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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山之南，涢水以西，有一个傍湖而居的村庄，叫做天然农场。村庄很小，小到在地图上拿放大镜都不好找。村庄很大，大到可以容纳我的整个青春年华。

村庄一直都在，农场只是意外。在当地赫赫有名的天然农场，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湖北省农业厅直属单位，后由安陆市农业局代管，因场址坐落于天然村，故名天然农场。

该如何形容天然农场与天然村的关系呢，本质上就是天然村将八组的高家湾北半部分划出一片宅基地和农田给农场，让农场的人自主经营，村与农场互不干涉，只是在资源方面共享，属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天然农场由院子农场和畈上农场两部分组成，院子农场紧靠天然村八组高家湾，类似于租界。畈上农场远离高家湾，类似于飞地。

在集体公社时期天然农场很红，也带火了天然这个地名，一度取代原有的木梓公社成为天然公社，当时公社政府驻地在毗邻京山县的王店，以致直到今天，公社改称乡政府，驻地迁回木梓，王店还将“天然”这个名称据为己有，事实上那里既无天然村，也无天然农场，“天然”只是当年的曾用名，而且还是借的，就像刘备借荆州，借了就不想还。

天然农场的名声很响，方圆百里都有人知道。社会上通常称呼我们村庄时，不是叫高家湾，而是叫农场。甚至连市汽车站通往我们这里的公交站台都叫天然农场站，而非天然村站。这个就如同当年的深圳，原本就是一个小渔村，隶属于宝安县管理，改革开放后竟然后来居上，儿子超过老子，深圳成为市名，宝安沦为区名。

农场的建筑物四面都有朝向，围成了一个院子，部分没有房子的地方就砌上了高墙，院子大门朝东，配有铁制的栅栏，栅栏上面有一排带倒钩的铁矛，跟很多单位的大门一样，固若金汤。

院子周围的瓦屋是农场职工的住房和仓库，中间广场上有一栋坐北朝南的两层楼房，显得比较气派，是农场的办公楼。楼前栽了一些观赏性树木，楼后则是菜园与水井，院子四周还见缝插针地种了一些花树和果树。在农场的巅峰时期，房子前面的花坛上都长满了颜色各异的鲜花，有菊花、月季、鸡冠花和美人蕉等等，将整个农场搞得像个花园。后来我在语文课堂上遇到作文需要描写花园题材时，就直接把农场当作花园来写，也能应付差事。

如此一来，农场的建筑格局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院子以外那一圈，对应着的正是高家湾每个农户的后门，真正做到了鸡犬相闻，村民们平时放个屁，农场的人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后来这个秘密被派出所知道了，每次民警下乡暗访抓赌时，根本就没必要进村，只需跑到农场的院子里面，竖着耳朵听一圈就能掌握情报。

在生产条件相对落后的农耕时代，农场因为有农业局的背景，也狐假虎威，风光了几十年。上世纪六十年代时，中国很多农村都没有通电，而农场这边不但通电了，还有农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电视机，当时大家都跑过去围观，就像是看稀奇。农场组织架构齐全，有书记也有场长，管理着大约十几户人家，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外来户，他们的子女也跟村民的小孩一样，在村里的民办小学读书，因此我经常跑去农场玩，对里面很熟悉。

农场里面的劳动者干的活与我们村子的农民别无二致，但他们的名称是职工而非农民，特别是前期从城市分配过来的那些人，平时的穿衣打扮与饮食习惯还保持着城里人的作派，我小时候就看见过农场有几个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喜欢涂脂抹粉，这在当时的农村很是显眼。我们农村人一日三餐都是吃大米饭，而农场的人每天早上是不吃饭的，像城里人一样流行过早，虽然离集市远，条件有限，但他们早上就算下一碗面条，也要吃出与农民不同的高级感。

记得农场有一个叫做丽君的中年女人，长相俊俏，打扮时髦，走路还哼唱着“一不该呀二不该，你不该，偷偷摸摸把我爱……”印象中她是一个举止大方的女人，待人温和，满眼含笑，但她女儿却有一种先天性的癫痫病，俗称“牙牙疯”，平时和正常人一样，每次发病时就不正常了，张牙舞爪，胡言乱语，大脑不受控制。这种病似乎无法根治，有的人几个月发一次，有的人一个月发几次，程度不同，频率就不同。我们一般都不敢和她玩耍，很怕她发起疯来把我们玩死。

