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迟子建
每个作家走过的路都是个人的经验，我曾说过，文学经验有点像一次性消费的纸巾，可能我的经验不会对别人有用，但是如果我的文学求经路和经验，能给别人哪怕是点滴的启示，我都觉得愉快。
我的故乡是大兴安岭，中国最北的地方北极村，就是我出生的小村子。它每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飘雪，到11月，那里已披上冰雪的铠甲了。冬天时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讲故事。烧着炉子，喝着很普通的花茶，有时我们围在火炉旁，从地窖里拿出几个土豆，切成片儿，一边烤土豆片一边喝着茶，围炉听老人们讲鬼神故事。我还记得土豆片儿被烤后，因为淀粉沉积，就像给炉盖做了一次美容，在炉盖留下一圈一圈的白白的淀粉。我那时候很小，在外婆家，在大人堆里听各种故事。他们讲的故事其实就是小说，因为故事是小说的核。
当然了，我们也知道有些小说不要这样的核，但那样的小说大多数成了软柿子，虽然甜，但很寡淡，没有嚼头。我听的这些故事多半是民间神话传说，它们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
在我自幼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我看到了春天，也看到了冬天。明白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生生死死，永不止息。
我是冬天出生的，从我们小山村到城里大概20里路，家长给我个三两块钱去买年画的时候，就是我最幸福的日子。你去城里书店的路上，沿着雪路走着走着，就得跑起来，因为天实在是太冷了，腊月天的大兴安岭要是只有零下20℃，那就是恩赐了。
这样的生活对我的文学确实是有影响的。很自然地盼春，因为春天太美好了。春天一到，风暖了，不用穿厚衣服了，女孩子可以穿薄薄的花衣裳了。可是这样的日子特别短。那里的春天只有半个多月，满山遍野的达子香花，就是映山红，全开了。我曾在新作《群山之巅》里写到采很多达子香花没处栽，就插在闲置的猪食槽子里，这样的细节都是真实的。
春天和夏天，也许因为太美好了，一闪即逝。我们几乎不敢种香瓜和西瓜，往往它们还在旺盛的生长期时，天就一天比一天凉了，它们没有熟的机会了。有时9月份就要下雪了，霜来了，然后满山绿叶变成了五颜六色的，五花山绚丽之极，美得醉人。到了这时候，没有成熟的果实，自然也就结束了生命。感觉什么都是有灵魂的，我觉得这些没有成熟的果实，都有一颗心，这么多颗心寂灭了，特别伤感。我很小的时候就爱伤感，骨子有一种天然的忧伤，可能与此相关。没熟的果子死了，冬天突然就来了，大自然是那么多变。而人的命运呢，其实也是如此。
大自然的风霜雨雪，还有一些朋友、邻居命运的变故，包括我个人经历的父亲和爱人的早逝等，都让我觉得生命脆弱，人生苍凉。很多批评家谈到我作品的死亡情结哪里来的，我想就是在自幼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我看了生，看了死；看到了春天，也看到了冬天；同时看到了死去的植物，在第二年春天复生。我明白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生生死死，永不止息。
批评家把这样的小说定义为“温暖”，我不敢苟同。我一直说，我作品的“暖”，是苍凉当中的温暖。
冬天给予了极北之地人漫长的风雪，也给了我们对温暖的渴望，以及不屈倔强的性格。所以我作品的底色是苍凉的，我笔下的北方人也是隐忍坚强的，就像冬天的河流。黑龙江是中俄界河，每年到了12月、1月的时候，冰会越来越厚。我从小跟着大人去江上捕鱼，用冰钎砸开厚厚的冰以后，能看到江水像生命的春水一样涌流，我们从水里还能捕上鱼来———即使那样的严寒，也没能真正把一条江冻僵，因为春天又会来。
这样的气象就像人生，不管现实多么严酷，我的内心依然涌动热泉，这就是我作品中的“暖”吧。其实暖是对人性有较高的期望值，也是一种最朴素的宗教情怀。我也知道恶在人性丛林中像荆棘一样密布，悲凉之雾在人生之河中，从来就不曾远离我们。但我就想在这样的地方，在迷雾当中寻一丝丝的亮光，在这无边寒冷当中寻找这丝丝缕缕的暖。实际上我作品的“暖”，也没那么强悍，有时批评家把它夸大了。过于的“暖”，大家都知道火炉烧得太暖，烧过头了，就引起火灾了。所以说作品的温暖，要恰到好处。在这样一个苍凉的背景下，“暖”要水到渠成地呈现，不要一味地去给它一种“暖”，强加所谓“高大上”的东西。
