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先生这篇文章是可以隔着时代活着的。从人类望治的心情来说，动乱是和平致治的最大障碍。至少从理知的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专制是自由地创建自由文化的一大病症。治这种病症的特效药世界还未发明。世界有心人士正在苦心焦虑来发明这种药。这种药之难于发明，系因它必须能内外兼治。这也就是说，这种药除了能用于外科，还必须能够用来医治心灵。
照《时代周刊》（Times）的时代论文所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制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之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
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如霍夫斯泰德（RichardHofstadter）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ChristopherLasch）说知识分子乃以思想为生活的人。
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一个人不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和大家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发生怀疑并且提出批评，那么这个人即令读书很多，也不过是一个活书柜而已。一个“人云亦云”的读书人，至少在心灵方面没有活。
如果依照上列《时代周刊》所举两个条件来界定知识分子，那么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即令在西方世界也是寥寥可数。在现代西方，罗素是十足合于这两个条件的。史迪文逊（AdlaiStevenson）显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就我所知，明朝李卓吾勉强可作代表。自清末严又陵以降的读书人堪称知识分子的似乎不易造一清册。而且，即令有少数读书人在他们的少壮时代合于这两个条件，到了晚年又回头走童年的路，因此不算知识分子。
维斯（PaulWeiss）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团体，而且也没有什么朋友。赫钦士（RobertHutchins）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是试行追求真理的人。
这样看来，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得付出生命的代价。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典型。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稀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依这推论，凡属说话务求迎合流俗的读书人，凡属立言存心哗众取宠的读书人，凡属因不耐寂寞而不能抱持真理到底的读书人，充其量只是读读书的人，并非知识分子。
海耶克说，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又不是思想之某一特别部门的专家。典型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也不一定必须特别有聪明才智来传播观念。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得快。
海耶克的说法没有《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那么严格。我对这两种说法都采用。依照海耶克的说法，中国文化里的知识分子倒是不少。《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所界定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精粹。海耶克所说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本干。前者是一个社会文化创建的前锋；后者是一个社会文化创建的主力。时至今日，知识分子自成一个站特殊地位的阶层之情形已经近于过去了。今日的知识分子，固然不限于在孔庙里，也不限于在学校里，而是分布在各部门里。因此，我们现在谈文化创建，已经不是狭义地局限于拿笔杆的人的事，而是广义地扩及社会文化的各部门的优秀人物。在一现代化的文化建构上，经济工作者，工业工作者，农业工作者，以至于军事科学工作者，都不可少。可是，在传承上和方便上，以研究学问为专业的人是“搞观念的人”。我在这里所要说的种种是以这类人士为主。当然，这一点也不意含其他方面的工作对文化的创建不重要。
