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白天喆儿一个人在家，无事在新村里与一些年龄相近，还未上学的孩子们玩。天热了，下午在外玩得汗流浃背的，他乖巧，总在四点多点回家，到水龙头上自己洗干净了，呆在家里，阿芳看到很是放心。可到十月份，他生病了，我起先还以为他要发哮喘了，可看样子不像，他一阵冷、一阵热的，我带他到枫林路儿科医院去看。医生检查诊断后说是伤寒，要立即隔离住院。于是送进病房，家长不能进入，听到喆儿嚎哭嚎叫，我心像被揪住般疼。隔离病房在底楼，在他换下穿来的衣服送出后，我到隔着一个天井的北面楼下了望，看到他在靠窗的一张床上蹦跳着哭闹，我难受，在心里对他说：“儿啊，要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病，才能早日回家。边抹泪边走出医院。到周日下午二点多点，我又到医院能看到喆儿的地方去了望，正好他趴在窗前，不一会看到我了，就大叫：“爸爸，侬快来带我回家，爸爸，爸爸。”他边叫，边手伸窗外朝我招着。医生看到了，隔着天井喊：“喂，侬不要招惹孩子，快离开。”我无奈地走到孩子看不到我的地方，听到他还在叫“爸爸、爸爸，侬来呀！”听了好一会，待他安静了，又偷看了一眼，见他坐在了床上，背对天井。这才离去回家。

我为才四岁的喆儿心痛不已。待阿芳下班回来，将情景告诉阿芳，阿芳流了泪。棘儿放学回家得知后，也不声不响，坐下做作业了。半个月后，喆儿出院了，孩子变得文静了许多。我心想，这孩子出生后，吃奶时有奶癣，断奶后，有哮喘；后来烧伤了手，现在生了场伤寒，这种种总觉得自己对不起他。所以也就不像对长虹那样，背唐诗逼着写字什么的。让他能松快些。这两伤对他成长、将会带来什么影响。特别是伤寒，他是第一次去独立面对，在他入院时，后来我去窥探被他看到时，他蹦跳声嘶力竭哭喊。对我都是撕心裂肺的，对他会没影响？人的性格有天然成份，更主要的是环境造成的啊。所以我给他只是影响，没有要求、没有呵斥。俩人在家时，我把在单身汉时，背唐诗、宋词习惯继续着，不过不背长篇的，只背五绝五律、七绝七律，以及一些长短句。有时，我在背时，脑子里开了小差，一下子背不出下一句时，一次他提醒我了，这给我的惊喜使我坐在床边抱起他、亲他。然后，他头靠我胸口，无声地喜悦着。可他有时候，并不听我背，特别是不好懂的，他就不听，去趴在窗口上看楼下与他差不多年纪的孩子在外玩，有种羡慕神情。

有天，我刚开始读诗。他从小床底下一纸盒里拿出三颗玻璃球玩，只会将它们滚来滚去的。我问他弹子哪来的。他告诉我：“楼上国兴（与他同龄）给的。一天在外面（指楼下）玩，国兴口渴了，到我家喝了水，又玩了会，上去拿了弹子来与我玩、玩后送的。我知道国兴爸是印刷间的，新的弹子是工具，用久了，就要换一批，所以国兴会有，可喆儿玩不来，只会用推或丢弹子，这颗打那颗的，我就教他右手成拳头状，将一颗弹子放在食指上，看准了前头一颗要打的弹子，用大拇指将它弹出去，我有弹准的，也有弹不准的。他兴趣大发地学着，玩着。可是后来天气稍有变化，他就发哮喘，他痛苦难受，我和阿芳更揪心，譬如，他发病时，我做中班，阿芳在上班，那二点到四点半二个半小时，他只能一个人在家躺着。有次，阿芳回家，看到他眼睛闭着，嘴唇发白，喊也喊不醒，竟是昏厥了。立马抱起他到宛平路上的龙华医院急诊室。医生一看到，立马说：“快，抢救。”救醒后，才说：“这孩子，你要是再晚来几分钟就没救了。”这天中班后回家，在楼下就看到屋里亮着灯，我一下子就想到，大概喆儿毛病厉害了，在心里想，看情况，可能要送医院吧。打开门，看到小床上，长虹一个人睡着，平时，弟兄俩总睡在一起，而且小的睡外边的。我一侧身看到阿芳侧躺着，看着喆儿。我问：“怎么了。”阿芳泪汪汪地将经过告诉了我。我说：“你辛苦了。孩子现在平静了，你还是该睡了。这晚，像长虹小时候一样，我们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我是头碰枕头就会睡着的。阿芳这晚什么时候睡着我不知道。不过我在心里关照了自己，明天六点要起来，给长虹弄早饭，让阿芳和喆儿多睡一会。我的生物钟很灵的，第二天五点五十分醒来，看阿芳和喆儿都睡得香香的，我安心了，略睡一会就悄悄地起床，去买菜。

