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鲁颂·閟宫》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

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前言

《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是青年学者李硕的代表作，2022年10月出版，随即登上各图书销售排行榜，并获得众多平台和读书自媒体的推荐。

“翦”，甲骨文里像一撮羽毛装饰的戈，意味攻占和杀戮。周人将灭商大业称为“翦商”，《诗经·鲁颂·閟宫》中写道：“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李硕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了五年记者，然后回到清华大学历史系拿了硕、博士学位。继记者、学者、作家等身份之后，大病初愈的李硕再次转身，成为一名影视人，开始专注拍视频剧集和虚构作品写作。

我特别期待李硕写悬疑类小说或剧集，因为读《翦商》的感觉就像看一本探案故事集。上古时代的生活是怎样的？商朝怎么打败了夏朝？史书上为什么没有关于人祭的记载？周人如何实现 “翦商“大业？……

人牲祭祀：考古发现的历史秘密

李硕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本书开头就是一场商朝末年人祭仪式的还原，残暴血腥，让人毛骨悚然。

殷都宫殿区以东数百米的后冈，H10祭祀圆坑历经1959年、1960年、1977年3次发掘才终现全貌：这是商朝末期一个较高级别的人祭坑，共有三层。

最底层19人，第二层至少29人，第三层24人，最上层填土中还有1人。能辨别出的遗骨有成人、青年男女、儿童，甚至还有婴儿。

每一层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最底层身份最低，杀戮方式最残忍，仅发现少量海贝；第二层身份较高，甚至有人佩戴着玉石饰物；第三层身份最高，有青铜礼器、丝绸麻布等随葬品，其中有一件铜鼎刻有铭文，显示它的主人名为“戍嗣子”。

不仅献祭过程井然有序，甚至被献祭者也做好了准备。读者不禁想要一探究竟，遥远的上古时代到底是怎样的？

文明溯源：跨越千年的穿越之旅

本书虽名为《翦商》，但作者并非仅写周灭商的历史事件。前四章，作者带领读者穿越回新石器时代，对史前文明进行了一次速览。

在以千年计的历史进程中，很多变化都是缓慢的，唯一明显的变化就是人群“共同体”规模的扩大，由村落、部落到古国。

距今4300~4000年间，华北很多地方同步出现了不少古国：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山西清凉寺、河南王城岗等，但都是兴盛两三百年后就解体，重归部落形式。

直到河南嵩山脚下的一个小部落，不仅逐渐发展壮大，而且实现了文明的突破，开启了夏、商、周具有继承性的文明发展历程。

龙族夏朝：水稻、青铜带来的文明突破

洛阳市以东20公里处，距今3900~3500年的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都”遗址。 考古发现，二里头人来自于100多公里外、嵩山另一边的新砦（zhài）聚落。

距今4000年前，华北气候湿热，河南平原有大量的沼泽湿地。新砦人可能就生活在这样的滨水环境中，并因此产生龙崇拜的文化。龙图腾也延续到二里头，龙一直是二里头高等级墓葬的标志。

通过考古和文献推测，作者认为“大禹治水”的最初内核其实是一场古人改造湿地、开发平原的活动。按照粮食“千粒重”数值，这里出土的稻米重量是粟米的四倍，所以作者推测二里头人的主粮应该是稻米，而非传统认为的粟米。水稻，成为新砦-二里头人异军突起，繁衍壮大的重要原因。

另一项关键技术是青铜。添加了锡和铅的青铜，降低了熔点，合金熔液的流动性更好，因此可以铸造大件和精细的器物，并且硬度也得到提高。

青铜兵器对木石兵器有压倒性优势，夏王族垄断了青铜技术，从而获得了绝对的武装优势，对底层民众的控制力得以强化。夏朝开创了中国的青铜时代，石器时代古国繁荣难以为继的周期律，就这样被二里头的青铜兵器破解了。

二里头遗址距今3750~3500年，在其尾声（距今3600~3500年）的后半段，王朝发生了剧变。作者根据考古推测：可能是铸铜一族联合了外来族群，将夏王族赶出了宫殿区。

新的征服者在二里头东新建了两座城邑：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二里头古城就此消失。

在祀与戎：商人的文化基因

根据考古和甲骨卜辞推断，先商人是以放牧水牛为主的“游牧一族”。流动性强的部族天然具有从事贸易的优势，贸易还刺激商族人发明了文字。后来商朝灭亡后，很多商族人从事的便是贸易，逐渐“商”演变成行业名称，取代了原来代表贸易的“贾”并沿用至今。

