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眉山市三苏祠博物馆，镌刻着“守其初心”四个大字的刻石引来四方游客驻足。“守其初心”出自苏轼元祐六年（1091）五月所写的《杭州召还乞郡状》。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到任杭州，元祐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接到任命后，苏轼三次上疏辞免翰林学士承旨，皆未获准。于是，苏轼再上此《杭州召还乞郡状》，极力表达自己乞求外放之心。那么，他为什么一再请求外放而不愿在中央、在皇帝身边任职呢？
在这篇文中，苏轼言及自己乞求外任的原因在于他受到新党、旧党左右夹击，不安于朝。新党攻击他，因他在新党当政、王安石主持变法时，极论新法不便；旧党攻击他，因他在旧党重回朝廷、主张尽废新法时极力反对，主张“参用所长”，招致“台谏诸人”与之为仇。在新旧两党党争中，苏轼不阿谀奉承、直言敢谏，屡受排挤。所以他感言“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在朝堂，若继续坚持直言敢谏，则朝堂上的小人必然不快，朝廷也无法安宁。作为有气节的士大夫，苏轼宁愿成全自己的坚守与初心，到百姓身边，为百姓办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所以苏轼的“守其初心”，从直观来讲，是坚守直言直谏的初心，他当初参加的制科考试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所以入仕后一直履行“能直言极谏”的义务，即便因自己不随波逐流而被新旧两党所不容，他仍然坚持。而他直言直谏的出发点是人民的利益，希望朝廷政策以利民为先。
悲歌为黎元，人饱我愁无。苏轼无论何时何地，荣辱沉浮，都把爱民、忧民、亲民、惠民视作己任，竭尽全力为百姓做好事、做善事。即使在贬谪期间，生活困苦的苏轼也无改以民为本的初衷。他被一贬再贬，官也越做越小，但是百姓越来越爱戴他。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不提自己三大尚书的政绩，不提两任翰林大学士的荣耀，却把自己和老百姓息息与共，为百姓做好事干实事视作一生功绩——在黄州，成立“育儿会”，救助弃婴；在惠州，筹资修建东新桥和西新桥，推广减轻农民劳作的农业机械“秧马”，并建议引蒲涧山滴水岩泉水入广州城；在天涯海角的儋州，尽管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日子，但也热情帮助当地百姓，指导打井，劝农护牛，开馆办学，使海南岛开天辟地有了第一位秀才；在常州，苏轼买了处住所，当听说此房是一位老妇的不孝子女违背老人心愿私下卖的，老妇为此伤心不已，苏轼当即烧掉房契，将房子归还老妇。而他自己却在当年七月，逝世于借住的房子中。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但都以宽广的胸怀坦然处之。为国为民之情让他深受老百姓爱戴，“守其初心，始终不变”的情怀更是对当代有着深远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