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子之路

建炎元年十月二十二日（1127年11月27日），赵昚生于秀州青杉闸的官舍。他的生父赵子偁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六世孙，秦王赵德芳的后代，宋高宗赵构的远房堂兄，在赵昚出生时任嘉兴县丞。赵昚初名伯琮，因宋高宗赵构在元懿太子赵敷死后无子，便在绍兴二年（1132年）从绍兴回到临安后派管理宫廷宗族事务的赵令畴负责访求宗室子弟，从太祖子孙中比自己低一辈的“伯”字辈中挑选出十名七岁以下的儿童，赵伯琮就是其中之一。再经过一番审查，最后仅剩下两人供高宗定夺。这两人一胖一瘦，胖的叫赵伯浩，瘦的便是赵伯琮。高宗在粗略地看了一下之后，决定留胖去瘦，赐伯琮银300两，遣送回家，随后高宗主意又变，说自己没有仔细地看，要重新审察一番。于是让二人叉手并立，细细观察。正在这时，忽有一只猫从两人脚下经过，赵伯琮不动，赵伯浩踢猫。高宗见状，皱着眉头说：“此猫偶然经过这里，为何无故踢它？这个小孩如此轻狂，将来怎能担当社稷重任！”于是最终决定留下赵伯琮，将他养育于宫中。赵伯琮中选后，高宗便带他进入后宫，去见张婕妤（张贤妃）、吴才人（宪圣慈烈皇后）和元懿太子之母潘贤妃。三人正环坐聊天，见赵伯琮进来，潘贤妃因丧子不久，不禁触起隐痛，掉过头去，惨然不乐。张氏则笑着向赵伯琮招手，赵伯琮便扑入她的怀抱。于是，高宗就令张氏负责抚养赵伯琮，时为绍兴二年（1132年）五月十六日。

绍兴三年（1133年）二月，赵伯琮改名赵瑗，并挂贵州防御使之虚职。绍兴五年（1135年）六月，封为建国公，升保庆军节度使。与此同时，高宗在宫中建资善堂，供赵瑗读书之用，负责启蒙教学的是宗正少卿范冲和起居郎朱震。赵瑗读书极为勤奋，他曾在墙壁上题杜甫诗句“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绍兴十二年（1142年）正月，赵瑗进爵普安郡王，遥领常德军节度使。三月，赵瑗出宫，居于郡王府，只是在每月的朔望两日入宫朝拜。随着年龄的增长，赵瑗开始关注起时局的变化，有时也不免发表一些看法，由此逐渐卷入政治旋涡中，尤其是同权相秦桧的关系十分紧张。绍兴十四年（1144年）夏，衢州发生民变，秦桧没有奏闻高宗，便私自派禁卫军前去镇压。赵瑗遂将此事向高宗报告，指责秦桧越权。高宗听了也有些不满。就追问秦桧，秦桧十分狼狈，支支唔唔地回答说：“区区小寇，不足烦圣虑，因此没有上奏。等到荡平草寇，再奏闻陛下不迟。”高宗也没有追究下去，而秦桧也由此忌恨赵瑗。有时，当高宗拿一些大臣私下告发秦桧不法的事去质问秦桧时，反而推说是赵瑗讲的。有一次建康盗贼纷起，秦桧没有上报。后来，高宗从大臣张说那里得知此事，质问秦桧。秦桧一再探问消息来源，高宗遂推于赵瑗身上。因此秦桧对赵瑗更加忌恨，极力阻挠其正式成为皇子。但赵瑗并未因而有所畏缩，仍利用一切机会打击秦氏气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一月，秦桧病重，其家人封锁消息，企图由其养子秦熺代其职，继续把持朝政。赵瑗闻讯后，急忙向高宗报告。在接到赵瑗的报告后，高宗立即亲赴秦家，名为探病，实是观察虚实。随后，又马上命令秦熺告老还乡。秦桧一生最后一个计谋被赵瑗打破了，就在这天夜里，他便在忧惧中死去。

