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饭准备带儿子去公园捉鱼摸虾，走到半路，天黑了下来，雨点象筛筛子一样，噼呖啪啦地，在地上溅起一簇簇水花。慌不停地跑到小区的亭子里躲雨，仰头看天，腐烂的植物叶子粘在玻璃顶上，雨打在上面，终不是太爽快的感觉。这个季节有很多鼻涕虫，粘腻地蠕动在叶片后面，看得人头皮发麻，不喜欢的季节。

放了歌来听，怀旧的电台里放的是17岁的雨季，那正是我们高中时候的歌曲。一下子好象重回到某个点，我们的高考，比现在的时节要晚一个月，经过濡湿的发霉的雨季，来到酷热的夏天，那是真正的“高烤”。不知不觉21年了，时间这么长，这回忆的序曲也变得慢而长。

我所在的镇办中学，是当时仅次于县中的镇中（在我们那里，进了县中几乎就是有了进大学的通行证），中考有一点点失常的我上县中差10分，要交3000元，上这个相邻的镇中也是费了好大劲，因为录取我的另一所高中死活不肯放档案，又是找人去拿档案，又是交了1500元择校费。

住校，一周只休一天，一个月可以回家一次。学校在我邻近的镇上，估计有20里路的样子，当时乡下的道路没现在这么平坦宽广，也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自己的自行车。大路上多是卡车，13岁-16岁的我要骑近乎一个小时，穿过各种拐来拐去的乡间小路，穿过外婆所在的村庄，有时我还会停下来歇个脚，在她家水缸舀点水咕噜噜地喝下去，有时也会跟外婆家附近的同学结伴而行。我最远的同学好象住在这个县的最北端，要穿行近乎三四十公里的路，近乎毅行求学。他们的路途更遥远。那三年，我们寒来暑往，也不觉得辛苦。哪个农村中学不是这样呢？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

我们的教室是平房，黑顶灰墙的平房，并排四五个，操场上多是泥地，园子里的绿化是高大雪松和低矮的冬青灌木。学校景色单调，生活也单调。老师也多住校，他们住在两层楼的红砖房里，一家一间，起早贪黑，操不尽的心，监工其实比长工还辛苦。那时，好象考大学更多的是为了跳农门。我家都是所谓的定量户口，不存在跳农门的问题，最大的理想不过是想到姑姑们所在的大城市去，那里有复杂的立交，有密集的公交，有夜里的霓虹，有夏天不间断的汽水，还有我早已无法玩耍的儿童游乐场------

穿过平房，拐过弯，穿过浓密的枇杷林，就到了所谓的住宿区。成群的男女生下了晚自习，呼啦啦地从暗黑的枇杷林里穿过，男生故意做出怪声，或是突然躲在某个物件后吓女生一跳，女生尖叫着笑骂着跳脚跑开。似乎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候了。女生住在学校的制高点，一栋五层楼上，8个人上下铺一间，没有风扇，除了一个铺板别无他物，狭小、局促、寒酸（所以到了大三搬到老校区挤那8人宿舍时我没有半点心理落差）。夏天洗澡用那种大木澡盆，打好几瓶开水，混上凉水，进去就是蒸笼浴。当时也有很多怪事。比如，楼下的校办工厂是个肠衣厂（我们当地的香肠很有名），月黑风高的晚上突然不知哪里窜了黑影到楼上，都摸到女生铺上了，女生估计一个惊醒大睁着眼睛突然大叫起来。满幢楼喧闹起来，女生们都爬起来大叫，然而那男的一纵一纵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后来传得越来越神奇，说那男的身上抹了油，根本无处抓手。姑娘们就警觉出来，晚上用大澡盆顶在门后，反手从窗棂子里把门锁起来，再把钥匙拔掉，大澡盆的后面还放着全宿舍的所有暖水瓶，只盼望如有恶人前来先自被声响吓跑。只是再也没发生过这样的事。

据说当时的男生住在平房里，低矮潮湿兼且还漏雨，经过梅雨季节，屋里甚至长过蘑菇。那时很是流行过卧谈，据说某天老师们巡夜，男生们大声议论，齐声给我起了一个“西瓜头”的绰号，蹲墙角的老师忍俊不住自己先笑出声来，从此，我这绰号就叫开了。我虽则听到有些恼倒也不以为意。

勤奋的孩子们在教室里晚自习到十点回来仍然打着电筒在被窝里苦读到凌晨一两点，不做作业、上课跷二郞腿、与男同学打闹的我成绩一直名列其茅，但永远争不了第一，我表面看起来无所谓，每天依旧早睡晚起，给自己的“人设”就是聪明、不努力，好象努力很丢人似的。到了高三冲刺阶段，班主任首先坐不住了，严厉之余的她做了慈母，每天早上喊我去吃红糖冲蛋（简直就是坐月子的节奏），但我至今觉得她威严有余，无法亲近。她们无形之中给我的压力，包括青春敏感期间觉得无处不在的嫉妒和孤立，使我逍遥自在的住校生活无形中紧张了起来。最后半年老师、家长轮番谈话的情况下，我终于得了轻微的神经衰弱，要服用当时大打广告的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母亲还给我买了个套在头上的器具，戴在头上倒是清凉，至于是不是起了镇静和缓和作用，估计也是心理安慰更多些。但是体重倒是3年间猛长了30斤。

考完的那个暑假，漫长梅雨季节过后的酷暑，我的考分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文科班的第三名，分数却比邻班的两个并列第一名低了17分。走出考场的我根本只是茫然。

现在想想相比更具知名度的“毛坦厂”和启东中学，实在无比幸福，我的高中生活就这样浑浑噩噩地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