知识分子的责任什么才是中国应走的道路？怎样才能使中国有个光明的远景？关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浓缩成八个字：道德，自由，民主，科学。
只有实现这四目，中国才有希望。我们要实现这四目，必须积极地努力于新的文化创建。要努力于新的文化创建，必须有健全的知识分子作努力。
怎样的知识分子才算得是健全的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一个健全的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注重德操；第二献身真理。
在目前的社会风气之中谈道德，不是被人讥为迂阔，就是容易被人认为虚伪。的确，在谈道德的人物中多的是这两种人。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要道德。有没有人因市面流行假钞票而根本不用钞票？稍一反思，现在的道德问题实在是严重。在这迷茫失绪的世界里，人事朝夕变幻多端。我们把握着什么？我们靠什么作定力？我们必须怎样才能免于失落？各种无定向的风在乱吹，一忽儿东，一忽儿西，令人何所适从？我们怎样站稳脚跟？现在，有些人在权势面前是一套，转过背来对弱小是另一套。脸谱的变换，比戏台上还要快。他们到张家是这个样子，到李家是那个样子。中间一点联贯也没有，一点共同的基本原则也没有。自己跟自己不一样。自己把自己在各种不同的应付人事的场合撕成碎片。结果，自己不见了，只剩下一张名片。这样的存在，像马路边灰尘般的存在，像汽车后面排出的烟似的存在。
我们最核心的需要是始终维持自同（selfsameness），是保持内部巩固（innersolidarity），是静悄悄地作自我综合（ego-synthesis）。这就需要德操作中主了。我们处身在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要像屹立海岸的奇崖，任它风吹雨打，鱼虾相戏，狂浪拍击，我则屹立不移。坚固道德的完整，方可收敛散漫的心灵。只有照着道德原则的指标走去，才可免于掉进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鳄鱼潭。我们能否见小利而不忘大义？我们能否处贫困而不改素志？我们能否视马路上的富贵若浮云？我们能否坚持理想而不受诱惑？我们能否不把廉价的恭维当作“精神食粮”？我们能否在无端受侮辱与迫害时处之以宁静？凡此等等问题，都是知识分子常常遭遇到的问题，而且在实际中必须认真面对的。这些问题在纸上解答都是容易的，坐而论道也不太难。只有在实际的情况出现，身历其境，受到临场的考验时，才可测出一个人的德操之深浅高低。在这种虚华而又沦丧的岁月，一个知识分子要保持道德原则，实在是难上加难。但是，功夫就在这里。
道德而无相干的知识作充足条件时是盲目的。我们处身在这个鱼龙混杂的时代，不可少的是分辨能力。据斯泰因（MauriceR.Stein）和维底奇（ArthurJ.Vidich）说，莎士比亚剧中描写的哈姆雷特（Hamlet）的中心性格，是到一个社会里去寻求个人的真实性。而在他所到的社会里，集体的真实性已不复能够认为没有问题了。于是，他的追寻变为寻求他个人的认同。这也就是说，他只能去找和他相同的个人，团体已经不可靠了。但是，他发现这只能藉着细心考查他与他周围之真实的和想像中的人之关系才能得到。结果，哈姆雷特发现男女人们把最光荣的仪态和角色当作真实的，尤其是把合于并保卫他们所喜爱的自我影像的人当作真实的。在《阿塞罗》（Othello）里，莎士比亚告诉大家，有些人的情感导引他们把“虚假的”自我影像和角色当作真实的，以致毁掉了他们的生命。伊亚哥（Iago）装得像是一个顾问和朋友的样子，来导引阿塞罗走入歧途。其实他充满了邪恶的动机。阿塞罗回答伊亚哥的假殷勤，而且受自己被抑压的情感之驱使，他与一个谋杀者同流，并把德士底摩纳（Desdemona）和他自己毁掉了。不过，莎士比亚细心弄明白了，阿塞罗并不止是一个谋杀者而已，他也是很神圣而高贵的。可是，莎士比亚所注意的，是这样的高贵之如朝露，阿塞罗往往表现着两面性格，他没有内在的调和。
在这个时代，伊亚哥这种角色以形形色色的姿态出现。我担心知识分子变成阿塞罗。
际此时日，真是歧路亡羊，是非不明。是非不明，社会没有不乱的。所以清理是非是一百年大计。这件事是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中国的传统一向是知识分子乃社会的指南针。是非被保持在知识分子那里，而且真正的知识分子把是非之分际看得非常严重。正因此故，每次大乱过后总可保持一点命脉。清末以来，政事议论，国家大计，也莫不以士流清议为重。行动人物有时也以知识分子的是非为是非。然而，近几十年来逐渐搞倒了头。知识分子逐渐放弃自己的见地，让出自己的思想主权，以行动人物的是非为是非。甚至民国初年以来知识界的若干健将，也失去独自思想的能力，以流行的意见为真理。正所以致此，说来真是话长。我现在只提出几点：第一，有些知识分子所见本来不深。不深的见解易被大众的意见声威所慑伏、所转移。第二，发言投机取巧。这种言论经不起考验。第三，在大震荡之中丧失定见，结果把是非的判断交给果决的行动人物。这是弗洛门（EricFromm）所说“逃离自由”的一面。另外也有知识分子的是非没有完全跟着行动人物的是非走。彼等之所以如此，并非基于认知，而是以承继道统自命，抱紧圣像不放。这类人士倒是有点是非，可惜是“向后看齐”的是非。这种玄古的制式是非，很少切合当前的实际和创新文化的需要。