赵瑗长大后，“进止皆在常度”“骑射翰墨皆绝人”，声誉日隆，加上为人性格温和，心胸开阔，左右之人“未尝见喜愠之色”。他平日恭敬持重，处事谨慎，至“骑乘未尝妄视”，生活俭朴，“每以经史自适”，戒绝声色玩好，获得朝野上下的交口称赞。然而，他虽然被高宗抚养已久，但一直没有皇子的名分，更未被立为储君。一则高宗总期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再生儿子，不肯遵立他人之子；二则秦桧从中百般阻挠；三则从金朝归来的韦太后一直态度暖味，加上皇后吴氏也抚养了另一个太祖后裔赵伯玖（赵璩），致使赵瑗立储之事延宕不决。秦桧死后，立储的呼声再次高涨，高宗为进一步考察赵瑗与赵璩的优劣，写了《兰亭集序》二本，分赐赵瑗与赵璩，让他们各临摹五百本，赵瑗听从老师史浩的建议，写了七百本，而赵璩则压根不写。其后，高宗又给他们宫女各十人，史浩提醒赵瑗和赵璩要待以庶母之礼。没过多久，高宗又将宫女召回，宫女们说赵瑗对她们礼待有加，而赵璩则无不调戏。于是高宗主意已定。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九月，韦太后死，阻碍赵瑷成为皇储的最后一个主要障碍也已不复存在。绍兴三十年（1160年）二月，高宗正式宣布以赵瑗为皇子，赵璩为皇侄，并加封赵瑗为建王，授宁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与此同时，他改名为赵玮。令下之日，“中外大悦”。

登基为帝

赵玮受封建王第二年，即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南宋朝野震动。赵玮上书请战，正卧病在家的史浩闻讯急忙赶到建王府，对赵玮说：“太子不可以带兵，这是自古以来的惯例。目前正处国家危难之机，你上书请战，很可能、招来皇帝的猜忌，后果不堪设想。虽然历史上也有过例外，如唐肃宗灵武称帝之事，但肃宗若迟几年称帝，也不会因此背上不忠不孝的骂名。即使现在看来，当时虽情属迫不得已，但也确实令人感到可惜。”经过史浩的提醒，赵玮方觉自己的举动过于仓促冒失，不禁也为由此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担心起来，忽忙询问补救之策。史浩建议他马上再上一书，一面“痛陈悔过之意”，主动承认自己举动不当；一面改请随驾扈从，以尽忠臣孝子之道。高宗在接到赵玮的请战书后，顿生疑心，勃然大怒，随后看到下一个上书，才怒意稍解。但他又觉得赵玮处事不可能如此老练，乃追问事情缘由，得知是史浩的主意，不禁赞叹：“史浩，真王府官也！”并批准赵玮随自己赴建康督师，以便他能遍识诸将。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二月，随着战事的结束，高宗和赵玮返回临安。此时高宗有意禅让，在宰相陈康伯的建议下，于五月正式册封赵玮为皇太子，改名赵煜，经陈康伯提醒与南唐后主李煜同名，又改为赵昚，赐字元永。六月十日，高宗下诏禅位。十一月，在紫宸殿举行内禅仪式，赵昚极力推辞，退到大殿侧门旁边，打算出殿回东宫。经高宗再三勉谕，方才流泪答应。高宗退位后，赵昚侧立御座旁，坚持不肯就位。及至内侍再三传达太上皇的旨意，扶掖了七八次，他才略略侧坐。于是乐声再起，内侍诸官、文武百僚开始依次挨个跪拜称贺。这时，赵昚忽又从御座上一跃而起，表示不肯接受百宫朝拜，在劝告下宰相陈康伯才勉强结束仪式。随后，赵昚在雨中恭送高宗出居德寿宫。第二天，赵昚亲率百官到德寿宫问安，此后，每年遇朔望及正旦、冬至等节日，赵昚都要赴德寿宫问安。

北伐失利

赵昚不甘于偏安东南，刚即位便力图一番振作，发兵恢复中原。他即位第二个月，就决定为岳飞平反，并起用被废锢的抗战派大臣张浚，委任他为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负责统一指挥两淮前线诸路军马，破例进封魏国公。为了进一步表示对张浚的敬重，赵昚还亲自书写《圣主得贤臣颂》一文送给张浚。同时，又将张浚的生辰牌位列于皇宫内祠中，每次遇到有疑惑之处，就先到祠中恭拜一番，再召张浚入宫，询问详情，以“示不敢面诘”。这种尊重之举，实可谓历代以来所少见。以至有些对张浚颇为佩服的大臣也觉得赵昚做得太过分，认为这有违君臣之义。但赵昚却毫不动心，还向朝臣们宣布：“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同时，他还厉行整军备战，并亲自在宫中练武。他还希望得到高宗的支持和鼓励，即位之初，他每次赴德寿宫问安，都要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恢复大计，但高宗却总是表现出很不耐烦的样子。有一次，他终于听不下去了，说：“大哥（指赵昚），等我百岁之后，你再讨论这件事吧！”见此情景，赵昚默然无言，知道再多说也无济于事。从此以后，他在高宗面前再也不谈及有关恢复之类的事了。此外，他所倚重的史浩也反对北伐，由此被赵昚逐渐疏远。