游牧迁徙、进行贸易需要强有力的武装保护，因而造就了商人尚武的基因。四处迁徙还让商人有机会结识各地的族群，正是这一优势，给了商族打败夏族的机会。

在攻占二里头大概半个世纪之后，商族和盟友们逐渐吸收了青铜技术与王朝管理经验，各部族融合形成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商族。

商朝虽然继承了夏文明，但两者气质却截然不同。夏朝保守，不热衷于对外扩张，王族祭祀主要用猪，人祭数量并不比民间多。

而商灭夏后，不久便开始大规模的对外扩张，目的主要指向矿产资源丰富地区。伴随扩张，商人将铸铜技术普及到了各地。

商也继承并发展了夏的祭祀文化。综合偃师和郑州商城的发掘，商开国最初70年，宫廷和民间祭祀仍以猪为主，用人的现象并不普遍。到70~140年间，偃师王宫区开始批量用人献祭，郑州普通商人族群也出现大量人祭现象。到140~200年间，两城宫廷和民间的人祭数量空前增加。

两城宫殿区密集的人祭遗存显示，人祭在商朝王室成为主流，代表王权与神权的高度融合。而将“异族人”敬献给诸神和祖先，也成为了商族维系自我认同的宗教文化。人祭是商朝的国家宗教，也是商族人的全民宗教。

商朝开国200余年后，两座都城相继萧条并被废弃，商朝进入中期。这一时期，郑州商城出现一种全新的祭祀方式：埋葬青铜器。

某位商王可能接受了“不杀人”的理念，开始强力推行宗教革新。这次改革引发了王室改革派与反对派的激烈冲突和内战，最终反对派获得胜利，改革派被消灭。《史记·殷本纪》中，这段历史被称为“九世之乱”。

中商混乱萧条，持续不足百年。直到第十九王盘庚迁都殷地，商王朝来到晚商阶段，即我们熟悉的“殷商”。殷商持续了约两个半世纪，大概占整个商王朝的后半段。周灭商后，殷地逐渐荒芜，沦为一片废墟，史称“殷墟”。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最早属于第二十二王武丁时代。早商的扩张主要依靠青铜，到殷墟时期，商人又获得一个至关重要的技术：马车。目前最早的马车实物和文字记录就出现在武丁一朝。

殷墟的人祭遗存密如繁星，甲骨卜辞显示杀戮的方式更加残酷与系统化。专家还对不同商王时期卜辞中人祭的数字进行了统计，武丁有明确记录的献祭人数就达9021人。

到最后三代商王祖甲、帝乙、帝辛时期，祭祀实行所谓“周祭”制度。王室制定好年度祭祀计划，按期举行典礼，每次均需献祭相应数量的人牲。这个时期，不仅人牲数量大幅增加，范围也发生了变化。

之前用异族战俘、奴隶、底层贱民，尤以羌人为主。后来，甚至扩大到了商族内的贵族，尤其是帝辛（纣王）一朝更甚，如开篇被献祭的“戍嗣子”家族，铭文记录他曾经还被纣王接见过。

商人崇尚暴力和威权，而周人以礼乐治国。周朝对于华夏文明的塑造极为关键。

翦商：周文王的“面壁者”计划

1976年，周文王居住的宅院被完整的发掘出来，并且有甲骨卜辞为证。文王宅院位于岐山脚下的周原，今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北侧。

院落总面积1469平方米，相当于三个并列的篮球场，有三排房屋、两进庭院和东西厢房，围拢成一个标准的“四合院”，大门外有一堵影壁，是后世中国民居的典型布局。

与殷墟密如繁星的人祭遗址不同，文王大院考古中没有发现人奠基和人祭现象，垃圾坑里也没有发现人骨，而且整个周原都是如此。

在西厢房南第二间的墙壁下，考古人员挖出两座窖穴，其中较大的地窖存放的是占卜用的甲骨，一共发掘出1.7万多片。其中刻字的有282片，都是小碎块，上面的字都小如粟米。正是这些刻字暴露了深藏在文王心中的惊天秘密：翦商。

每当夜深人静，周昌独自一人钻到这间地下的小工作室，点上油灯，席地而坐，在土墙凿成的壁龛上进行着秘密推演。这在当时是十分僭越的行为，因为只有商王才能掌握通神占卜之术，更遑论后来他还想要造反。像一位 “面壁者”，文王在小小地窖里，不断地尝试着、推演着、祈祷着，渴望获得神灵的启迪与庇佑。

作者还对周文王的《易经》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易经》不仅隐藏了更多周朝早期的历史，更是对翦商大业的无数次天问。

