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汉臣

王允的抗争，是东汉中央政府最后的无效挣扎。

王允策反董卓部将吕布，联手诛杀董卓，以宫廷式政变，完成几十万关东联军无法完成的艰巨任务。凸显貂蝉的作用，属于小说家的浪漫式写作，可信度极低。

王允诛杀董卓的难度越小，只能说明王允之前投靠董卓越彻底。

董卓集团入京后，与士大夫阶层建立“对抗关东统一战线”，西凉军人集团势必被王允式阴谋家所侵蚀。当董卓认为王允式的士大夫已彻底屈服之时，士大夫的阴谋与政变时间表，也悄然通过习惯变节的吕布之手，对心理上没有防范的军事强人董卓完成最后一击。

王允不愿意赦免李傕等西凉军人，引起新一轮的混乱，但如若追究责任，其实罪责在于关东联军。既然关东联军一度集结讨伐董卓，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王允，自然一厢情愿的认为，即便李傕或吕布打算成为董卓第二，关东联军应该不会袖手旁观。

但真正希望东汉中央政府崩溃的，恰恰是袁氏家族为首的关东地方诸侯的联军。

王允与董卓之争，是百年来东汉士大夫最精彩的胜利，王允的结局，则是百年来东汉士大夫最惨痛的失败。

王允代表“根正苗红”的东汉士大夫阶级，东汉士大夫阶级百年斗争史，就是标榜道德至上的士大夫阶级，一次次被“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压制与迫害。年轻的王允，似乎注定要延续其先辈的命运，坚守原则立场，但缺乏斗争手段。董卓进京，王允的阶级敌人对象，从原来的宦官与外戚，变成跋扈的军阀。此时的王允，突然间脱胎换骨，只会口诛笔伐的文人，瞬间变成精于宫廷诡计的阴谋家。王允成功策反董卓部将吕布，几十万关东联军都无法铲除的董卓，被王允与吕布联手诛杀。

王允的失败，是东汉士大夫的悲剧。王允取得如此精彩绝伦、史无前例的胜利，但偏偏处于“关东联军”为代表的诸侯，已经完成肢解东汉王朝的时间节点。王允的下场，不仅没能挽救东汉王朝，自己也死于董卓余党李傕之手。东汉王朝的最后挣扎实属徒劳，假设没有李傕郭汜的“二度进京”，王允与吕布的所谓胜利，同样无法改变王朝的命运。

《后汉书》王允传记载：王允，世仕州郡为冠盖。年十九，为郡吏，时，小黄门晋阳赵津贪横放恣，为一县巨患，允讨捕杀之。

文字翻译：王允，世世代代为州郡官。年十九，为郡吏。当时小黄门（内廷宦官）晋阳赵津贪横跋扈，为一县的大患，王允把他捕杀。

王允捕杀小黄门事件的性质，不是单纯的司法案件，而是东汉阶级对立与斗争的体现。

王允“世仕州郡”，说明王允的阶级属性，是东汉儒学背景的士大夫阶层，王允大致也可列入东汉“清流人士”阶层。

当地门第世家甚至地方豪强支持的王允，其阶级属性决定，王允视内廷宦官为头号天敌，道义（王允式官员自定义的逻辑）上必须不遗余力的铲除之。

东汉中后期的格局：全国天灾人祸不断，中央政府财政捉襟见肘。

依据大一统国家“轻徭薄赋”的治理原则，东汉皇室如采取财政加征（重税）的政策，不仅会使日益困苦的民众雪上加霜，也违背儒家“轻徭薄赋”的原则。

东汉皇室可以借鉴的手段，是参照汉武“盐铁论”时代的做法，实行国家专卖政策，即通过国家开办国有企业，将利润丰厚的行业纳入政府管理与财税收入轨道。

皇室遇到阻力，受传统儒学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对汉武“盐铁论”时代的做法痛心疾首，指责政府不应与民争利。

皇室在大义凛然的舆论氛围下，被逼入绝境。

桓灵两帝不得不推出臭名昭著的“买官鬻爵”政策，将官职与爵位明码标价，公开兜售，而由内廷宦官执行此政策。

王允式清流人士找到妨碍其掌握权柄的内廷宦官的把柄，指责内廷宦官推行腐败堕落的“卖官”行径，而无视政策决策者的苦衷。

王允执掌朝政（司徒），没有超出当时东汉士大夫的理解能力。王允不是宦官，也不是外戚，属于士大夫阶层，而且属于“海内知名人士”。

但王允在最不合适的时候，以最合适的身份执掌朝政，超出了王允自己的理解能力。

王允认为，前任政府错误征召进京的粗鲁军人，比如董卓、李傕、郭汜，不可以在中央政府想当什么官，就当什么官。
但王允认为，比如四世三公的袁绍、袁术这些人到地方，可以想当什么官，就当什么官。
因此，王允在处理关乎其个人命运的李傕郭汜事件时，坚持除恶务尽的原则，王允不希望为了安抚西凉的军人，而得罪了关东的诸侯。

王允作为历史中人，自然无法理解关东诸侯的历史使命，恰恰是完成东汉中央政府的肢解工作。

以王允当时的理解能力，不排除王允与关东诸侯达成关于中央与地方互不干涉的口头协议。李傕郭汜的存在，就显得既多余又危险。王允坚持不再颁布赦免令，也许正如贾诩对李傕郭汜所言：传闻欲诛尽凉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