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不总督叶名琛——士大夫之悲

山民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士大夫们，活在一种无法自解的矛盾之中：他们一面隐隐意识到传统秩序即将崩溃，另一面又试图挣扎着维护这被信奉了两千年的秩序。很难估计这个被称为“士大夫”的阶层，究竟有多少是脑满肠肥的脏官恶吏；又有多少是真正信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一类教条的执拗书生；但几乎可以肯定大部分人不过是些随波逐流，以仕途为业的职业官僚，既不热衷亦不怀疑那些儒家教条，遇上适度“便宜行事”的机会，也理所当然受之。

两件大事对中国传统秩序影响深重，“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尤其是前者，其深刻程度至今仍无法完全评判。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除与清朝交战的英国之外，法国、美国、俄国、秘鲁等国也取得了《南京条约》中英国在华取得的种种通商权利和治外法权。大约十年后，太平天国叛乱爆发、北方捻子作乱。清廷眼中，天平天国和捻子是“心腹之患”，不断蚕食边疆的俄国是“掖肘之忧”，英、法、美等只谋求贸易利益的欧洲列国仅是“体肤之痛”。数千年的经验告诉士大夫们：异族即便得势，也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最后被赶走，要么被中国秩序同化。他们远远没有意识到，要求中国顺应新秩序，而非以中国旧秩序同化外人的时代已经来临。

叶名琛1807年生于湖北汉阳，他的士宦经历和广州密不可分，自1849年起先后任广东巡抚及两广总督，在对待洋人的态度上，起先是位不折不扣的主战派。当时中国的主战派面临着一个很尴尬的处境：当洋人兵舰来时，他们无力抵抗，把包袱扔给主和派去和洋人谈判；等洋人兵舰撤走再出来兴风作浪。主和派的命运非常凄惨，他们签订条约，换来洋人退兵，然后被斥“丧权辱国”，琦善与耆英这两位主和派要员最后都收获白绫一条，难为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主和派，只不过是奉皇帝之命请洋人退兵而已。当然，对最前线的主战派而言，命运也不比主和派强多少，皇帝派他们来主持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然后背负战败的罪责，林则徐、关天培、叶名琛等即是。

广州本是中国对外商贸的头号重镇，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数十年，东南沿海这片传统意义上的蛮夷之地，成了中国最繁华的所在。但繁荣仅系表面，中国的人口已经史无前例超过了三亿，尽管有美洲新作物引进，农业出产仍无法跟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汉人的移民已经挤满了昔日蛮荒瘴痢的极边之地。清廷对农民的赋税已经基本货币化，官价白银和铜钱的比例是一两兑换一千钱。但不同地区的市价却存在天渊之别。在白银短缺的西北，一两白银可以兑换一千多甚至超过一千五百铜钱；而广东这种因外贸带来大量白银流通的地方，只能兑换大约三百钱。清廷在银价高昂的地区用白银收税，银价低廉的地区则用铜钱收税。两种货币谁对朝廷合算他们就收哪种，挖空心思地盘剥。这意味着广东农民实际上需要缴纳的赋税是官价的三倍多。大量农民破产或者处于破产边缘，有的投入半匪帮性质的黑社会团伙“洪门”，或沦为山贼水寇，海陆走私贩，或沦为“猪仔”加入海外劳工大军。

叶名琛之名，自他活着时就在不停地争议，有人把他当作误国之辈，有人视他为抗外英雄。是非曲直，各个时代说法不同。他来到广东时，变乱阴云正在南方集聚。此后，他几乎将一切精力都放在创建民团、乡勇上。

