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次读书绕远路的经历：去寻找一个传说中“更好的”译本，结果发现一个文学史上很棒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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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读外国短篇时，我能读英文版就尽量也读。即使原文非英文，但中译是二手，再来个英译二手，负负得正吧，没损失。
契诃夫的《醋栗》时，我遇到一个抉择：因为找到两个英译本，一个来自Constance Garnett (以下称加内特)，一个来自S. S. Koteliansky (以下称Kote) 和Gilbert Cannan的合译，不知该选哪个，就问了ChatGPT。
人工智能介绍了各人的身份、长处，唯独明确说了加内特的缺点——大意如下：
加内特：是一位俄译英的高产权威，也是第一个几乎全面翻译契诃夫、陀氏、屠格涅夫的英译者，影响深远，但她的翻译也被批评偏自由，有时为了简易可读，消除了原文的复杂性和特质，牺牲俄语原本味道。
Kote：俄语母语者，比较忠诚于原文，尤其在传达用语微妙之处和文化背景方面，总是和作家一起合作进行俄译英，比如Gilbert Cannan。
Gilbert Cannan：一位小说家，和俄语母语者一起合作进行俄译英，他的译本更具文学风格。
基于此，我决定放弃19世纪末的权威译本，选择1917年的合译本。
但事实是，中途我还是求助了加内特的译本，对照着读。虽然二者有多处的用词不同、句式不同，但我并不认为后来者的翻译胜出加内特，更没发现加内特损失信息，甚至对我来说加内特的更易懂，更流畅——鉴于我的英文水平，可能就是更通俗，更清晰——既保真又易读，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译本？
可惜了，我自作聪明，舍近求远。
折腾一番，回头再看ChatGPT的回复，我才想到为什么它唯独批评了加内特的译本：就因为这个译本更加权威——影响更广泛，被研究得更细，再加上她最著名的几位批评者的名字的权重。
我想到，在契诃夫的中译权威——汝龙先生身上，我也看到过类似的网络差评[1]。然而那个帖子我不敢苟同，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该帖建议把汝龙的译文：“然后他们喝茶，外加果酱、蜂蜜，还有糖果和很好吃的饼干，那饼干一送进嘴里立时溶掉” (《药内奇》)，改成“然后他们喝茶，吃果酱，吃蜂蜜，还吃些糖果和几样非常可口、入口即化的点心”。我真的谢谢这位译者，把“入口即化”当作一种作家语言。
而且，汝龙的译文主要来源，恰恰是加内特的英译本！逻辑链条还合上了——汝龙承受了太多来自加内特的“不完美”。
加内特有一条“罪证”，是她用自己的拼写法，把契诃夫 (Чехов) 的名字写成 “Tchehov” (读上去像切霍夫) 而不是“Chekhov”。我恍然大悟：怪不得这位作家的中译名，叫作“契诃 (he) 夫”！加内特的英译但凡再规范一点，当年汉化的时候就会叫“契科夫”了吧。
更多证明加内特的译本不足的论据，主要来自于母语俄语的作家们。
比如纳博科夫，但他的评论太大男子主义，且他自己的俄译英水平也被人吐槽[2]，不提他了。
还比如布罗茨基说，“英语世界的读者几乎无法区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原因是他们没有读任何一位， 他们读的都是康斯坦斯·加内特” 。这确属无奈。但也说明，加内特虽然做到了一生翻译71部作品的伟绩 (!)，但依然并非“职业化”的译者。
罗纳德·辛格利 (Ronald Hingley)，一位英国的俄罗斯专家，批评加内特对契诃夫故事中口语的翻译，“并非可信的乡村口语样本......尤其1890年代的俄罗斯乡村”。这一点我也相信。《醋栗》中伊万跳入池塘，畅快地大游特游，1917年译本写他大喊：“Delicious! Too delicious!” 而加内特版本喊的是：“Oh, my goodness! Oh, Lord, have mercy on me!”