周昌作为族长，有时需要到殷都参加典礼，并亲自押送人牲献给商王。周昌和他的儿子目睹了不少人祭仪式，这些场景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和恐惧。

这次入商都，周昌却被纣王囚禁在羑（yǒu）里，作者推测他可能卷入了王室的派系斗争。纣王因为怀疑而囚禁他，要他自证清白。

《易经》里很多内容都和周昌这段囚禁生活有关。在狱中，周昌与人牲关在一起，随时可能被拉去献祭，人牲们悲惨痛苦的遭遇让他感同身受。而让他有切肤之痛的，是长子伯邑考之死。

《封神榜》中伯邑考之死是我们熟悉的故事，而现实可能更为残酷。作者推测，伯邑考很可能成了纣王的祭品，最后还被烹杀和分食。因为敬献之后，参与献祭的人分食祭品也是分享诸神的福佑。

献祭伯邑考，一方面祭品身份越尊贵，越能显示献祭人的虔诚；另一方面也能验证周人的臣服和盟誓之心。为了周族的存亡，周昌，甚至包括他的儿子周发、周旦和周鲜在内，可能不仅亲历了整个献祭过程，还被迫参与了最后的分食。

伯邑考之死无疑给文王父子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在这之后，武王周发一直饱受噩梦和失眠的困扰，长期处于严重的焦虑中；周公旦经常会吐出正在吃的饭食，所谓“周公吐哺”可能是兄长惨死带来的生理性后遗症。

回到周原后，周昌很快“受命”称王，举起了灭商大旗。文王建立了广泛的反商联盟，最终武王周发率领西土同盟军，抵达殷都南郊的牧野，与殷都的反纣力量里应外合，迅速瓦解了纣王的武装，史称“牧野之战”。

纣王兵败退回殷都，当晚自焚于鹿台。一天之内，中土天翻地覆，改朝换代。

消亡人祭：周公的“政治正确”

推翻殷商后，周武王是不是就立即废除了人祭呢？事实并非如此。按照《逸周书·世俘解》记载，武王登基后举行了六天的盛大祭祀典礼，而且和商王一样，武王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人祭活动。

灭商第二年，武王病重去世。太子周颂才三四岁，于是周公摄政，这一时期持续了7年。周公旦通过一系列举措，不仅稳定了周朝初期的动荡，也为后世统治打下了制度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将华夏文明带入全新的阶段。

考古发现商朝繁荣的人祭到西周建立时戛然而止，而史书中对于人祭的记载也难觅其踪，甚至商人的人祭行为也没有记录，商朝灭亡被归咎为纣王的荒淫残暴、德不配位，仿佛人祭从未存在过。消亡人祭，就是周公旦执政期间的“政治正确”：

首先是物理毁灭：拆分商族，通过迁徙、分封远地，将商族势力打散；新建都城“洛邑”，将剩余殷都人全部迁到新都，然后系统且全面地毁灭殷都。

其次，上行下效推行新祭祀制度：全面停止人祭，在新都建城典礼上，祭品仅用极少的牛、羊和猪；教诲新王，将新祭祀原则执行下去，形成周王朝的正式制度。

最后，忘却是比禁止更根本的解决方案：周公派人销毁了商朝档案中有关“周”的一切内容；重构历史，夏、商、周没有什么区别，王朝更替是因为末代君王的德行缺失，人祭从来没有存在过；不能评论，更不能记录商人的人祭行为，对遗留的人祭行为进行严厉的斥责与惩戒。

就这样，血腥残忍的人祭文化从华夏文明中消失了，后世虽偶有出现，但都会被口诛笔伐。西周王朝存续二百七十余年（公元前1046~前771），除了消亡人祭，周王朝给华夏文明带来的影响还有很多。

殷周革命：华夏新旧文明的转折

作者将“殷周之变”称为华夏新旧文明的转折点：从龙山、夏到商，是华夏文明的最初阶段，称为“华夏旧文明”；周崛起灭商后，周公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并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开创了和平、宽容的“华夏新文明”，一直延续至今。

周公营造的华夏新文明，打破了族群的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在三千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文明走出了神权的掌控。

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而在其他诸人类文明中，神权和贵族政治的退场，都发生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近现代时期。

结语

李硕像一名侦探，带领读者来到“案发现场”，抽丝剥茧地分析“证据”，一步步地揭示“案件”原貌。考古不断更新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考古，犹如一面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

本书不仅讲人祭，还有很多重要的早期文化现象，比如耕作方式的变化、影响文明发展的关键技术，上古生活场景的还原……李硕用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一部一千余年的历史长卷，也是一场悬念迭出的上古穿越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