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讲透资治通鉴（得到）

转述师：金北平

上一讲交代了智宣子立智瑶作为智氏家族的下一任族长继承人。之后，《资治通鉴》宕开一笔，转而介绍赵氏家族的情况。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两份竹简选出的国君

恰巧，族长赵简子也在考虑继承人问题，人选有两个：长子伯鲁和幼子无恤。

如果依照宗法制度下的嫡长子继承制，那么毫无疑问，伯鲁才是唯一人选，无恤没有半点参选资格。

但是，赵简子竟然也像智宣子一样缺乏宗法意识，只想选一个有能力的儿子来接自己的班。

这就从侧面说明了在当时的晋国，四大家族的竞争已经白热化了，论资排辈必须给唯才是举让位，只有能干的继承人才能保障家族的安全。

而让赵简子发愁的是，伯鲁和无恤看上去不相上下，真不知道该把位子传给谁才好。

这是管理学上的难题，自然要用管理学的办法来解决。

于是，赵简子准备了一套考核方案，先把自己毕生心得凝练出来，分别写在两份竹简上，交给两个儿子，要他们熟读并且牢记。交代完后，赵简子非常沉得住气，足足等了三年才开始进行考核。

伯鲁早就把竹简上的内容忘光了，连竹简都弄丢了。再看无恤，不但背得滚瓜烂熟，而且竹简始终贴身带着。

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赵简子再没有犹豫，立无恤为继承人，叮嘱他说：“一旦晋国有难，你要记住：用人应当重用尹铎，选择根据地应当选择晋阳。”

赵简子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政治遗嘱，是因为先前有过一番安排。

简子使尹鐸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鐸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鐸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今天的管理学上有一本名著，叫做《把信送给加西亚》，说的是美西战争中一个叫罗文的中尉，如何没有推诿、不讲条件、历尽艰险，以绝对的忠诚、责任感和创造奇迹的主动性，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任务”——把信送到古巴盟军将领加西亚手中。

当初赵简子派家臣尹铎治理晋阳，尹铎作为一个聪明的下级，并没有像今天的管理学所教导的那样，没有任何借口，“把信送给加利亚”，既然主君要自己治理晋阳，那就全力以赴把晋阳治理妥当。

不，在尹铎看来，赵简子的指示过于模糊了，必须确认清楚才行。如果指令不清是因为主君没想清楚，自己就有义务帮他想清楚。

于是尹铎给出了治理晋阳的两种思路，请赵简子二选一。尹铎的原话是：“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

“茧丝”就是蚕丝，蚕丝模式意味着把晋阳当成赵氏家族的财源和兵员，那么相应的治理方案就是最大限度地盘剥当地的人力物力，相应的坏处就是很容易积累民怨，让晋阳百姓对赵氏家族离心离德。

至于“保障”，本义是堡垒，堡垒模式意味着加固晋阳的防御体系，同时善待当地百姓，激发他们对赵氏家族的认同感，相应的坏处就是必须向晋阳百姓让利，赵氏家族的财政收入和兵源注定会因此减少。

要财源还是要堡垒，只能二选一，不存在两全其美的方案。

尹铎简简单单的两句话，不但帮赵简子把问题想深想透，还给出了两个方案让赵简子来选。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就是好员工的标准范式。

赵简子在财源和堡垒之间，果断选择了后者。这就说明在激烈竞争的局面下，宁可牺牲一部分扩张速度，也必须建立一个稳定的根据地，以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巨大压力。

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证实了赵简子的先见之明。

智瑶的得寸进尺策略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蜹、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在智宣子和赵简子过世之后，智瑶和赵无恤分别成为智家和赵家的新任族长，同时代的韩、魏两家的族长分别是韩虎和魏驹。

如果统一依照谥号来称呼的话，这四大族长就是智襄子、赵襄子、韩康子和魏桓子。

四个人当中，以智瑶风头最劲；四大家族当中，以智氏家族资历最浅，但实力最强，扩张速度最快。

这是一个一强三弱的共处局面，一强想要吞掉三弱，三弱既想自我保全，又不敢和一强发生正面冲突，更不敢公然结盟，时时处处都要小心维护表面上的一团和气。

但智瑶既然是个嚣张跋扈的人，一团和气的局面就总会以韩、赵、魏三家多受委屈为代价。

有一次智瑶和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举行宴会，席间智瑶出言不逊，不但戏弄了韩康子，还侮辱了韩康子的家相段规。

《资治通鉴》并没有给这件事编年，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史料，推断事情发生在周贞定王十二年（前457年），这正是赵无恤刚刚接班的那年。