近几十年来，行动人物的是非和观念人物的是非并不是完全违离的，然而究竟是两个不同的类。关于这两个类之不同，从我在前文所指陈的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之种种不同，可以推论若干出来。真正的观念人物重理想；行动人物重实际。某一个时代，在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物之中，究竟是哪一类型的人物居于导演的地位，这是各种现实情势造成的。这样的结果，我叫做“历史的偶然”。关于“历史的偶然”，我现在没有什么可说的，这只有留待别的机会去讨论。如果历史是人类的舞台，那么似乎本来就是昨天某甲登台表演，今天某乙来表演，明天又不知是谁来表演。同是搞科学工艺的，过去叫做“畴人”。这是一个不被圣化社会重视的类。可是，到了今天搞科学工艺的被叫做“专家”。“专家”几乎是人上人了。同样是弄表演艺术的，过去叫“优伶”，我们由“与倡优同蓄”这一句话可以看出他（她）们的社会地位是够低了。可是到了今天，“歌星”是被捧的对象。据说有的歌星一支曲罢所得胜过一位教授一月的薪金。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的某一幕中，行动人物登台献演，这只好说是“时势使然”。然而，如果说行动人物的是非足为天下后世法，并且知识分子的是非也得跟着走，那就似乎有点“越界筑路”。行动人物中之最优秀的，所作所为的重点只在事功。事功上的道理局限得很。更何况有时是离题千里！行动人物的是非，揭开优美的修辞学来看，根本多属从局部的感情、利害、得失、声威要求、个人及团体的意气出发的。我不知道这些因素与知识有什么相干。然而，这些因素经过细心经营而且建构化以后，居然成为是非的标准。影响所及，似乎不是历史上一幕两幕就能过去的。
我们在知识分子之间可以很显著地看到这种影响。当梁启超的新说风靡时，当早期的陈、胡倡导的新潮澎湃时，有许多人赞同，也有不少人反对。赞同的是真诚地赞同，否则不会产生那么广大的影响。反对的也是真诚地反对，否则保守势力不会那么顽强。这种真诚，到现在似乎愈来愈微茫了。时至今日，知识分子似乎愈来愈彼此陌生，而且互相怀疑彼此的动机。若干知识分子之狂热追求个人的煌大，远甚于追求真理。彼等一般地对个人声名的饥渴，远甚于对真理的饥渴。于是，知识方面的工作被用为达到这类目标的手段。评论往往变成捧或骂的化身。未羼入私人因素的文字实在难逢。现代生活日重享受，彼此之间的竞争不易避免。个人的现实需求挤走了对无关利害的客观真理之追求。这一趋势，把人们的思路引向一条死巷子：一切思想言论几乎已无客观效准可言。一切思想言论都依利益或人事关系来解释。只要是在同一条线上的，便捧入九天之上；只要不是在同一条线上的，便踩入九地之下。彼此的语言不通，彼此不了解，也不求了解。各人努力的方向像光线的漫射。彼此努力的成果流失在相互的抵消中。几十年来现实权利争夺所铸成的意识型模已在知识分子之间隐约可见。现今的若干知识分子一般地把个人或团体的情绪当真理，把一时流行的意见当是非的准绳，而思想则随着流行的音乐打转。所以，知识界成为一个失血的人。他除了制造大量的统计数字以外，剥落了昔日的光和热，更未能给人以新的展望。
社会总要有些知识分子来累积、保存、再制，并传授知识。知识分子是一般地失落了。要救起知识分子的还只有知识分子自己。每个人有而且只有一个一生。这一个一生极容易自己浪费或被别人浪费掉了。无论是自己浪费或被别人浪费掉了，既已逝矣，即永不再来了。回顾这几十年来，在时代的大波动中，比起别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的浪费委实是太多太大了。人生不能仅靠反什么而活。只有积极的努力所产生的积极成果才能在当今之世发生自救救人的真实作用。就知识分子而论，努力于知识和真理的探求是中心的任务。从一长远的过程和根本的培养来说，一个社会文化还有什么比知识和真理更重要呢？然而，我们必须认识清楚，真理是吃素的。当财富太多时，真理就逃走了。当权势临头时，真理就远避了。财富可以购买金山，但买不来一条定律。权势可以使人在它面前谄笑，可以使人在它面前歌颂，可以使人在它面前屈膝，但是制造不出真理。一切靠权势支持的“真理”都是可疑的。一切从权势里分泌出来的“真理”更属可疑。权势可以毁灭人的身体，但是毁灭不了真理。有而且只有这样的真理才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古往今来，献身追求真理的人，常能和寂寞为友。真理是轻微的声音，他要诉说于清醒的心灵。太好热闹、不甘寂寞的人，周旋在鸡尾酒会里，听一片喧笑，到哪里去找到真理的踪影？真理不靠权威成长。大众的起哄只有把真理吓跑了。牛顿定律不产生于群众大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非集体创作。罗素的哲学更不是遵照什么路线走出来的。独自的探索，是通向真理的幽径。多数的协作和讨论可以给人启发，但最后的吸收和创造，还是着落到个人的独自思考。