那时脚下湾的世俊家建楼房，这也是咱们八组的第一栋楼房，村里人都在帮忙。丽君女儿也跑过去看，还帮忙搬了一晌午砖。听世俊说，他家招待大伙吃饭时，特意安排丽君女儿坐上席，给足了面子，乡亲们有说有笑，直夸丽君女儿干得好，气氛非常热闹。

有一年夏季雨过天晴，村子前面用来灌溉农田的大沟水位很满，丽君女儿就在农场附近发作了，一头扎进路边的水沟。那天我父亲从外面回来正好经过，看到有人溺水，马上跑过去一把给捞了上来，最后才发现是农场丽君的女儿，于是送她回家，交待给她妈妈。

丽君当时非常感动，连声道谢，没过几天，还特意送了一份礼品到我家来表达谢意，我父母推辞不过，便只好收下了。我记得里面有一罐麦乳精，用非常精美的铁盒作为包装，上面还印刷着美女半身像。现在的人也许完全不知道什么叫麦乳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那可是稀罕物品，一般都是走亲访友时才带上，平常自己不会去泡来喝。我第一次喝麦乳精，就是喝丽君赠送的这一罐，所以记忆非常深刻。

丽君女儿后来又发作了几次，一次是某年正月十几的清晨，她在农场院子大门没有打开的情况下，搬来一张椅子垫在脚下翻墙而过，偷偷跑了出去，几天都不见踪影。最后才知道她原来跑去了北面方向几十里外的碧山，又有好心人帮她联系到了农场，方才安全回来。然而好运不会永远站在同一个人的身边，它也有缺席的时候。丽君女儿有一次跑出去玩就再也没有回来，据说那次她又发作了，没有人施救，死在了外面，真是可怜。

农场除了耕田种地的职工，还有一些技术人员，他们都是从农校出来的，熟悉各种农作物的种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套。技术人员老中青都有，记得有一位年纪最大的技术员，人们都喊他老冯，他有两个儿子，都跟他一起在农场生活。大儿子估计已经中学毕业，没见他读书，小儿子跟我是同班同学，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叫作冯尚虎，那时我们经常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他们应该是单亲家庭，因为我从来都没看见过他们的妈妈，都是老冯独自在照顾他们兄弟俩。

印象中老冯的大儿子沉默寡言，天冷的时候总是穿着一件绿色的军大衣，经常一个人在农场附近游逛。某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睡觉时因为门窗关得太严，导致煤气中毒，将生命定格在十八岁，如此年轻的小伙子就这么没了，令人叹息不已，真是命运多舛。

有一次早上我邀冯尚虎去学校，他正在家里准备过早，老冯给他下了一碗面条，但是味精刚好用完了，冯尚虎便开始闹脾气，说没有味精就不吃。老冯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味精，于是拿着用完的空味精袋往面条碗里抖了几下，装作撒味精。冯尚虎尝了一口，马上就识破老冯的把戏，哭着说他老爸骗人，根本就没有味精，又开始犟起来，老冯无计可施，恼羞成怒，说爱吃不吃，不吃拉倒，当时我在现场，气氛相当尴尬。后来冯尚虎始终都没有吃那碗面条，撅起嘴巴抹着眼泪跟我一起上学去了。

冯尚虎那时个子比我小，胆子比我老。有一次他将故意保留的长指甲亮给我看，说要是有人跟我打架就告诉他，他会用指甲去捥那个人。虽然没有出现类似情况，但由此看来，冯尚虎是个狠角，人如其名，懂得保护自己。

读到小学二年级时，冯尚虎就跟随他爸爸老冯一起搬回城里了，从此如石牛入海杳无音讯，再也没有见过他。

后来我又跟农场另外一位同学李汉兵关系要好，他跟我也是在一个班上，所以两个人打得火热，经常在一起玩耍。这个家伙性格很活泼，整天乐呵呵地，喜欢日白(安陆方言，意为开玩笑或者忽悠人)，是个开心果。记得当年我学习成绩比他好，所以他经常抄我的家庭作业，当然也是有代价的，比如说送我漂亮的明信片，或者在学校围墙外面的小贩那里买瓜子给我吃。

