贝可与纽曼指出，自体心理学真正的基本单元是那个与客体连结在一起的自体，而非孤立的自体。
科胡特所倡导的那种治疗方式，包括在同理性了解的脉络中对病人的需求给予最适的挫折 (optimal frustration ），却遭到其他修正主义者的质疑。纵使科胡特不断强调他的技巧基本上是诠释性的，有些观察者（例如，Siegel 1996）仍然强调，科胡特所说的最适挫折跟佛洛伊德所提出的还是相当不同。在他最后一本书中，科胡特认可矫正性情感经验 (correc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占有一席之地；不过，贝可 （1985）批评科胡特「最适挫折」的观念，并指出「最适回应」 (optimal responsiveness ）对分析过程也是同等重要的。林登（Lindon 1994）也提出了同样的想法，并提出最适供应 (optimal provision）的说法，来提醒分析师本身过度节制的问题，但是他也不把这种供应当成是带有治疗性的；相反地，林登所说的「供应」指的是创造一种氛围，以促进对病人无意识的探索，而并不必然是用来矫正发展缺陷的。他认定，所谓「供应」应该是用来促进分析工作，而非去破坏分析过程。
发展学上的考量
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分析理论都以发展学上的思考为基础。就如同精神分析理论的重心本来在驱力、防御与动源间的内在冲突，其后演变成对客体、自体与关系的关注，同样地，发展的研究也是朝这个方向推进。在早期，自我心理学相关的发展理论把重点放在原欲，且主要是从对成人的分析工作中重建早期的发展。追随哈特曼的艾瑞克森( Erikson 1959），努力把动源间的冲突与自我心理学交织在一起。艾瑞克森关注来自环境的心理社会议题，而这促使他发展出一种外生性的（epigenetic）的发展系统，其中每个阶段都以某种心理社会危机为主要特征。例如，在口腔期的发展阶段中，婴儿得在基本的信任或基本的不信任间挣扎；在肛门期则是在自主与羞耻、怀疑之间挣扎；在俄狄浦斯期，儿童则在主动性与罪恶感之间奋力挣扎。
发展上的俄狄浦斯期大约始于三岁，此时主要的重点是以生殖器作为主要快感来源，与此兴趣相伴随的是一种强烈的渴望，要让自己成为父母亲当中与自己性别相异的那一方（即异性家长）唯一的爱的客体 (exclusive love object)。然而，在同一时间，二元的母一子配对基本架构也就变成了三元架构，孩童开始意识到，在情感上与他竞争异性家长之关注的敌手已经出现。
在男童方面，第一个爱的客体是母亲，因此不需要改变情感对象。他欲求与她共枕，抚抱她，成为她世界的中心。因为父亲妨碍了他的计划，所以小孩发展出许多针对敌手的杀人欲望。这些欲望带来了罪恶感、恐惧父亲的报复，以及对即将到来之报复的焦虑感。佛洛伊德不断观察到，在这个发展阶段中，男童焦虑的主要来源是父亲将会以阉割的形式来报复他。为了逃避这种惩罚，这男孩会摒弃对母亲的意图并认同交亲。这个对侵略者的认同所夹带的是决定寻找与母亲相似的女人，使他能够变得像父亲一样。作为这个俄狄浦斯情结解决方式的一部分，是意图报复孩童自己的父亲，在五、六岁时被孩童内化，形成佛洛伊德所认为的、继承俄狄浦斯情结的超我。当代对俄狄浦斯发展阶段的思辩，已阐明了此时也有一种针对同性家长的渴望，并希望能摆脱异性家长；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反向俄狄浦斯情结 (negative Dedipus complex )。
佛洛伊德在解释女孩的俄狄浦斯发展时，遇上了较多的困难。在一系列的论文中(Freud 1925/1961, 1931/1961，1933/1964），他坦承他对女性心理学的困惑，但仍奋力去描绘女性的发展阶段。他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之一，就是假定女性的发展基本上类似男性。从佛洛伊德的观点看来，男孩的俄狄浦斯情结是以阉割情结来解决；相反地，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反而是被阉割意识给突显出来。就佛洛伊德看来，在发展上的前俄狄浦斯期，小女孩在发现有生殖器这回事之前，她的感受基本上跟小男孩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之后，她开始感到自己位居下等，并且陷入对生殖器的嫉妒。她倾向为自己居于劣势而责怪母亲，因此转而把父亲当作她爱的客体，而她对生殖器的欲望也被从父亲那儿得到一个小孩的欲望所取代。佛洛伊德认为在发现genitalinferiority后，女孩有以下三种途径可走：一、终止任何Sex drive（例如，发展出精神官能症）；二、偏差的过度男性化，或三、标准的女性化，蕴含着扬弃阴核Sex drive。在正常的俄狄浦斯解决方式中，失去对母亲的爱被认定是关键因素，而非〔如男孩般〕怕被父粯阉割的恐惧。
对佛洛伊德所表述的女性发展，更多的当代精神分析论者提出严重的质疑。史托勒（ Stoller 1976）不同意佛洛伊德的这种论点，即所谓女性化（femininicy）的发展是性分化、生殖器嫉妒与无意识冲突的共同产物。他觉得女性化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潜力，并认为以下诸项会形成一个复杂的核心，成熟的女性化最终会围绕着它而组织起来：出生时被认定的性别、父母的教养态度、胎儿的大脑神经生理组织、婴儿早期与父母的互动，以及从环境中学到的东西。他把这第一步称为原初的女性化 （primary femininity），而不能把它看做是冲突的产物。泰森(Tyson 1996） 强调成熟的女性化是从原初女性化开始，但是冲突的解决，以及对父母双方的认同程度，最终会决定最后的〔女性化〕形式。
史托勒跟其他作者，如列纳（Lerner 1980）与托洛克 ( Torok 1970）都同意，生殖器嫉妒只是女性化发展中的一个面向，并不是它的根源。当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已经强调，把生殖器嫉妒看作一种不能再进一步分析与理解的「基础」现象（Freud 1937/1964），会带来治疗上的负面结果，而无法更进一步地分析与理解。这种「基础」观的危险之一，就是使分析师这方被误导去试图帮助病人去接受她们身属次于男性的性别。佛兰可(Frenkel 1996）强调，女性病人一般并不觉得自己的生殖器是不恰当的，这跟佛洛伊德认为的正好相反，而且，阴核不但不被视为是一种劣等的生殖器。当代对性别建构的思维强调文化的影响、客体关系与对父母的认同，而不是只狭隘地局限于解剖上的差异(Benjamin 1990; Chodorow 1996)。
人的发展并不因俄狄浦斯的解决而停止，防御的丛结随着接续的阶段而改变一从潜伏期、青春期、青年期到老年期。事实上，斐伦特 ( Vailliant 1976）记录了在成人生命中从不成熟防御到较成熟防御（诸如利他主义与升华）井然有序的转换过程，显示出人格的确是动态的，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是可变的。
节选自《动力取向精神医学临床应用与实务》（格林·嘉宝医师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