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初中辍学在家的我，以十四岁的年龄，参加镇教育组的招聘考试，合格后成为家乡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负责学前班的教学任务，班里四十一个孩子，语文、数学、音乐、美术、舞蹈等，我一个人包干。
开学前一天，我去教导主任那里，领了一盒白色的粉笔、一盒彩色粉笔，学前班的语文、数学书各一本，外加一本教师专用的备课本，这是那时候所有教师的标配。
就这样，我放下锄头拿起教鞭，开始了代课老师生涯。
然而，走进教室的第一天，我就知道带领这群孩子比种田更辛苦，需要超强的责任心、爱心，在地里干农活时，累了可以歇一歇，在学前班，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下了课，四十多个孩子在操场上玩耍、打闹，我仍然不能离开左右，玩耍中发生纠纷吵闹、动手打架等，必须随时调解，否则状态百出。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我终于摸透了这群小屁孩的脾气，课上，我给他们传授知识，他们不吵不闹，给了我师道尊严；课下，我就被他们同化，成为真正的孩子王，一起做游戏、跳房子、下龙棋、斗鸡、挤油等，玩儿得不亦乐乎。
事实上，学前班的老师在一定程度上，还履行了保姆的职责，大部分孩子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务工，他们基本生活自理能力尚可，但细节上很难做好，如冬季里蹲厕所坑位，大便弄进裤子里是常事，为了帮他们尽快学会完全自理、自立，我陪他们去厕所，教他们大便时如何正确脱裤子，如何擦小屁屁才能干净等。至于给披头散发、刘海挡住眼睛的女生扎小辫子，更是常事。
幸运的是，所有的苦和累，孩子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喜欢我，远远胜于我对他们的付出，常有孩子带给我一把熟花生，或是数片红薯干，如果拒绝，他们要么会哭着拽住我的裤腿，用眼泪来“逼”我收下，要么偷偷送到我宿舍的写字台上。
记得有次咳嗽时，一位小男生送给我一粒蓝白相间的感冒胶囊，说是他奶奶喝的感冒药，他私下拿了一颗到学校送给我。看到他期待的小眼神，我不忍拒绝，道谢后告诉他，以后不能随便从家里拿感冒药、包括其他药品，在他答应后，我侧过身子，以免他看到我眼里的泪。
（二）
乡村小学的学前班，并不是单纯的各种“玩”，教师同样承担了教学任务，在每学年的期末，学全班也被纳入全乡九所小学的统一考试，考语文、数学两门。
为了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除了虚心向其他老师学习外，我还自费报了地区教育部门举办的暑期教师进修班，学费四百元，这笔钱当时还是借的。
代课老师的待遇不高，一个月五十块钱，一年六百元，还得年底才发，平时必须花钱的时候，我只能回家告诉母亲，她从来没有拒绝，如果家里没有，她也会去村里人家借给我。
我能在学校熬过代课教师的最初一年，经济上主要来自于母亲的支持，没有她独自承担全部农活，包括喂猪、放牛，我怎么有时间安心教学？
学校规定所有老师必须住校，礼拜六才和学生一起放假（那时候还没有实行双休），学校有食堂有一位专职的厨师，他做完饭后需要种菜园，但大米和油每个月都是教师自己从家里带，包括公办老师。
我后来还兼职负责学校后勤，每个月第一天，记录好每位老师带来的米、油的重量，然后做一张表格贴在食堂的墙上，哪位老师哪一顿在学校就餐，就在他的名字下画一个星号。
这是我在代课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当“官”，义务的，同事们戏称我为“火头军”。
（三）
当了一年孩子王后，学校另外聘请了一名代课老师，带新一届的学前班，我被任命为五年级的语文老师，但代课老师的身份没有变。
身为教师，除了必须具备的教学能力外，还要掌握“四项基本技能”，即唱歌、书画，会一门乐器，擅长一门体育项目。上级领导要来检查，必须达标。
那时，乡村小学教师以民办、代课老师为主，公办的极少，但基本都是全能的，需要你带哪一个年级哪一科，立马就得上讲台，好在我年轻，接受新鲜事物也快。