农场的人毕竟都是从城里分配过来的，所以他们并不甘心长久住在这里，一有机会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再回到城里，李汉兵一家在他读四年级那年也搬走了。临走前，李汉兵还忽悠了一下学校围墙外面的小贩，这事我们原本不知道，听小贩讲述才晓得。那时小贩有好几天都没看到李汉兵，于是就向我们打听他，我们说他已经转学了，回城里在读书。小贩一听，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叫苦不迭，说：“这个家伙那天还赊了我四截甘蔗！”

原来李汉兵之前也有在小贩那里赊零食的习惯，但是一般都会在第二天还上。这次赊的最多，估计他当时心里在想，反正是一锤子买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多拿几个跑路，哈哈。这家伙真是鬼点子多，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空手套白狼，只可惜也跟他失去了联系，以他那种性格，现在估计不是富商就是流氓。

从某种程度上说，因为我们八组划分了部分土地给农场，作为补偿，农场也让我们八组沾了一些光，比如后来有职工调走时，也会吸纳村里的农户加入农场去享受红利。八十年代时，杂交水稻刚刚普及，因为产量惊人，很多农民都愿意抛弃以前的早稻和晚稻，改种杂交水稻，这时价格昂贵的种籽便十分走俏，制种成了农民创产增收的新渠道。但是广大农民一无资源，二无技术，这事光靠自己绝对成不了。

在别人无计可施的情形下，我们高家湾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搭上了农场这艘快船。当时我们与农场签订协议，由农场提供技术支持，带领村里的农户发展杂交水稻制种项目，农户则按照水稻田的面积交纳技术指导费。就这样，我们村通过勤劳与智慧的结合，将杂交水稻制种搞得有声有色，在年收入方面翻了好几番，造就了一批万元户，农家楼房如同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让附近的村庄羡慕不已，甚至以将女儿嫁到我们村庄为荣。

我虽然已经脱离农村生活二十多年，但至今仍然记得杂交水稻制种的大致流程：先在平整好的水田里栽植父本，每一行的方向必须从东至西，再间隔一米五左右栽植第二行，依此类推，直到完成整个水田的父本栽植。一个月后再来栽植母本，除靠近父本那里保留一点空隙方便行走之外，同正常插秧一样将整个水田栽满就算完成。等母本发株长高长粗之后，还需要专门喷洒920催高药物，直到母本个头基本赶上父本。

父本抽穗之后，很快就到了扬花期间，为了增加产量，通常都是在艳阳高照的正午时分进行人工授粉，也叫赶粉。赶粉工具自制，就是找一根长度要稍微长过制种水稻田东西宽度的绳子，两头绑在带叉的木棒上方便收放，绳子上每隔几米系一个装水的塑料瓶防止发飘。赶粉一般都是成年人操作，制种水稻田东西两边田埂上各站一人，两个人用木棒压低绳子，先从南到北以小跑的速度走一遍，完成之后顺势将绳子放在田间地头，到树荫底下休息一会，等一个小时后，再用刚才的方法从北到南走一遍，又休息一个小时，最后走完第三遍，基本就完成了当天的授粉，第二天第三天也是如此操作，只要不下雨，人工授粉就能产生作用。

中午太阳当头的时候授粉效果最好，可以看到腾云驾雾般的黄色粉尘。每天这样赶粉，坚持十天半个月，直到花期结束无粉可授就停止。今后种籽的产量全靠授粉了，授粉授的好，数钱数到笑。通常情况下，种籽亩产一百斤铁定亏钱，亩产二百斤刚好够本，亩产四百斤收入翻番，亩产六百斤三倍利润。记得当时平常的杂交稻谷每市斤只卖五毛钱，而杂交水稻的种籽每市斤则高达十元，有时因为行情价格还会上下浮动数元。

