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悬念，没有巧合，没有完整的故事，一章铺开，长长的自然段，中间没有断行——博胡米尔·赫拉巴尔舒缓自如的独语渐渐把读者带到我——汉嘉在废品站工作的地下室——肮脏、潮湿、闷热，散发霉味，苍蝇乱飞，耗子做窝。在这里，汉嘉干了三十五年，从普通人成为“文化人”。这不奇怪。他每天把抢救出来的书放入一个铺着圣像的小箱，已然成了私密的“弥撒”和“宗教仪式”；他“把美丽的词句含在嘴里，嘬糖果似地嘬着，品烈酒似地一小口一小口呷着”；他还将打包演绎成了一种行为艺术：有时用“浸透了水的凡高的大幅复制品《向日葵》裹包，因此每个包的四面都闪着黄金和橘红色的光彩，衬着天蓝色的背景”。由此，他才能“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中看到一切，身体和灵魂所感受一切——之后，还有足够的勇气使自己没有疯狂”。“没有疯狂”，是一颗心有所安顿。
小说的文字散淡又隽永，徐缓而富张力，靠着真实生动的细节，呈现了物质层面的质感和心灵世界的本真，忧伤而又迷人。赫拉巴尔不无得意地称其是“忧伤的叙事诗”。“忧伤的叙事诗”来自生活，抑或来自庸常的生活以及因其琐碎、单调、乏味、凝重而思考着的生活。1986年3月23日，他在回答斯洛伐克记者提问时说，“其实汉嘉的另一半就是我。汉嘉所说的实际上就是我说的”。不假。1949年，赫拉巴尔放下博士学位和舒适的生活来到布拉格，落脚平民区，后又搬到许多茨冈人安营扎寨的大杂院，一住20年。其间，他在社会的最下层摸爬滚打，俨然“底层的珍珠”，也契合其所言“只有理解他人，才可以理解自己”。当然，包括理解生活。
时代总是“喧哗与骚动”的。三十五年来，汉嘉用来抵御喧嚣的就是书，以及书中的先哲智者。他孤单，却不寂寞。打包时，“压力机旁边忽然出现了一位举止文雅的年轻人”，他马上认出那是耶稣；而“身边随即站了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那“准是老子”。晚上回家的路上，他为皮包里装着要读的书而含笑，它们会告诉他“迄今尚不了解的有关自己的一些事情”。他躺在床上，头顶上就有两千公斤的书与之对话。应该说，汉嘉从废纸堆里“抢救”出的书，也是对思想、知识，还有良知的“抢救”，并用“抢救”下来的精神对抗“天道不仁慈”。他还从众多的麻木中“抢救”出了善良与同情——“在这只耗子的目光里，此刻我看到了比我头上的星空或我内心的道德法则更多的东西。”读者很难忘却：那两个对着从没有装进胶卷的照相机眉开眼笑的女人，那个与他睡在一张床上一无所求最后又失踪的茨冈小姑娘，“黑暗中我们彼此看到对方远比日光下更为清楚”。
汉嘉是个象征——遵循传统办法劳作的时代，随着新机器的到来而结束了。赫拉巴尔说，“汉嘉就处在这个时代的断裂之中，这断裂的碎片就扎在他身上”。汉嘉无法认同新机器带来的速度和浮躁，只能去“找另外一种幸福”。最后，他的“手里牢牢地攥着一本诺瓦利斯的作品”，倒在压力机里，用把自己打包的形式“在这里升天”。于是，曾经的一切“在铺着细沙的那条小径的弯道上消逝了，消逝在浓密的灌木丛后面”……
那么，何为喧嚣中的孤独？
我自己同自己在心里交谈，喝着啤酒，这种感觉最惬意了。这时我完全心不在焉，别人的谈话声对我毫无影响，这就是那伟大的喧嚣中的孤独——赫拉巴尔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