隆兴元年（1163年），宋金关系紧张。四月，赵昚在张浚等主战大臣的鼓动下，决定先发制人，北伐金朝。张浚调集8万人，号称20万，分兵两路：一路由李显忠指挥，从濠州出攻灵壁；一路由邵宏渊指挥，从泗州出攻虹县。张浚坐镇扬州，协调诸军。五月初四日，李、邵二将按计划相继出兵。李显忠顺利渡过淮河，进抵陡沟。金将萧琦率军迎击，宋军士气高昂，作战勇猛，大败金军，随即乘胜克复灵壁。邵宏渊进攻虹县的行动却很不顺利。由于指挥不当，数万宋军围攻仅有几千人防守的虹县城，竟连日受挫，直到李显忠派部分灵壁降卒入城劝说金将蒲察徒穆等人放弃徒劳的抵抗后，才得以进入虹县，邵宏渊心生妒忌。李显忠随即挥师北上，向宿州进击，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攻至宿州城下。而邵宏渊却在虹县屯兵观望。李显忠建议两路合攻宿州，邵宏渊不置可否，李显忠只好独自血战，攻下宿州。赵昚闻捷大喜，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三路招讨使，邵宏渊为招讨副使，并准备御驾亲征。然而此时金军站稳脚跟，大举反扑，而宋军内部李显忠和邵宏渊两员主将不合，宋军孤军深入，兵力单薄，处境岌岌可危。张浚察觉到了危险，准备命令撤退，但纥石烈志宁等率领的金军主力已赶来，于五月二十三日从李显忠手中夺回宿州，二十四日在符离大破撤退的宋军，隆兴北伐就此草草收场。

赵昚接到消息后，一面抚慰向他请罪的张浚，要求他稳住阵脚，以备金军乘胜攻入宋境，同时考虑搁置北伐大计，重回对金媾和路线，于六月起用主和派大臣汤思退，一个月后拜为右相兼枢密使，主和派重新活跃于朝堂。八月，金朝放出风声，声称只要宋廷同意恢复绍兴和议的各项条款，即可成和，否则将派主力挥师南下。汤思退等主和派纷纷上言劝说赵昚同意金人的各项要求，息兵求和。而张浚、胡铨等主战派则极力反对，经过两派辩论以及金人的军事压力，赵昚最终倾向于主和派，遣使赴金议和，于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达成隆兴和议，规定金宋关系由君臣关系调整为叔侄关系，南宋将收复的地区全部归还金朝，南宋对金的“岁贡”改称“岁币”，从银、绢各25万两（匹）减为各20万两（匹）。此后，赵昚不再北伐。

渐失雄心

隆兴和议缔结前，张浚、汤思退都被贬斥并去世。进入乾道年间，赵昚又连失陈康伯、黄祖舜、王刚中、张焘、杨存中等重臣。赵昚遂破例起用资历较浅的虞允文、洪适，但两人都因事很快去职。乾道二年（1166年）冬，赵昚又起用叶颙、魏杞为相，并以蒋芾为参知政事，陈俊卿为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几年来一直残缺不全的执政班子至此基本配齐，时人称为得人。其实，这是将主战、主和两派调和在一起的班子，四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观点不一，意见各异，很难做到团结合作。叶颙素来主张恢复中兴，上任后即建议赵昚重用汪应辰、王十朋、陈良翰、周操等一批主战派大臣。而魏杞却始终是反战主和。隆兴年间，他一直与汤思退等人关系密切，对他们是言听计从。这次入居相位后，每遇赵昚谈起恢复之事，他都提出种种理由，极力予以劝阻，使赵昚相当失望。一年后，赵昚以冬至打雷为由，免去叶颙、魏杞的相位。翌年二月，赵昚升蒋芾为右相，让其独掌相权。当时，赵昚的北伐热情再度高涨，希望蒋芾能抓紧筹划有关事宜。不料，以主战著称的蒋芾却以“天时人事未至”为由，大加劝止，主张维持既有和局。当赵昚打算让他出任北伐统帅时，蒋芾又一口拒绝。赵昚不禁愤然于色，仅历五个月，即下令免去蒋芾之职。