俗话说：“水满则溢，月盈必亏。”当天然村与天然农场合作共赢春风得意时，外村人眼红了，开始造谣中伤，说天然那边的种籽有毒，种下去后长出来的稻穗会变黑变烂，打药都没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当一条假信息以星火燎原之势在民间多次传扬之后，很多人都当成了真消息，或者说他们情愿那是真消息，因为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是见不得别人好的，这就是成人之间一戳就破的真实内心：恨人有，笑人无。

当时政府都派专人过来辟谣了，然而于事无补，大量人员涌入农场，黑压压一片，将办公楼围得水泄不通，叫嚣着要讨个说法。其中有种植种籽的农户，也有购买种籽的农民，有不明真相的群众，也有浑水摸鱼的闲人。双方相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由于事情闹得太大，连派出所都抽调民警过来维持秩序。这场闹剧持续了好多天，后来在各方调解与劝导下，风波才渐渐平息，但从此以后农场的声誉江河日下，不复当年。很多人都不来这里购买杂交水稻种籽，只能低价出售或者自用。

经此一事，农场也开始转型，不再制种，而是把水田当旱地使用，各类农作物全面种植，硬是将这座中原地区的美丽农场，变成了各类庄稼的试验田，从北方的玉米到南方的甘蔗，从土里的红薯到地上的西瓜，五花八门，相映成趣。

后来我外出谋生，成为走出村庄的人，关于农场的续集，也知之甚少，只晓得里面的职工接二连三地搬走了，就剩部分人还在坚持，再也没有往日的热闹。那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房子因无人修葺渐渐坍塌，质量依旧上乘的青砖散落一地，被附近的农户捡回去修成闲屋，继续发挥着作用。

当年声名显赫的天然农场，无论曾经拥有多么华丽的前世今生，因为没有成功转型，现在已经被时代悄无声息地给抛弃了，只留下一个苍老的背影。

天然农场今犹在，不见当年种田人。

时光如水，总是无言。关于天然农场的记忆，如同岁月长河里朵朵浪花，在奔流不息的时光中翻腾几下，成为历史。

天然农场的“古代史”，只能道听途说，抢救性挖掘。天然农场的“近代史”，倒是可以通过点点滴滴的回忆，记录成册。

我四叔是60后，与四大天王中的郭富城同龄，他经常在闲话家常之际，回忆自己童年时代的一些逸闻趣事。

四叔多次提到，在他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背着书包放学回来，经过天然农场职工食堂的窗口，发现灶台上堆满了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这对于困难时期天天喝稀饭的农村人来说，其诱惑力不亚于山珍海味，于是四叔乘着厨师老罗转身做事没注意，顺手牵羊拿了好几个白面馒头，装在书包里面带回家饱餐了一顿。

那个厨师老罗我见过，属于天然农场的老职工，个头不高，为人本份，也挺热心，我年轻单身的时候，老罗曾想将自己的侄女介绍给我，后来不了了之。虽然好事未成，也要感谢他的善意，此乃闲话，表过不提。

记得老罗的老婆叫金蓉，他们一家老小在天然农场生活了很多年，刚开始住在畈上农场，中间离开过一段时间，后面返回来时住在院子农场，直到十几年前才搬走。

印象中，在院子农场居住最久的是老彭一家，当年那批农场职工基本上都走光了，他们至今依然坚守岗位，如果农业局年底评先进有终身成就奖，非老彭莫属。

老彭的老婆姓仰，这个姓氏比较少见。老彭的女儿红莉跟我是同学，与李汉兵一起在院子农场长大，他们两个算是青梅竹马。红莉十几岁时，她妈妈又帮她生了一个弟弟，全家欣喜若狂，取名得意。

院子农场还有耀辉一家，耀辉本是天然村一组村民，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加入天然农场，住在农场院子里面，他老婆叫泽芬，夫妻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建峰，小儿子叫建涛，也都跟我们是同学。

那时木梓乡派出所需要司机，懂驾驶技术的耀辉通过农场书记高义和推荐，给派出所开了几年车。

有一年春天，天然村八组村民赌博成风，日夜聚集在一起摇骰子。某日下午，木梓乡派出所接到线报，马上出警，让耀辉开车带他们来天然村八组抓赌。他们先是将警车停在农场院子里面，准备悄悄地进村，以免打草惊蛇。