回来烧早饭，给棘儿摊了张面饼，放了点葱和油，两面黄黄的，紫霞夸我一句：“爷叔摊的饼好香。”我不知道是面粉的香还是因为放了点葱的关系（因我鼻子闻不出香臭，更不会辨别了）。七点叫醒了长虹，让他刷牙，给他洗脸，他吃上饼就说：“好吃。”大口大口地吃了，问他：“吃饱了吗？”“吃饱了。”他就背起书包与紫娟、紫龙一块儿上学去了。这时阿芳已起床，吃早饭了。七点廿五分与徐师母、漆师母同道儿上班去。待喆儿自己醒了，问他要起来吗，他还要躺着，就让他躺着，也给他摊了张饼后，让他起来洗脸刷牙，吃饼，我与阿芳一样吃泡饭。他也吃得很香，问他还要睡吗，他摇了摇了头。于是带他下去，南面场地上晒晒太阳，走走，到生产组门口看看，里面就有叫阿芳：“侬老公、小儿子来看侬了。”七嘴八舌的，因喆儿要看她们踏缝纫机，我就陪着，里面的阿姨中有人问：“你们小儿子怎么不送幼儿园。去幼儿园，小孩好轧轧集体格道，对慢慢叫上学有好处。大人也好省力点。”喆儿好像听懂了，别转头拉着我就回家了。

中午，阿芳回来问我要不要让晓虹去幼儿园，学费跟小学一样，一学期三元，只是每天一顿饭要一角伍分，吃一顿算一顿的。棘儿听说要送弟弟去幼儿园，有点吃醋，对晓虹说：“侬开心来，要上幼儿园，我就没上过。”喆儿一本正经地宣布：“我，不，要，去。”那时是里弄办的幼儿园，只要年龄合格，随时都可去的。我说了：“过两天，等他身体好了，再说吧。”再对棘儿说：“侬可是去过托儿所，是在上海录音器材厂，那可是哭天哭地的，即使二舅妈来抱侬，还是犟头倔脑的呵。”他听后，还很不信呢。一星期后，阿芳将喆儿送去幼儿园。她离开时，听得儿子嚎叫哭闹，她还是狠狠了心离开了。十点半吧，从她们工场南边窗口看到，隔条河，喆儿在前逃，后面幼儿园阿姨（那时，没有老师，只是识点字的家庭妇女）追，到了河边，喆儿隔河哭喊着：“爸爸，爸爸侬快来救我啊。”阿芳放下活，眼含泪水冲出工场，绕到西边过河有条田埂小路可去幼儿园和小学，阿姨告诉阿芳：“那格儿子阿拉呒末办法领，在幼儿园里哭闹不停，要阿拉打电话到八一一厂去把伊爸爸叫回来。我们要忙给他们吃饭了，他就逃出来，眼面前一条河，要是掉下去，阿拉负不起这个责任。”就这样，幼儿园去不成了。

