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成就上被鲁迅先生抬得很高的萧红，后人对她的印象或许是她的爱情故事，她和谁谁谁在一起了，又和谁谁谁分开了，伴随着这些那些绯闻，最难听的，多半是这一句了：“她和多个男人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遥想着那一个风雨飘摇的大时代，传统礼教犹在，自由也在；青年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以莫大的欢乐拥抱爱情。大统犹在，各种良莠不齐的思潮也在；学子们意气风发，拥抱革命理想，怀揣变革梦想，赋予他们无穷的活力、抱负、憧憬，当然豪气与冲动也没少。

各有各的自由，各有各的风采。我想，这就是《黄金时代》的由来吧。电影中出现的胡风、 梅志、鲁迅（真吓人一跳，这么像！）、许广平、肖军、聂绀弩、端木蕻良、丁玲、舒群、罗烽、 周鲸文、蒋锡金等大多左派作家，因此也各有各的前途，各有各的宿命，而电影的集中焦点只在一个女人的身上——萧红。

萧红，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子。她人生最大转折点就是1930年的离家出走，也是她人生脱轨的开始，一步步的下滑，一遍遍的跌进幽暗的深渊，当然，她也有过短暂的快乐，不过是激情过后的假欢乐。

她从骨子里寻觅自由自在，然而，她的自在道路却是峰回路转，充满坎坷，命途多舛。

与表哥一起私奔后被其抛弃，而后与其未婚夫一起，未婚先孕，之后又被其未婚夫抛弃，独自一人，挺着大肚子，在环境异常恶劣的旅馆中一个人过着悲凉的生活。与未婚夫住在旅馆半年余，欠下的款项超过六百元。

萧红不会没有痛悔。她的文章《弃儿》这么写道：

“真个自私的东西，成千上万的小孩在哭怎么就听不见呢？成千上万的小孩饿死了，怎么看不见，真是个自私的东西！”她是谴责自己吗？抑或谴责她所信奉的主义？

“成千上万的小孩”是她借用苏联小说家柯伦泰提倡的，为了革命事业放弃抚养小孩的义务。萧红并未参加任何革命工作，但显然深受这种主义的影响。

“杯水主义”，十月革命后出现在苏俄的一种性道德伦理，主张摒弃传统的女性道德观，追求性享受，像喝水一样简单平常地满足生理需求。柯伦泰小说中的女性践行这种道德观的女革命家，她在激情时绝不用女性的道德外表包裹自己，绝不拒绝生活灿烂微笑，她要拥抱欲望，和所爱的人双双外出几个星期，在爱的杯盏中痛饮至满足，然后毫无痛苦和遗憾地告别，回到自己的工作中。

“杯水主义”随之来到中国，被向往革命的中国女青年捧上了偶像的宝座。萧红所信奉的与肖军的“爱便爱，不爱便丢开”时髦理论，实际上同宗同源，同声共气的。“杯水主义”成为过去式，肖军可以“爱便爱，不爱便丢开”，而萧红呢？只有自食其果。接踵而至的是，她又怀孕了。

电影并未呈现真实原貌。萧红有鸦片瘾，当然也因为身孕束缚了她，躲在旅馆里的萧红披头散发，肚皮又大，欠下了很多债却仍然还要抽鸦片，不得已，她两次离开旅馆找亲戚借钱。肖军第一次见到萧红是在霉气冲鼻的旅馆储藏室里，20出头，头上已有明显的白发，臃肿的身躯，光脚拖着变形的女鞋，潦倒、憔悴、背弃。

用当下的话说，萧红是个不折不扣的才女，但是作为女性，她的际遇在任何一个时代来说都是悲惨的。她不断地想摆脱命运的枷锁，却置身于男权社会的她，身心一次次被绞杀，被离弃，她怀孕，又弃养，十年漂泊生涯中，疾病像幽灵一样缠上萧红，她除了两次入院生孩子外，还有三次求医经历。

怀孕期间，她营养不良，并且又染上鸦片，这些都严重损坏了她的健康。她的一些朋友常有预感“萧红不会长命”，对她的印象往往不离苍白、羸弱、瘦削等字眼。

肖军对萧红有爱吗？或许有，是低层次的肉欲之欢罢了。

最伤痛的痛倒不是外在的病痛，而是肖军在仅有5至6年的婚姻生活里不断与女性搞暧昧，婚外恋，一串串与女性的出轨名单，这才是消磨萧红的精力，消耗她元气的重要原因。

而且，她精彩丰沛的写作才气遭到丈夫萧军的妒忌和排斥。

影片没有记录这一段肖军和萧红的往事：

萧红从日本回到上海，一天夜里她躺在床上，听到肖军和朋友在外面愉快闲聊，说，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朋友随声附和，结构却也不结实！那种轻鄙的口吻让萧红心寒，想到自己每一天的操持家务，煮饭，买菜，肖军却什么都不干，到了吃饭时间就在饭桌一坐，有时还悠然地喝两杯酒，现在竟然和朋友一起在背后鄙薄她。

萧红的文学才能从来没有得到肖军的认同和尊重。

萧红遭肖军暴力对待，时常用拳头打她，有时把脸都打青了。然而，这位表现男子汉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气派说，干嘛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肖军的暴虐行为和隐性的冷暴力一直存在于他们6年婚姻里，肖军再怎么也否认不了。

萧红在《苦杯》第七首写道：“我幼时有一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父亲一样了！父亲是我的敌人/而他不是/我又怎样来对待他呢？他说他是我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极具讽刺意味，他所讨厌的父亲形象怎么在所选择的配偶里活灵活现了呢？

电影中有一句台词，即使你身在囹圄之中，也不要忘记对自由的渴望与向往。

萧红一生追求自由，带着肚子里萧军的孩子嫁给了端木。婚礼上，萧红说只想和端木一起过正常的老百姓的夫妻生活，没有背叛、打闹，只有体贴、爱护。这个时候，她已经不索取自由了，而是女人最基础的需要和稳定。

然而这样简单的愿望也没有实现，战争期间，端木抛弃了她，在只有一张逃离轰炸区的船票面前，他自私地选择了保全自己，自己逃跑了，萧红摔倒在码头上，整整昏睡了一夜。

萧红后来和骆宾基谈及此事，萧红说她躺在那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周围没人，天上稀疏的星星，她想天会亮的，挣扎起来吧，起不来，她想到了死；然而就这样死掉，心里有些不干。

1941年12月8日早晨，隆隆炮声中萧红紧拉着朋友的手，黯然地说：“我怕……我就要死了。”

在一个每天都有无数人无辜丧命的时代，如她所言，个人的生死是微不足道的。她千方百计地抓紧生的希望，但机会渺茫。临死前，她写道：“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静静地等待生，等待死，一切都在无声无息中悄悄发生，消亡，此起彼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