按《南京条约》，英国商人和家属可以进入广州城定居并自由经商，但时任两广总督耆英用拖延敷衍办法，他明白打不过洋人，惹出事端自己性命难保。开放通商在今天看来不仅不应阻挠，外国资本不请自来巴之不得。但当时朝廷认为，通商是天朝上国给纳贡国“孝心”的恩赐，洋人若不按进贡礼仪行事，则大清颜面无存，国本动摇。于是耆英想出个赖招，一面在英国人那里装出一副友好模样，大肆渲染广州民风刁悍、仇视外人、治安混乱，恐对英人不利；一面又通过信奉传统华夷之别的士绅，在粤民面前大肆渲染洋人外强中干不足为惧，煽动反洋情绪。如此拖延不让英国人进城，直到自己被朝廷调回。1849年，自以为松了口气的耆英终于被调回北京，离开广州这个是非之地，在粤期间，他一直向朝廷隐瞒英方多次提出按条约履行开放广州的要求，想两头蒙混过关。取代他的徐广缙继续采用耆英的赖招行事，并在1850年果真利用民团沿珠江造势，使珠江上的英军军舰撤退。咸丰大喜，他幻想靠民团迟早能把英国人赶走，遂拨下巨款支持广东的民团。

叶名琛是徐广缙的副手，他依靠朝廷拨款，组建民团和海防巡逻队，又推出新的策略，让各地乡绅自行筹款，创办乡勇。民团是政府拨款的民兵组织，名义上指挥权归衙门，而乡勇则是自行筹款的乡村自卫队，由当地乡绅自行指挥。再加上原先就在两广泛滥的洪门堂口、客家围屋、教门武装。一时间，两广地界几乎村村都是准军事化组织，叶名琛本试图用这种形式控制猖獗的盗匪活动，不可谓不用心尽力，但其对控制盗匪究竟有多少成效却难以评估。因为这些团、勇组织，大部分并不比他要努力防范的匪寇们强们多少，这些组织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公开拦路抢劫，使村与村、姓与姓之间的公开械斗越演越烈。而农民则因为这些组织的强行摊派和征取，更加贫穷。这些准军事化组织，一旦被太平天国一类的叛乱裹挟，则无异于白白地帮敌人训练民兵。

果不其然，洪秀全等人在金田起事，瞬间声势浩大，唯一有能力且有威望将太平军剿灭在幼童阶段的林则徐死在赴任途中，徐广缙被调往接任林则徐，叶名琛遂成了两广代总督。徐广缙与叶名琛在《清史稿》中的形象皆是典型清廉、爱国，气节慷慨之士，不过《清史稿》因为倾向性极为严重，编纂极不严谨，一向被严肃学术界诟病，甚至认为不足为取。但叶名琛勤勤勉勉训练团、勇，率领水勇在海上四处辛劳缉盗，却也确有其事。他对洋人的态度仍保持着传统士大夫对狄夷的一贯傲慢与不屑。尤其他无法理解洋人的贸易诉求。在传统士大夫心目中，商业是可耻的逐利末道，商人等同于挖空心思算计的道德败坏之徒，洋人热衷此道，无非利欲熏心耳。尽管中国政府已经从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中尝到了甜头，也使大量破产农民有了就业机会，但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为朝廷解决心腹匪患，他的努力似乎也不全是无用功，至少太平军出于忌惮心理没有向广东扩散。他在缉盗过程中还要与“体肤之痛”的洋人打交道，对洋人的态度不知不觉中有了微妙变化。英国人多次提出象上海一样开放广州，他在广州多年也逐渐意识到商贸的力量和洋人兵器的优势：他的水勇资金基本来自商业税，装备着不少西式枪械，甚至有西式舰艇，基本系自美国商人处购得。同时他也深知洋人若真决心动武，广州的民团根本不堪一击。但为了向皇帝交差，他也一次次以需要应付叛乱为由，拒绝把广州开放给洋人。他对英国人的答复态度非常傲慢，甚至不予理会，到了1856年，英国内阁重组，新首相重开对华强硬态度。

一场事件开启了比鸦片战争影响更深刻战事：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艘悬挂英国旗，在香港注册的船只，因从事海盗和非法的地下“猪仔”交易，被澳门葡萄牙当局通缉。这艘名为罗亚号的走私船，船主系中国人，船长是英国人，手下十二名水手全是中国人。葡萄牙方面告知中方，有一名通缉的海盗正在船上当水手，且该船在香港的一年注册期限已过。广州水勇瞄准这个时机，在注册时限过期后马上拦截罗亚号，登船逮捕了十二名中国水手，同时降下英国国旗。但罗亚号在离开香港前，英方曾允许其在返港重新注册之前继续悬挂英国国旗，宽延其注册期限至返港。于是这场事件引发了外交争议：中国当局是否有权登船缉拿嫌犯？嫌犯应当交给谁来审判？英国广州领事巴夏礼前来索人，认为悬挂英国国旗船上的嫌犯，按《虎门条约》应交由英人处置。中国水勇私自降下英国国旗，属于侵犯行为，广州水勇们认为巴夏礼是来包庇嫌犯，双方争执，态度强硬，一名水勇搧了巴夏礼一耳光。