耀辉也是一个老江湖，懂得人情世故，怕村民们过后戳他脊梁骨，于是长了个心眼，偷偷让儿子建峰去给大家通风报信。结果抓赌的民警扑了个空，只看到村民们一轰而散，四处逃窜，没有控制住现场。

跑的了和尚，跑不了庙。后来民警按照线人提供的情报找主户，再通过主户找“当皇帝”的庄家，顺藤摸瓜，列了一张包含几十个参赌人员的名单，分别传唤审讯。这几十人在民警的软硬兼施下，被各个击破，承认了赌博的错误，交纳罚金换来自由。

这段故事属于天然农场的番外篇，至今天然村八组的村民们提到摇骰子还心有余悸，再也没有人敢去碰那个玩意。

后来耀辉没有给派出所开车，回到农场重操旧业，这时他的座驾是一辆摩托车。会开各种车型的耀辉曾经吹嘘自己骑摩托车的速度无人能及，他说他在木梓街上点根烟出发，风驰电掣回到天然农场时，烟只嗦了一半。

耀辉平时花钱大手大脚，既抽烟又喝酒，搞个钱用个钱，掌不住财。为了维持开销，只得农忙时种田，农闲时打散工，有年冬天快过年时，村民们都在家里享清福，耀辉还跟老婆泽芳两人到几十里外的巡店砖厂搬砖。

某次，耀辉一个亲戚家管客，他骑着摩托车从外面回来赶情，由于喝了点酒，加上速度过快，在木梓街东边路口通往天然村方向的渠道下边一头钻进迎面而来的大货车底下，顿时酿成大祸，现场惨不忍睹，这个开了一辈子车的人，生命被滚滚车轮带走。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车祸猛于虎，多么痛的领悟！

耀辉家隔壁那户是代云一家，之前住天然村四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加入天然农场。后来老职工陆续搬走，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人高马大、年轻力壮的代云成为农场场长，将无人耕种的良田全部捡起来耕种，粗略估计有上百亩，真是全场走掉，一人吃饱！

在畈上农场住的最久的是李大友一家，李大友人如其名，身材高大，善交朋友。他同老婆桂英生养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李华，一个叫李小，也都跟我们是同学，只不过高我们一两届，我们小时候去畈上农场玩时，主要就是找这兄弟俩玩。

当年李大友头脑活络，左右逢源，天然农场和天然村八组的电费都是由他在收，他除了利用电力帮助大家从河里抽水灌溉农田，还在畈上农场前面的仓库经营大米加工业务，周围一带的农户都是来这里碾米，生意相当红火。

进入新时代，李大友随大儿子李华从畈上农场的旧瓦屋迁出，搬进院子农场附近自建的新楼房。李华娶了脚下湾世俊的妹妹春燕。李大友小儿子李小则一直是在广东工作，听说混得不错，很早就在外面成家立业，买了房子。

坚守农场一生的李大友后来死于一场意外。

那是大约十年之前的一个夏日午后，一些村民在天然农场东边河里用迷魂阵下小龙虾，李大友闲得无聊跑去看，看看也就罢了，等村民走后他又去取水里的笼子检查有没有小龙虾，结果不识水性的他一下子就从岸上滑落掉进河里，刚好那里又是一个深潭，河水很快淹没头顶，在无人施救的情况下挣扎了半天，最后溺水而亡，直到漂浮出水面才被村民发现，并打捞起来。

同水打了一生交道的人，结果被水给淹死，既是悲哀，也是讽刺。

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

发生在天然农场的故事，当然不止这些，生活远比小说精彩，有些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些是不为人知的秘密，像那株生长在办公楼前的棕榈树，随风摇曳，任雨打湿。

激情燃烧的岁月，燃烧的除了岁月，还有激情。

现在的天然农场早已不复当年模样，院子农场周围的房屋和围墙因年久失修全部坍塌，仅剩中间的办公楼和两侧的仓库。畈上农场除了前面的仓库和后面的水塔，其他房屋都平整成农田，种上了庄稼。

关于天然农场的记忆，温暖了岁月，苍老了容颜，静悄悄流走的是华年，往事并不如烟。当用文字将那些轻飘飘的旧时光串起，却又如此沉甸甸。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曾经的人们已各奔天涯，就让这些故事留在记忆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