我有一个短篇叫《白雪的墓园》，有人读了，说我写得挺温暖，这小说其实多凄切啊。1986年1月，我父亲去世了，他是在凌晨去世的，那天白天他看上去情况挺好，所以晚上我和姐夫在医院的抢救室守着他，让我妈妈去姐姐家休息了。凌晨时我看父亲不行了，赶紧让姐夫回家叫我妈。妈妈一进来看到我父亲停止呼吸了，她就哭；她是很坚强的人，她哭不像一般的人大放悲声，她是忍着的那种哭。她哭着哭着，我突然发现她的眼睛里瞬间有了一颗红豆，红红的，很大的一粒；我就想是不是从此以后我妈妈眼睛就不好使了，害怕极了。举行完我父亲的葬礼，葬礼三天后要去圆坟，我们怕她伤心，不让她去。爸爸是腊月去世的，接着就是过年，过年前按风俗还要上坟———《白雪的墓园》写的都是真实的情节。我爸爸去世后的那段时日，我妈妈眼睛里那颗圆圆的红豆一直在，我们以为它永远就伴随着她了。要过年的时候，我们姐弟三人都好好地干活，哄我母亲，怕她伤心难过。挑水、劈柴、蒸干粮等，不想让她提起父亲的话题。腊月二十七，她要跟我们一起去上坟，我们坚决不肯，飞快地跑出家，七拐八绕，把她甩开了。我们回来后，发现她哭过。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床后，突然发现她失踪了，我们特别害怕她想不开去自杀了，到处找，可哪儿都找不到她。最后她终于回家了，外面在下雪，她落了一身的雪，进来后拍打身上的雪花。那时我父亲的坟还没立碑，一般来说要转年清明才立碑，所以坟前是没有名字的，再说那是当时做白事的几个人给选的一块墓地，所以她并不知道父亲埋在哪里。但是她进来说：“我去看你爸爸去了。”我们立刻问：“你找到了吗？”她说：“我找到了，我一上山，经过一座新坟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和见到别的坟不一样，我就知道那是你爸。”
那一瞬间我们特别难过，然后看她的眼睛，发现特别清亮，原来她眼里的红豆没了!她上了坟回来，眼里这颗一直带着多少天的、早晨时还在的红豆，突然就消失了。所以我写《白雪的墓园》的时候说，我父亲去世的一瞬，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在耍赖，不忍离开，他就化作一颗红豆藏在我母亲的眼睛里，直到我母亲亲自把他送过去，他才真正安心呆在另一世了。
你们现在听的这个故事，小说里面的细节，都是真实的，批评家也把这样的小说定义为“温暖”，我不敢苟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它是多么残缺，多么忧伤!所以我一直说，我作品的“暖”，是苍凉当中的温暖。
大多数的女性是生育的，她们在生育过程中获得了对生命最直接鲜活的认知，所以从爱生活的角度、从包容的角度来讲，女性可能更浓烈一些。
有批评家在谈我作品时候说，迟子建的作品虽然好，但是女性色彩不足，似乎把自己隐藏和保护起来了，写个人化的东西太少。我是尊重所有善意的批评的，因为好的批评，对作家的写作确实是一种及时的提醒，是有力的鞭策。但是对这个批评，我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十七八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女性观》，其中的一些观点，我至今未变。我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的关系，紧密衔接，各有各的光明，各自照耀不同的天空，不可能谁取代谁。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女性与男性最大的区别是，大多数的女性是生育的，她们在生育过程中获得了对生命最直接、最鲜活的认知，所以从爱生活的角度、从包容的角度来讲，女性可能更浓烈一些。