从此，我早班时，阿芳去上班了，他就一个人在家里。我为了让他不寂寞，用了76元去买了台红灯牌五管收音机回来，教他一次如何开、关，他一学就会，再教调电台，他也是一学就会。那时电台，上海有二个，外地基本上收不到。二只台，除了新闻，样板戏（那时有五、六只，到后来总共八只）外，中间还有些音乐吧，他听得很舒服，有时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他依旧到下面与小朋友们玩，所以他与新村里的小朋友认识的要比棘儿多，因棘儿小时候在外婆家的时间多。但我有个观点对两儿子说：“你们少下去玩，新村里南、中、北三条走道，东、西两条短道，没有什么可玩的，星期天我们到公园里，到南京路、外滩，还可摆渡去浦东，那里有个浦东公园可看上海外滩风景。两孩子听后高兴。这些我都说到做到。

七四年夏天，先是八一一厂送来一台廿五吋的黑白电视机（那时没有彩电）。每天傍晚在西边走道上放电视，孩子们下午一、二点钟先下去放小板凳，抢了位置，吃了晚饭就你呼我应叽叽喳喳地坐下。开始放了，大人们也会搬了凳子去坐在后面看。也有人不看的，从家里拉出电灯在南边一排房（即2号、4号）的东西两头打大怪路子什么的。而我，只在做早班的一周偶尔去看看，多数时间，在楼上与阿芳一起与邻居们在走道上聊天，东西二头都通声气的，也热闹得很。等孩子们九点钟电视结束了闹哄哄地回来，再给洗脸擦身后才睡。

过些日子，市里又兴起建向阳院，我们就在居住的新村西边的空地上搭一间房，供放电视、玩的地方。厂里提供材料。于星期天上午还派了修房队的二个人来，其中一个是李卫国。因这是新鲜事，大家觉得是件好事，刮风下雨、天冷了都有个看电视、玩的地方，所以新村里就有热心人出来，大家动手的，厂工会主席李有才也下来，我也去了搭把手。建一间四米宽、十米长、房顶人字型，长与宽每隔二米竖一根三米长四cm的方钢。为了房子不致于倾斜，还提早半个月浇了平整水泥地坪，搭建那天主要活是烧电焊，厂里拉来一台电焊机，另外两只氧气瓶。新村里住着矮个王师傅、史永孝都是烧电焊好手，只是建向阳院也像搞运动一样，市里全面铺开，史永孝去了厂里别的家属新村帮忙了，矮个王师傅一个人一天能烧好就不错了，于是让新搬来不久，住在本来空着的门房间里的辜驰掣（他与父母一起搬来，因他哥辜驰骋又添丁了，所以厂里给了他们住，大家打趣辜驰掣可以找女朋友了）他因生产电唱机，铜焊组没活了，曾去干过几个月的烧电焊活，后来也来到制片间当制片工了。现在就来动手。他一到场，先向大家（指抽烟人）分发香烟：“我抽的是低级的，不嫌弃请抽一根。”他先敬了李有才，李有才说：“我不抽烟的。”可他马上笑着对我说：“己已巳，侬去对过供销社买一条飞马牌香烟来，请动手的人抽，别忘了开张发票，明天到厂里我签了字去报销好了。”又拉住我，悄悄地说，开饼干食品之类。大家更热情了。吃饭时，李卫国他们自己带饭来的。大家匆匆地吃了又忙起来。下边房架焊接是横撑的方钢，上面四周是工字钢攀住。地面上，李卫国他们在着地的方钢上里外又浇上水泥。上午将屋架拢好后，矮个王师傅从上面下来时说：“这屋子比我们住的房子还牢，钢筋铁骨的。”下午用竹节钢作椽子上面铺油毛毡，在上面再铺上编排好的稻草，所以李卫国他们二人也足足忙了一天。一天一条香烟没抽完的就分给了辜驰掣、李卫国俩。因我观察下来，就辜驰掣、李卫国俩烟瘾重。当晚就将电视机及架子按好放上，电也接上。孩子们特高兴，在这仅有屋架和顶的房子里看电视别有风味，就像在花园里亭子一样。第二天，李卫国他们用木板作墙，还带来了厂里用过的门窗给装好了。向阳院是受人欢迎的，特别是孩子们，也使用了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