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去买烟的商店，住着两个戴着眼镜的老人。我每次去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讲话。商店在靠近马路的墙上开了一扇窗，里面有灯，但是很暗。我每次去的时候，都是先打开窗子，说要一包上海，然后把准备好的零钱放在靠窗的柜台上，老人戴上眼镜，在货架上摸出一包上海给我，然后把钱整理平整后放进抽屉。然后我跟她说谢谢，然后关上窗子。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我每天买一包烟，有时候两包，有时候三包，碰到周末我可能会买四包。我总是买完之后顺手点上一根，然后像一个诗人那样吐着烟圈离去。
我知道商店里有两个老人，然而他们跟我并没有什么关系，我总是“上海谢谢”或者“谢谢上海”，现在想起来的话，都是我一个人在讲话，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他们两个有任何的对话。
这就是一个城市里三个人的生活方式：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我们每天都在见面。他们是两个快要死掉的上海老人，我是一个每天都在被上海杀掉的孩子。
直到昨天，一个大雨滂沱的傍晚，我抽着最后一根烟去那个小商店。我打开窗子，说要两包上海。商店里没有开灯，所以里面很黑。老人颤颤偎偎地走过来，伸手在货架上摸出两包上海。我的口袋里没有恰当的零钱。我掏出一个五十，又从帽子里取出两枚硬币放在柜台上。老人戴上眼镜，然后拿着钱思考了许久，说给多了。我说两包二十二，我给你五十二，你找我三十。老人又思考一会儿，然后哈哈哈地笑了起来，说对的对的我脑子瓦特了，然后她拿着钱大笑着走回内室，说她脑子瓦特了，连算钱也算不清了，这雨真是下得可怕啊。然后我听到另一个老人也哈哈哈地笑了起来，说这雨真是下得太哈宁了，把你脑子也冲走了。然后内室的灯打开了，两个老人一起走了出来，又打开了商店里的灯。本来在内室的老人坐在靠近窗口的椅子上，顺手点了一根上海，眼睛迷离地望着窗外。另一个老人把展平的钞票放回抽屉，然后翻出一个三十的找给我。我说谢谢，然后想要关窗，老人说，不用关了，雨水凉快。另一个老人问少年你晚饭吃了没，我说还没有。我回头点了一根烟，简单温柔的笑了。
在吐着烟圈的回家的路上，我在想我家里的那个“呆在内室里的人”。我们也一样，处在昏暗的房间里面，不被外人所知，虽然我们就在那里。我们不敢对亲友提及我们的关系，仿佛恋爱是一件不道德的事，虽然它确实是那样。我不会主动聊起他，他也不会公开讨论我，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又被所有人忽视。在这些雷雨交加的日子里，我们是一对自己把房间的灯关掉的恋人，窗外的雨那么吓人，闪电那么漂亮，我们却只感知房间里的阴霾。
有一次我们说起雷雨，他说他对周朴园的形象记忆深刻，而我只记住了周冲的角色。一个是所有麻烦的缔造者，一个是灵光一现的局外人，我们不敢在谁会更被世人喜欢这个观点上彼此保持一致。因为就像这场雷雨，闪电对于淹没一座城市来说毫无意义，却让淹没这件事情显得格外有魄力。我的不贴心的付钱方式对于行将就木的老人来说毫无意义，但我却听到了那些带着死亡气息的欢笑。恋爱对于摧毁选择呆在暗室里的两个人来说也毫无意义，那它应该也会是一场漂亮的毁灭吧。
选择呆在房间里的我们，只要习惯性的在心里默念谢谢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