我个人不喜欢给作家做性别划分，因为任何的性别划分，都带着某种傲慢与偏见，而任何的写作，其实都是个人化的写作。男作家的写作难道不是个人化的写作吗？你说曹雪芹、蒲松龄、冯梦龙的写作，哪一个不是个人化写作呢？韩少功、张炜、阿来、苏童、格非、毕飞宇，他们的写作太不一样了，是不是？也正是这些差异，他们才成就了自己。还有，为什么批评家喜欢在“女”字上做文章？强调男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强调女作家的“女性意识”，其实还是有封建的那些东西，似乎女性就是被“看”的。所以我是不喜欢给女作家定义的，也不喜欢贴性别标签。比如说王安忆、铁凝、方方，这些优秀的女作家，如果隐去她们作品的署名，你能看出它一定就出自女作家之手吗？
女作家写女性的东西，应该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有一些女性色彩强烈的小说，特别个人化的东西，也有精彩之作，因为个人毕竟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但如果为迎合潮流，有意为之，那就是看轻自己，为自己制造了牢笼。这就需要女性有思想的深度，有心灵上真正的自由，这样才能有精神上真正的独立。当然社会也应为女性发展，提供更多的与男人同处的平等空间。
从自然属性来说，女性有善良、隐忍的性别特征，而且热爱大自然，对充满灵性的事物有着先天的直觉。所以女性成为作家———虽然我强调不要去给女性作家做标签，但我也承认，女性成为作家，确实有着一些比较先天的条件，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女巫多，男巫少。而很多优秀作品，是有“巫气”的。
看到近年来一些文学作品以及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无灵魂和操守，我真是失望。当然这里有一些人拜金主义之风的因素，让如此女性形象大行其道。我曾给本科生上课谈到元曲，关汉卿的戏剧，比如《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包括马致远写昭君出塞的《汉宫秋》，这些名剧都赋予女性至高的位置。她们尽管在生活中受到了爱情或社会关系的压迫，但她们最后的选择，都是遵从内心生活，没有那么物质地屈从于剧里的官吏。再比如《红楼梦》里曹雪芹写的那些女性，尤三姐、晴雯，甚至黛玉———你看黛玉那么决绝地焚诗稿，这些女性形象，带着那个时代女性的尊严，虽然不排除有封建因素，但女性天性当中的高贵和美好，一直存在。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刘剑梅教授，她有两部女性文学研究著作《狂欢的女神》和《彷徨的娜拉》，娜拉就是易卜生的名剧里出走的那个。她在《狂欢的女神》里写了世界上很多优秀的女艺术家，其中包括著名的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那么不屈的女性，我去墨西哥时参观过弗里达·卡洛的画室，蓝屋令人印象深刻。刘剑梅教授认为，当代女性的过度物质化会妨碍她们精神上的成长，影响她们的高度。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女作家和女性文学千万不要囿于自己的小天地，一定要视野开阔一点。
举个例子，我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里面的萨满，明知道救别人一个孩子，要死一个自己的孩子，她不断地救，不断地牺牲自己的孩子，这种女性像圣母一样，这不是女性意识吗？我还写过短篇小说《逝川》，写一个接生婆，孤苦一生守着一条江，如此坚强的一个女性。我还有一个短篇《亲亲土豆》，写丈夫得了癌症以后，夫妻之间的生离死别，最后她给丈夫搭了一个土豆坟，她离开那座坟的时候，一个土豆骨碌碌地滚下来，这个寡妇往前走的时候，还回头说了一句“还跟我的脚呀？”当然还有《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女主人公，这些女性的伤痛，这种自尊，难道不是女性吗？一个作家的心扉和她笔下的人物共融了，只不过她不歇斯底里，就缺乏女性意识吗？
我觉得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狭隘定义女性的形象不好。但同时也要强调，文学史上确实也有女作家写“私小说”，完全写个人经历和情怀的，也有写得很棒的，但它的比例极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