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这应该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古老的问题了。穷其一生，人们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拥有怎样的人格，我也不例外。
谈到我的人格特征，不得不先说说我的家庭。阿德勒说：“确定一个孩子在家庭中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只有了解了他在家庭中的位置，才能完全地了解他。”
我出生于一个半工半农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位工人，而我的母亲是一位农民。我有两个姐姐。听母亲说，我出生时，计划生育作为国策，正被用来减少人口数量。虽然父亲明明知道我的出生会给他带来一系列的处罚，比如减少工资、行政处分等等，但父亲却坚信我是一个男孩儿——对于一个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男人来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父亲冒着很大的风险，决定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出生那天，父亲从县城步行四十多公里到老家，踏进产房的那个瞬间，正好奶奶从产房出来，看到父亲，第一句话就是：“是个女孩儿！”父亲叹了一口气，连看都没看我一眼，转身就出了产房。
我从小就争强好胜，不甘人后，或许就与此有关。母亲每一次对我讲述这些细节，对我都是一种刺激，都会让我更加坚定“用自己的优秀证明给父亲看”的念头。或者说，整个童年，我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给父亲看而活着的。
小时候的我乖巧听话。五岁那年，我开始上学，直接读一年级。那个时代，农村的孩子上学都比较晚，一般都是八岁才开始上学。而我，没有任何面对新环境的准备，直接就和比我大两三岁的孩子一起读一年级，失败是可想而知的。
阿德勒说：“新环境是对儿童准备性的一种测试。如果儿童准备充分，他就会满怀信心地迎接新环境。如果他对新环境缺乏准备，他就会感到紧张，并进而产生一种无能感。这种无能感会扭曲儿童的判断力，并对环境做出不真实的反应，即这种反应和环境的要求格格不入。换句话说，儿童在学校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儿童准备上的缺失和不充分。”刚开始读一二年级时，我的成绩很糟糕，再加上老师对我要求很严厉，经常惩罚我，导致我对上学感到非常恐惧。
读到三年级时，我的姐姐开始介入到我的学习中，她为我补习，并给我买了试卷让我来做，给我批改、讲错题。我的成绩慢慢变好，从倒数几名变成班里的前几名，老师开始重视我，我也因此有了信心。
在《追求优越及其对教育的意义》这一章中，阿德勒说：“如果我们能以温和、关心和理解来对待这些孩子，他们则会令人吃惊地表现上出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智力和能力。以这种方式转变过来的孩子，通常会表现出更大的雄心，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很害怕回到原来的状态。他们过去的生活方式和无所作为成为警示信号，不断地鞭策着他们前行。在后来的生活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像着了魔似的，完全变了个样子：他们夜以继日，饱尝过度工作之苦，但却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
我对这段话深有感触。后来的学习以及工作中，我都刻苦努力，因为我知道，我并无任何天赋，要想优于常人，只能靠自己的刻苦努力。一直到现在，我都有一种危机意识，总是担心自己有一天会落后，会被淘汰，因此，我不断地读书学习，让自己始终保持前进的姿势。
我是家庭中最小的孩子。阿德勒说：“长子和幺子的处境各不相同。幺子曾是家里最小和最弱的孩子，他的处境要相对不利一些。为了补偿他的这种自卑感，年幼的孩子会加倍努力，以超越其年龄较大的哥哥或姐姐。”阿德勒还说：“如果年龄较大的孩子取得正常的进步，那么这就会刺激年龄较小的孩子投入更大的努力以追赶他的哥哥姐姐。其结果是，较小的孩子通常更加积极进取，更加咄咄逼人。”
我的两个姐姐成绩都好，性格外向刚强。而我不善言辞，家里有客人来，我总是躲在一边不肯出来和客人说话，因此，我小时候非常自卑，总觉得自己比不上姐姐。为了战胜自卑，我学习非常努力，每到年末，都会拿到几张奖状。看到父亲望着我的奖状露出笑容，我心里才会有一丝满足。
在性格上，我恰恰和姐姐相反，比较内向文静，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用阿德勒的观点来说，或许这也是我潜意识中和姐姐争宠的一种方式——当我自知从外向刚强上无法超越姐姐时，就用一种相反的方式，来引起父母的注意。
跟着郝老师学习完阿德勒的《儿童的人格教育》这本书，我才深深地意识到，原来每一个孩子人格的形成，都与其家庭有着很大的关系。弗洛伊德说过，一个孩子，即使在最慈爱的父母那里长大，他的内心也会留有很多创伤。我的童年已经结束，永不可能再重来，只希望我作为母亲，可以将对我的孩子的伤害降低到最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