宋孝宗赵昚

乾道四年（1168年）十月，赵昚任命陈俊卿为右相兼枢密使，旋又进其为左相。翌年六月，再次起用虞允文为枢密使，八月擢为右相，仍兼枢密使。两人均为主战派，体现出赵昚仍存北伐恢复之志。虞允文入朝为相后，积极主张修改隆兴和议的有关条款，建议遣使赴金，要求金朝归还北宋诸帝陵寝所在的河南地区，更改屈辱性的南北交往礼仪。而陈俊卿则坚决表示反对，认为此举纯属徒劳，不仅无助于改变南宋对金的屈辱地位，反而会引起金人的怀疑，不利于恢复计划的从容进行。赵昚采用虞允文的建议，陈俊卿不得已辞职，虽然遣使改约的想法落空了，但此后数年间都由虞允文单独为相，并与他规划北伐大计。

乾道八年（1172年）九月，赵昚批准虞允文提出的辞去相职的请求，改任他为四川宣抚使，加少保、武安军节度使衔，封雍国公，决定川陕方面由虞允文指挥，江淮方面则由自己直接负责，约定东西两地同时起兵，会师河南。不到两年，虞允文就卒于任上。虞允文死后，宋廷再也没有出现像虞允文那样名声卓著、坚决主战的重臣，赵昚也再没有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此后，他为政以求稳为主，从淳熙元年（1174年）到淳熙七年（1180年），他起用曾怀、叶衡、龚茂良、史浩、赵雄等为相。从淳熙八年（1181年）起，赵昚一改频繁更换宰臣的做法，长年任用王淮为相。王淮辅政时，注重赈济，发展经济，缓和社会矛盾，整顿财政收支，使南宋国势颇有起色。

禅位去世

淳熙后期，赵昚日益倦政，已有退位之念，只是碍于太上皇尚健在，一时无法施行。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八日，太上皇高宗病死，丧事尚未办完，赵昚便私下召学士洪迈入宫，以准备为太上皇守丧三年为由，表示欲传位太子赵惇，先让其参与朝廷决策。十一月初二日，赵昚正式命太子参政，并设立议事堂，作为太子与宰执们讨论政务的场所。第二年正月，他又决定进一步放权，规定除了朝中馆职、地方监司及武臣刺史、铃辖以上重要职务的任免仍由自己亲自掌管，其他官员的升降补调概由太子决定，只需上报取旨即可。不久，赵昚干脆让太子直接随朝听政，凡朝政国事，均先与太子商量后才决定。

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月二十日，赵昚正式向宰执大臣们宣布自己将禅位于皇太子，从此退休静养，以守高宗三年之丧，二十八日，赵昚改德寿宫为重华宫，作为自己退位后的居所。二月二日，在紫宸殿举行了内禅仪式，赵昚成为太上皇，被尊为“至尊寿皇圣帝”。然而，新皇帝赵惇对自己的亲父远不如赵昚对自己的养父孝顺，时而朝拜，时而推病数月不去，赵惇的皇后李凤娘也是十分凶悍，常惹赵昚生气。在立赵扩为太子的事情上，赵昚认为不宜太早，李凤娘便怂恿赵惇不去重华宫朝拜。由于赵惇夫妇对自己不孝、经常不见自己，所以赵昚郁郁不乐，忧愤成疾。到了绍熙五年（1194年）四月，其病势已相当严重。但即便到了这种时候，赵惇还是不肯到重华宫探视，反而与李凤娘一起到玉津园游玩。五月，赵昚病情进一步恶化，自觉将不久于人世，很想在离世前再看赵惇一眼，以至每天都要多次询问赵惇来否。但赵惇和李凤娘闻讯后，却依然无动于衷。丞相留正率群臣再三悬请赵惇满足太上皇的最后一个心愿，赴重华宫看一下，赵惇却挑衣而起，不愿多听。留正等人紧拉着光宗衣角不放，劝道：“寿皇疾势已危，不及今一见，后悔何及！”赵惇置若罔闻，径自返回内殿，以致龙袍为之撕裂。过了两天，赵惇传出旨意，命留正等人停职待罪，听候处分。消息传到重华宫，赵昚既对赵惇彻底失望，遂病入膏肓，于六月初九日（1194年6月28日[2] ）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宋孝宗

赵昚死后，庙号孝宗，谥号哲文神武成孝皇帝，葬于永阜陵。赵惇连丧事都不肯主持，太皇太后吴氏只得由自己代行祭奠礼。赵惇因为不孝等问题触怒朝野，不久即被逼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