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要离开这待了四年的黄州，苏轼一家不免又依依不舍。尽管是放逐之地，待得久了，山山水水总难免系恋，更何况还有一班交情已深的邻人朋友。但黄州毕竟不是故乡，也不是归处，它注定了只能是个驿站。元丰七年（1084）六月丁丑日这天，苏轼一家收拾停当，向着新的一站临汝出发了。
那时人们习惯于乘船出行，因为装货物方便，行走又稳妥不颠。在好友参寥子和尚一路陪伴下，苏轼顺长江东下，第一站到庐山，庐山僧众皆慕名求诗，于是有了那首著名的理趣诗《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大苏为人简易，爱开玩笑，虽颠沛中此性亦难改。在世交南都（今商丘）张方平家小住时，还写信给陈季常（陈慥），笑他惧内：“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今天我们说哪个女人厉害，以“河东狮吼”作喻，即本于此。
苏轼在张家小住，闲来便反躬自省，在给好友滕元发的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异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长期在基层接地气的生活，使他的政治态度有所转变了，他认识到当初反对变法，确有偏颇处。一个人，总是在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中成长，即使他是苏东坡。
正要离开南都应天，京城却有噩耗传来：赵顼病逝！年仅三十七岁！苏轼大哭一场，连做了三首挽诗。继续东行。五月，船到扬州，应当地知州之邀同游竹西寺。在竹西亭小憩时，听人谈论新登基的小皇帝赵煦如何如何聪明俊秀，自己也觉内心爽然。归来后赋诗二首，其一道：“此身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也欣然。”哪成想，此诗在此后不久守旧派当政后，又成为别人攻击的把柄，说神宗皇帝新死不久，理当哀痛，你却欣然，不罪何为？由此可见，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体之下，是不应该有“诗人”这个群体存在的，只应该产生大量的应声虫和马屁精。因为动辄得咎，一旦被扣上了大帽子，申告无由。
离扬州，到常州，正筹划在此建房安家事宜，朝廷却有昭告：苏轼复朝奉郎，知登州。一家大小看到转运在望，欣喜若狂，苏轼心中却泛起一丝惘然：本想就此做田舍翁，这样一来，他的归田梦暂时做不成了！看过邸报才知，此时赵顼十岁的儿子赵煦已即皇帝位，其祖母——英宗赵曙的皇后、神宗母亲高氏垂帘听政，大赦天下。那个处处与苏东坡作对的王珪已经死了，司马光出任门下侍郎，朝廷下令废除新法。得知这些讯息，苏轼内心滋味是复杂的。
看过登州的海市蜃楼，正思有所作为，不料朝廷又传圣旨，让苏轼回京任礼部郎中，六品官，命运看上去确实开始天翻地覆。回京不过十余天，朝廷又有告下：苏轼迁起居舍人，入侍延和殿，赐着绯，并赐安家银四百两。苏轼一下子成了皇帝身边的近臣，还可以像五品以上官员那样穿大红袍，分明是特殊礼遇！苏轼却诚惶诚恐，不敢安居，一再上辞免状，这在很多人恐怕是既羡慕嫉妒又不能理解的。但是曾经摔到谷底的人，哪有心情再戾高峰？
听说王巩也已经由岭南回归，苏轼赶紧去拜访这位受他连累的老朋友。当初王巩贬往宾州，家妓柔奴毅然相随；王巩回京后，遂纳其为侍妾。酒酣处，王巩招柔奴出见，苏轼问：“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奴从容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没想到这小女子有如此心性，东坡大为感动，为之作《定风波》一阕，词曰：“堪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不像其他词人，爱写男欢女爱的艳词；他很少专门写女子，但他所写到的女性，肯定都有过人之处，如这柔奴，气骨风采如梅，凛然可敬。看那答语，便知她必是熟读诗书的女子，不惟琴艺佳，歌喉美。白居易诗《初出城留别》中有“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之句，《种桃杏》一首中有“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之语，若她不是熟习白诗，如何便能出口应典？
过了不到三个月，苏轼又被迁为中书舍人，他一下子由从六品跳到正四品，主要职责是“知制诰”，即掌管起草诏书。他并不因为曾经遭遇的坎坷而小心从事，出卖原则，他做事的准则依然是坦然面对自己的内心，在诏命不合理时，封还“词头”，拒绝拟诏，哪怕这样会得罪人，甚至使皇帝生气。苏东坡是一个耿介文人，一个有操守、有担当、有坚持的知识分子。只有这样的人，才代表能民族的品质与高度。有这样的人，民族文化才有绵延发展的希望。
