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生活了一年，回来后，我被采访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日本人是不是特别的坏？是不是特别歧视中国人？最初我能耐心地解释，后来被问得多了，说得我都烦了，翻来覆去的那几句话都可以背下来，唯一的好处是，从此我不再内向，愿意跟陌生人说话了。
我碰到的日本人对我都很好，比如我们车间里叫做噢大汗脚的班长，那个长得很好看的中年女人，虽然她在工作中很严厉，在她检查产品的时候，不合格的零件绝对不可能蒙混过关的，一定当做废品来处理，然后再拿出几箱零件重新加工。时间久了，就不好意思再出错了。但私下里，她对我们很好，刚去不久，她就把我们一群女生请到她的家，做了一桌子好吃的招待我们。不计较我们说得一口乱七八糟的日语，说不明白的时候就用手比划着说，很耐心地跟我们解释。
比如我的保证人，50多岁的老头儿，平时见的时候并不多，但有空的时候，他们夫妻两个会带我去商场，去超市，去他们家吃饭，还让我用家里的电话打回家里，虽然后来他收了我的钱。那时候我还不能用日语流利地交流，我们的沟通基本靠笔，写完汉字后，大致意思就基本明白了。其实日本人很怕麻烦，可能是在会社的要求下，才肯当我的保证人，如果我在日本出了什么事儿，他是要负责人的。
一起去富士山的日本叔叔，很热心的一个老人，他带着我和闫萍去咖啡店，喝了平生第一杯咖啡，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好喝，从此我爱上了咖啡。开车带我俩去山上玩儿，盘山路转得我俩都晕车，不得不在半路停车，蹲在路边吐。后来我回长春的时候，还见过一次面。再一次打电话，我已经在香港工作了，他告诉我，有个朋友来香港，正好看看我，还告诉我那个朋友是个单身。想来这老头儿是要介绍对象儿给我吧。我免税店的附近的日航酒店见到了佐佐木先生，他住的是一个套房，很大，我带了一群朋友陪他过海去港岛吃了叫花鸡，临走时，我在免税店里买了三瓶娇韵诗的纤体露，让佐佐木先生捎给日本叔叔的老婆，当时这东西在香港很流行，他们应该很喜欢吧。
佐佐木先生长得特别有喜感，留着一脸大胡子，他有些巴西人的血统，长得一点儿也不像日本人。当时在工场也见到过巴西人，他们能歌善舞，我实在无法想像佐佐木先生要是跳起热情的伦巴舞会是什么样子。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他的工作是什么，只知道当时他经常去台湾、香港出差，每月的收入有40多万日元，显然工作还不错，要不然也不能在出差的时候住套房吧。比较奇葩的是，有一次他从台湾到香港看我，居然带了一箱子台湾的水果罐头，包装倒是很精美，但这也太重了，我把罐头分给了宿舍的朋友们，都说好吃。但能够出差带罐头的，恐怕这辈子不会遇到第二个人吧。后来我回长春后，他来过长春几次看我，他会很突然地在机场给我打电话，说晚上就到。最后一次，我跟恋爱中的老公一起请他吃过一次饭。再后来，就没什么联系了，不知道是不是混血的关系，很奇怪的一个日本男人。
不知道是否我足够幸运，我遇到的日本人都很善良，让我因此而喜欢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