从人类望治的心情来说，动乱是和平致治的最大障碍。至少从理知的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专制是自由地创建自由文化的一大病症。治这种病症的特效药世界还未发明。世界有心人士正在苦心焦虑来发明这种药。这种药之难于发明，系因它必须能内外兼治。这也就是说，这种药除了能用于外科，还必须能够用来医治心灵。就我的了解，医治心灵尤为重要。可是，这种药还很少——虽然宗教可能代替一部分。世界现在缺少这种药，所以在面对病症时，在观念思想上总显得缺少活力。维特夫哥（KarlA.Wittfogel）说：“你不能拿无何有来对抗什么东西。在一个危机的时代，任何思想的真空，正像任何权力真空一样，足以招致灾害。”他是抓住了这个问题的要点。
海耶克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他说：
在为获得世界人民的道德支持的奋斗里，西方人自己缺乏坚定的信持，因此使西方世界陷于重大不利之中。西方知识界的领袖们的心情长久以来一直是对于西方的原理原则感到幻灭了。他们轻蔑西方的成就，并且一心一意要创造“较好的世界”。西方人士自己的心情如此，我们就不要希望别人跟着我们跑了。如果我们在目前世界观念的大冲斗中想要获致成功，那么我们首先必须知道我们信持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要不随风飘摇的话，那么我们心中也得明白我们所要保持的是什么。我们与别的人民发生关系时也必须将我们的理想明白说出。时至今日，我们的外交政策上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的政治哲学能否胜过别人的问题。而且，我们的生存端赖我们能否在一个共同理想之下集结世界足够坚强的部分。
在西方世界，同样有理想虚渺的问题。所不同的，是西方世界的学人不粉饰自己，正视问题，而且提出来认真地讨论。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提出一个文化理想，就是自创一个什么意底牢结，或者是关起门来为世界设计一个什么“蓝图”。这个时代已到尾声了。我们要树立一个文化理想，有人的普遍价值之实现作远景，有现成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可资利用。
就中国的社会文化所出的大病症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既然中国知识分子首当其冲，于是有必要也有义务在世界的配景之中来研究这类问题。中国的问题既然根本是出在社会文化上，于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有在根本上从社会文化的创建着手。这里所说创建社会文化，就是从头创建一个适于大家生存和发展的现代文化。我们需要从目的社会（telocraticsociety）走向波柏尔（K.Popper）所说的开放社会（opensociety）。在这样的社会文化里，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不再受无谓的前例、禁忌、复杂意结、人身神话等等的束缚；而是以合于人生的德目及理知为指归。一谈到这些问题，事体就大了，端绪就多了，可努力的方向也多了。首先，我们在从事这一金字塔式的工作时，我们的胸襟必须是“为万世开太平”而铺路。我们希望透过自由文化的默运力，中国终于能够消解目前的种种暴戾之气，而出现一个重道德、有自由、行民主的境象。就知识分子来说，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值得做？还有什么工作比这更巨大？还有什么境界比这更开阔？照我看来，将我们的才智和努力安置在这一配景之中，我们就会觉得人生有了意义，人生有了价值，人生有了确实的目的。
当然，从事社会文化的创建，正同从事一切根本之图一样，收效是比较缓慢的，但确会宏大让一切短视的现实主义远离我们。我们应须走一条冗长的路。除了这一条远路以外，别无近路可抄，也无近功可图。曾国藩说：“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孟轲说：
……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
七年之病，需求三年之艾。百年大病，最少需求三十年之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