元祐元年（1086），曾经的新法领袖王安石，和坚决反对变法的旧党代表司马光，先后谢世。苏东坡与王安石早就和解，写下过“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四绝》）的诗句，表达了对老丞相政治追求晚来的认同。但这师徒二人之间——司马光是苏轼参加制科考试的主考官，使之入制科三等（当时最高等）——却发生了一场争执，为的是苏轼不赞同保守派全面废除新法的过激做法。他认为至少免役法“有五利二弊应留不应废”，这使司马光老大不理解，他不明白苏轼在黄州呆了几年，为何政见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其实苏东坡不过是放弃成见、实事求是罢了。
苏东坡的好运气接二连三。仅仅过了十多天，又有诰命下来，苏轼除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是天下读书人向往的显要职位，正三品，有“内相”之称，而且可以封妻荫子，所以连他的妻子王闰之也被封为同安郡君。苏轼感激涕零，知此处又是司马公着力推进。谁知此后不久，司马光就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七岁，比此前病逝的王安石大两岁。王荆公与司马温公虽然政见不同，两个人却都是学问、人品一流的君子，是范仲淹所说的那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国家脊梁式的人物，尽管他们也都不免有自己的局限。他们的胸襟怀抱，今世少有人能望其项背。
此时还有一事可稍提一笔。苏轼初回京时，一个大雪天，收养了一个十一二岁的流浪儿，为他取名“高雪”，让他做随身书童，有空就教他读书识字。这个孩子很聪明，尤其在蹴鞠方面很有天赋，并以此后来跟了端王赵佶。这个人可能并不像小说《水浒传》中所写的那么坏。
高太后垂帘期间，旧党执政，新党倒台。吕惠卿、李定等人的余党对备受朝廷青睐的苏轼嫉恨入骨，于是仍欲用老套路整治他，他们从苏轼诗词中罗织语言，劾奏苏轼诗文诽谤先帝。苏轼有前车之鉴，知在京城容身艰难，遂上疏请求外调。高后虽然不舍，最后也只能成全他，又一次让他去了杭州，做知州，这是在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这时的杭州，干旱、疾疫流行，民不聊生。苏东坡整天忙于救饥荒、建病坊；又想方设法疏浚西湖和其他水利设施。因为他的努力，杭州西湖多年为淤泥所困的问题得到解决，还平添了一道美景——“苏堤春晓”；为保西湖水长清，他让人在湖心建三座石塔，禁止百姓在此种植菱芡之类，以防淤泥。日后，这里成为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他真正是那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父母官”，所以每当任期届满要走时，老百姓都依依不舍。
大家还记得美味的“东坡肉”吧？据说也是此时在杭州传开的，说是老百姓感念东坡治湖辛苦，抬酒肉来慰劳他。众情难却，苏轼只好叫厨师将猪肉分割成块，按家乡做法进行煨制，送回给人们品尝。当地人没吃过如此鲜香的猪肉，从此开始仿做，“东坡肉”就逐渐成为杭州一道名菜。这也只是“据说”，至于东坡肉到底起于何时何地，实难考证，也有说起于东坡谪黄州时的。
杭州任后，苏轼于元祐六年应召回京，任翰林院承旨。不料回京不久，便遭到几个御史弹劾。此时朝中党争益盛，但不仅仅是原来的新旧党争，又加上保守派内部的派系之争了。一些追随程颢程颐的“洛党”，又串通几个司马光的铁杆追随者，现在来合力反对苏轼兄弟。这些人有的是因为追随司马光，痛恨苏轼反对全面废除新法；有的则属人品不正，心胸狭隘，对苏氏兄弟一时得势不无嫉恨。其中主力是一再与苏轼为敌的贾易。贾易说苏轼在杭州谎报灾情，拿朝廷的钱替自己在百姓面前买好；又说苏轼修浚西湖只为自己游山玩水方便；还说苏轼在元丰八年竹西寺写的那首诗中“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也欣然”二句，是把神宗驾崩当做喜事，大逆不道罪该万死。苏轼依实一一做过辨解，就上了《乞外补回避贾易剳子》，说“（贾）易等务快其私忿，苟可以倾臣，则不顾一方生灵坠于沟壑。”在此情形下，太皇太后只好诏其除龙图阁学士，知颍州。颍州是先贤欧阳修曾经为官、晚年退居之处，城西有湖，景色秀丽，亦名西湖，欧在此留下许多诗词，尤以《采桑子》十首著名。苏东坡如愿以偿，也算十分开心。临行前就把高雪送到驸马王诜家。此后不久，高雪因善蹴球，就被端王赵佶要去，改名高俅。后来端王即帝位，高俅跟着做了高官，此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