为了达标，我也是拼了。唱歌虽然嗓子粗，但能保证不跑调；至于乐器，我学过吹洞箫，特别喜欢吹《梅花三弄》，完全靠自己摸索，但总感觉中气不足，吹不出那种高亢、嘹亮的音域，只好作罢，改为弹钢琴。
那时学校的钢琴与现在我看到的豪华版根本无法相比，外形简陋、笨拙，同事们都是自学，找不到专业的老师教，我就采取最笨的办法，在琴键上用笔标出“多、惹、米、花、嗦、拉、西”，再对着曲谱弹唱。
慢慢熟悉琴键后才擦掉，这在当时成为一个笑话，传到了其他乡村小学，并被同事们效仿之。《映山红》是我弹得最熟悉的，还有《八月桂花香》、《送战友》等。
（四）
在陪伴学生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反过来也促使了我的成长。
放学后，夜晚的校园是安静的，备完课、批改完作业后，在长长的寂静的夜晚，为了打发时间，我爱上了写作，并开始有长短不一的散文、教育论文等在相关期刊上发表，三块、五块的稿费成为补贴生活的唯一来源。
期间，姐姐们出嫁，母亲去世，我和弟弟相依为命，那时，我实际还未成年，但开始承担了养家的责任。个中甘苦，至今无法下笔成文。后来，我投稿不再局限于本省的期刊，而更多的是投向《中国青年报》。
一次，邮递员给学校送报纸，给了我一个大塑料袋，说他把我的两百多封来信单独装在一起，里面还有一张一百六十八块钱的汇款单。
当时，我正在上课，虽然心里疑惑，但等到放学才回宿舍打开塑料袋，数了数一共是二百五十八封信，拆开一封，看完才知道是读者在《中国青年报》上，看了我写的《我想有个家》一文后，给我写来的，其他信件也是。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大半年，我总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三千多封读者来信，有的是在校大学生，有的是机关工作人员，最多的是部队官兵，他们有的鼓励我继续在三尺讲台上耕耘，有的支持我离开家乡，到他们所在的城市，他们会帮我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此事也惊动了地方电视台，他们去给我做了一期节目，播出后反响很大，但外界这些繁华，从来没有使我产生离开讲台的想法，虽然那时候工资依然还是一年六百块。
（五）
后来，由于教室和宿舍太破旧，学校在大队集资、并获得县卷烟厂的资助下，盖了一栋二层的教学楼、新的厨房等配套设施。
随着办学条件的改善，随之而来的是是生源急剧减少，部分孩子随父母去了务工的城市，部分去了镇上租房借读。有的代课老师因为待遇低，加上没有转正的希望，也辞职去了大城市，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我坚持到了最后，继续留在三尺讲台，用青春践行了入职时的《人民教师誓词》。直到学校决定高年级的学生都转到镇上小学住校读，只留下三年级以下的学生时，我知道我得主动走，毕竟，剩下的班级有几位年长的教师教就可。
告别三尺讲台，背上当年去学校时的行李，离开我奉献了最好年华的家乡小学。旋即北上边打工边学习并参加高考，如愿进了大学，接着，弟弟也考上大学，我们各自用勤工俭学的方式完成学业，并顺利留京。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一所大学任教，后来辞职注册一家文化公司，直到去年三月疫情期间，我决定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写作上，于是果断注销（事实上业务还未结束）。
工作之余，我也未完全离开讲台，多次应邀走进学校，义务讲《传统书画鉴赏》《汉字的起源》等。
最近几年，断断续续第写完二十三万字的，以乡村教师为主体的一部长篇小说，以铭记那段最美年华。这本稿子几经修改，由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大新老师写了推荐语，茅盾文学奖梁晓声老师提出修改意见。（昨天修改完，今天做的目录）。
京城距离家乡千里之遥，当年的小学现在也仅仅残留下一栋破旧的二层小楼。可记忆里，那学校、那讲台、那群孩子，依旧鲜明。
时光不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