这里还有必要解释一下段规的身份，他是韩康子的家相，也就是韩家的大管家。

按照封建制的规则，家臣只对主君效忠，不对国君效忠。所以在当时的道德标准里，段规只应该操心韩家的兴亡成败，而不该操心晋国的兴亡成败。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并不适用于封建时代。韩康子的“家”，规模相当于一个小国，所以，段规名义上虽然只是个大管家，其实相当于一个小国总理。并且，这位总理既不对晋国的国君效忠，也不对韩家的人民效忠，仅对韩康子这位主君效忠。

智瑶在蓝台戏弄韩康子并且侮辱段规的事情传到了族人智国那里，智国劝谏智瑶说：“你如果不谨慎点，以后有你倒霉的。”

智瑶不以为然，回答说：“从来只有我让别人倒霉的。我不招惹别人就不错了，谁还敢来给我找麻烦不成！”

智国接下来一口气说了三句名言，一是援引《尚书》里的《五子之歌》，原话是：“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意思是一个人犯错犯得太多的话，就别等到别人的积怨爆发出来再想对策，而要防患于未然。

然后是智国自己的一句议论，原话是：“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意思是统治者如果能在细节上不失谨慎，就不会惹上大的灾祸。

第三句也是智国本人的话，原话是“蜹（ruì）、蚁、蜂、虿（chài）皆能害人，况君相乎”，蜹、蚁、蜂、虿指的都是小蚊虫，意思是连小小的蚊虫都能伤人，何况一国的国君和总理呢？我们可以用莎士比亚的一句台词为它注释：“大人物的疯狂是不能听其自然的。”

智国的劝谏并没有高谈道德，而是完全从功利角度出发，讲出这样一个道理：我们之所以不该随便欺负比我们弱小的人，是因为怨恨的情绪会越积越深，难免会有爆发的一天，而再弱小的人，其实也有伤害我们的能力，何况有些人并不比我们弱很多，我们对于他们并不具备碾压性的优势，所以真没必要平白无故地就去招惹人家。

作为故事里的头号反派，智瑶当然不可能听进去任何良言相劝。然而从剧情的发展上看，智瑶在蓝台宴会上的所作所为，也许并不是嚣张跋扈之下的口无遮拦，而是一种处心积虑的巧妙试探：试探对方的底线，如果得寸，那就进尺。

“得寸进尺”这个词不仅仅是一种形容，还可以是一种策略。

在智瑶看来，既然戏弄和侮辱并没有激起韩氏家族的反抗，那就可以再进一步，这背后的心理学依据是：对方先前的委曲求全都是沉没成本，人总是放不下沉没成本的，因为一旦放下了，就等于前边的所有付出都白费了。

韩康子既然忍了一次，就很可能再忍第二次。每忍一次，韩家就弱一分，智家就强一分。就算韩康子哪一天真的忍无可忍了，彼此实力上早已经越拉越大的差距也足以给智瑶信心。

宋朝苏洵写过一篇《六国论》，认为六国之所以被秦国一一吞并，主要原因并不是六国的军事力量不强，而是六国不断白送给秦国土地，这才导致实力对比越来越悬殊。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会发现智瑶和秦始皇采取了相同的策略，智瑶是失败的秦始皇，秦始皇是成功的智瑶。看出了这一点，就会发现以成败论英雄真的不太合适。

智瑶的再次试探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则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

当众侮辱了韩式家族之后，智瑶开始了进一步的试探，直接向韩康子索要一片土地。没错，直接开口去要，这确实欺人太甚了。

韩康子当然不想给，但段规说：“应该给。”

段规的道理，表面上是破财免灾，因为不给的话，智瑶一定会开战。

但问题的关键是，段规看准了智瑶的性格：既贪得无厌又刚愎自用。如果韩家连索要土地这种无理要求都能答应的话，智瑶一定会膨胀的，一膨胀就还会复制成功经验，向其他家族要地。别人肯定忍不了，忍不了就注定要打，到时候韩家就可以隔岸观火，相机行事了。

韩康子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于是欣然给了智瑶一座“万家之邑”——如果这话没有夸张的话，那么韩康子献出来的绝对是当时的一座一线城市了。

智瑶在宴会上侮辱了韩康子之后，进而得寸进尺向韩家要地也得逞了，于是转过头来又向魏家要地。魏桓子竟然也一要就给，而且给的也是一座很有规模的“万家之邑”。这位魏桓子无论比客气还是比大方，都没输给韩康子。当然，仗也就没打起来。

为什么事情的发展超出了韩氏大管家段规的预料？魏桓子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也屈服于智瑶？我们下一讲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