我心中的天才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说，加内特的翻译“带有极其强烈的维多利亚风格”。这应该也没错。加内特生于1861年，读英国维多利亚时代 (1830—1900) 的小说长大，从小是个体弱多病的近视眼姑娘，七岁前甚至都不能走路。家人评价说，这养成了她“快乐宁静”的个性——我猜想，她可能只是学会了在阅读中获得童年的快乐。
越了解加内特，越觉得她的天才之处。
在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还很罕见的年代，17岁的她获得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 (Newnham College, Cambridge) 的奖学金，学习经典文学 (拉丁文和希腊文) 和数学，为后来的翻译事业备下了严格的训练基础。她当过家庭教师、图书管理员，嫁给了一个有作家梦的出版社审稿编辑，结识了一帮俄国流亡作家、记者和革命者，并对这个苦难的国度产生了友情和热忱。
29岁之前，加内特还不会说俄语(!)。30岁怀孕之后(!)，她从这些俄国朋友那里学俄语，然后开始把他们推荐的俄国文学作品翻译了出来。孩子出生后，她花了13个月才恢复产后健康。儿子两岁不到的时候，她就自己(!)去了俄国旅行，长达三个月，并且就在这一年，她翻译的一本冈察洛夫的小说和一本托尔斯泰的哲学文论都出版了！
被ChatGPT褒赞的母语俄语译者Kote，总是选择一位英国作者合作翻译，一个口述、一个执笔，这种“影子”译法会比加内特更好吗？曾经和Kote合作过的女作家伍尔夫，甚至不愿意承认那是她合作“翻译”的作品，因为她只不过是帮忙修改润色了Kote的“奇怪”(她丈夫的形容词) 英文稿而已。早查到这一点，我肯定不会选Kote的合译本。
加内特一生也有大概三位不署名的“翻译拍档”，都是她的俄国密友 (其中两位是女性)。俄罗斯文学专家Donald Rayfield，特别提到他对加内特“解开困难句法时的细心，以及对契诃夫笔下那么多植物、鸟类和鱼类的正确术语的表述，都印象深刻”。加内特一辈子只去过两次俄国，这些肯定离不开她的俄国朋友们的帮助。
至今的俄译英翻译者依然要参考加内特的版本，因为随着时代进步，用语也在不断“现代化”，而加内特笔下的物品名称保留了时代的印记，反而体现了现代译者天然达不到的“忠诚”。
究竟什么才算好的译本？译者对作家“无法做到完美的忠实”如果是必然的，那么限度究竟为何？译者这个角色，到底是为作家服务，还是为读者服务…… 讨论下去可以无止无尽。
确定的是，不要试图去寻找完美的译本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在Reddit上找到了一个跟我一样的读者，问网友自己是不是应该放弃自己手头上的加内特译本，能不能推荐一个更好的？最高赞的网友回复是，加内特译本既然对海明威够用了，对你应该也够用。
说到底，我只是想记录一下这次被ChatGPT带绕路的经历——首先，人工智能呈现的确实是事实，但不是本质；其次，我本完全没有必要去避开加内特的译本，终究是自己对权威天然有不信任，总觉得能披沙拣金，其实这也是一种自大和偏见。保持怀疑精神，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去怀疑一切，而是去求证一切。
[1]网文《汝龙及汝龙译契诃夫小说的不足》，见http://www.11.re/du/786.html
[2]《Literary Hub》刊登萨拉·惠勒 (Sara Wheeler) 谈康斯坦斯·加内特 (Constance Garnett) 和时代特定翻译问题，见https://lithub.com/the-woman-who-brought-dostoevsky-and-chekhov-to-english-readers/
【和加内特有关的……】
加内特从小就受过肠炎、坐骨神经痛、偏头痛的折磨，三岁时还患骨感染，七岁前都不能自主走路。她的近视很严重，1920年代时 (60多岁) 已经半瞎了，但她坚持翻译出版到1934年才退休。她活了85岁，比她其他七个身体健康的兄弟姐妹们都长寿！
起初，加内特翻译的契诃夫手稿都存在抽屉里，找不到人愿意出版。加内特的丈夫爱德华在一次聚会上，尴尬地撞见出版商Frank Swinnerton正在扣上粗心忘记关闭的裤子重要部位，爱德华于是提起对方曾经因为读过《樱桃园》且自称契诃夫的粉丝……一举促成了这位出版商出版《契诃夫故事集》！（论如何增加谈判心理优势的技巧）
加内特的丈夫爱德华，曾在12岁时为猫办了一份“温和的自由主义立场”的报纸，报纸的座右铭是“Cave Canem”，意思是“当心有狗”，每一期都有“读者来信”、“社会拾穗”、“饮食资讯”，甚至“职位招聘”等栏目，还请叔叔画精美的插图。后来的加内特夫妇，一生热衷于站在弱者和平民的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