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个人，他不会哭，不会伤心，也不会生气，任何你能想得到的强烈的外在刺激都不能使他有任何相应的外在表现，其中包括他至亲之人和他自己本身，在他母亲的葬礼上他就像是角落里的一只苍蝇，书中有这么一句描写“这些人一落座，大多数人都打量着我，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人哭了起来，我不认识她，但是我不愿意听她这么哭，周围的人轻轻晃着脑袋，我突然滑稽的认为他们是在审判我”，葬礼至始至终对默尔索的描写就像一个看客，云淡风轻，怡然自得，会让人觉得“不合理”，甚至怀疑他不是个正常人，就因为他没有那些“该有的”悲痛的情绪，粉墨登场的“正常人”不遗余力地表现自己的悲伤和痛苦，仿佛那才是正常人该有的反应，是道德的，有良心的，反之，就是违反道德人性的，必须要受到人道主义的审判的，最终，可想而知迎来了对他的审判，因为在明晃晃的太阳底下把对方手里的东西看成刀，处于自卫开枪杀死了他，在面对陪审团，法官的审判时，他没有进行任何辩解反而干脆地承认自己犯了杀人命案，面对人群社会与司法机制，他感觉到了理亏，本可以从轻量刑，显然这很清楚，不管是放在今天的司法机制还是二十世纪法律完善的背景下。
在陪审团和法官都对这个案子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他插嘴，但是被告诫最好不要说话，他们继续如火如荼谈论着他过去的生活细节，比如，没有在母亲的葬礼上哭，跟朋友的女朋友上床，这些妖魔化的细节使他没法动弹，对于自己的命运他好像成了最没有权利过问的人，以前的朋友都被一一叫来谈谈他过去的生活作风，他们的神情好像和那些审判他的人一样。不过，幸好，他是他，他不会难过，最终，法律机器运转的结果是“预谋杀人”“丝毫没有一点人性”，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背判死刑。对这一精神状态的默尔索来说，这一判决是最残暴不过的，它将一个善良诚实的人物完全妖魔化了，在道德上对他进行无线的上纲上线的杀戮，加繆没有强调司法体制而致力司法对人性残杀的揭示，更大程度第表现出默尔索，这个死于意识形态，世俗观念的荒诞。
“我以前有理，现在有理，将来永远有理，我以这种方式生活过，也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一种阴暗的气息扑面而来，穿越到尚未到来的岁月，所到之处，一切不再有高下优劣的差别，他们所确定的命运，他们尊崇的上帝，对我又有什么重要，他懂吗？”能让我记起这一世的，就是我想象的来世。
普通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性先于存在，例如“人之初，性本善”，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则认为“存在--自由选择”存在先于意识，人的意识形态是根据后天的不断选择形成的，自由选择对抗这个荒诞的世界，正如西西弗斯苦役中，西西弗斯年年月月地始终不懈地选择去推动滚下来的那块石头，推上去，滚下来，上去，下来，循环往复，好像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推的过程中形成的力量就是他选择的对待这个无意义世界的方式，不妨说，他的生命力量好像全来自于那块石头，而加繆则选择了对抗这个荒谬的世界“荒诞--反抗”，他用最沉默的方式反抗人类世俗与荒诞的意识形态，由此形成的双重压力也是他双重悲剧的要害。
通常，我们会被要求听很多道理，被要求做“正确”的事，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就是道理，我们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去怎么做，辛苦的感觉来自于“被迫而为”，而愉悦的感受来自于“我想做”，更多时候，我们喜欢将道德情怀绑架在别人身上，绑着绑着 ，人人皆自带牢笼，成为行走中的“笼中人”。我们需要做回“局外人”，跳脱出来观察一下自己，听听自己想怎么做，而不是做“大家都觉得正确的事情”，退一步来说，好的意见出自于对事物本身有正确理解的人，而不是生活经历最多的人，他首先得是智者，其次还得是个预知者，既然难寻，不妨就沉淀下来，观察一下自己的心和灵，你会清楚地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剔除刻意讨好谄媚，不去做违背自我意识的事情，逐渐形成自己的处世格局和评价体系，一个有坚定的独立人格的人不会被外界评价负累，相反他会形成自己特有的气场，被他人尊重。取得认同不难，难的是被尊重，选择工作也好，寻一人白首也好，独立人格的合理性不需要再强调，当我们形成自己的处世格局和评价体系就不会被外界评价所负累，因为他所具备的坚定的意识形态和清晰的边界足以构建出强大的内在，保护你的不同，这是对你自己最大的爱惜和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