这一耳光搧出了比罗亚号事件本身更加严重的外交事件，将叶名琛推向两难境地。英国人提出要中方公开赔礼道歉，但广州高昂的排外情绪把这一耳光视为大涨国人志气的壮举，他不敢开罪这些排外乡绅，他们控制着民团、乡勇，虽然太平军没有向广东开进，但红带会的叛乱正在全省蔓延，缉盗、追凶等事务也需要依赖他们的支持——这些盗匪和乱事才是他的头号要务。经过多次谈判，他愿意将所有嫌犯，包括证据确凿的两名中国海盗，全部交由英方处置。却拒绝道歉，并辩称中方登船时船上未悬挂英国旗，这已经是在他处境上能对英方做出的最大让步。而英方的重点并不在嫌犯，而在耳光和国旗被降下，他们认为赔礼道歉的要求并不过份，于公于私皆在情理之中。中国人拒绝道歉的消息传回英国，朝野大哗，英国议会经过激烈辩论，以五票优势通过，对清廷宣战。参战的还有法国，因为一名法国传教士被中国官府无端处死。

这一战和1839年的第一战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一战主要由东印度公司操纵，目的是明确的商业利益，并无意改变中国政治格局。而这一战中，野心勃勃的英国政治家们，决心通过一场直接针对北京朝廷的战争，把中国纳入全球贸易体系。（换句时髦话说，用武力逼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这个全球贸易体系的一条根本原则，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对等国权，势必将深刻地对天朝上国的皇权秩序造成更加猛烈的颠覆性震动。

1857年12月12日，英法联军大兵压境，炮舰驶进珠江口，炮口对准广州城楼，对叶名琛发布最后通牒，要求其开放广州。叶名琛深感末日将至，却依然谈笑风生。对联军的通牒不以理睬，既不谋求谈判，亦不组织城防。他下令水勇巡防如故，对海盗船和红带会的匪船照例搜捕，遇洋人兵舰若无其事地绕开，若对方开炮则不准还击。沿途炮台、驻军，凡遇联军水陆部队一律不得开火抵抗。他自己在城内照例批阅乡试试卷，并观摩武举考试。若有乡绅向他请愿开战，他便一笑了之，答曰：“必无事，日暮自走耳。”同时又给咸丰皇帝上奏折，称如果洋人来攻，必不敌，但洋人无非为贸易而来，贪图者利耳。建议“听彼所为，善藏吾短”，因为洋人的目的是来做生意，必然“欲与粤民相安”，让朝廷不必大惊小怪。为了安抚城内的抵抗的情绪，他甚至到城内的长春仙馆，向供奉的吕洞宾、李太白两位仙人求卦，卦象说：“十五日无事”。

即便如此，民团的一些领袖们还是不愿闲着，这些乡绅们对军事一窍不通，想出条“妙计”：套用《三国演义》里火烧赤壁的段落，用三百多条装载着燃料和火药的木排，顺江漂流而下，想效法周郎烧毁洋孟德的舰队。火攻引起了一些小骚乱，甚至真的引起对方一条木质小船失火，不过无论如何看起来都象一场笑话，联军象欣赏水上灯会一样观赏这些燃烧的木排。

次年1月5日，联军入城，叶名琛端坐总督衙门堂上，被巴夏礼率一队水兵逮捕。

时人送叶名琛一副对联：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还有嘲笑他求仙问卦不灵的童谣不胫而走。时人并不是非常感激他的良苦用心，至少这部分人不敢发言。战则既非敌手，徒害生灵；谈判则最终会被皇帝赐一条白绫，他最好的出路就是让英国人把自己俘虏走。当巴夏礼率兵破门而入时，他风度翩翩地请巴夏礼带自己去面见英国女王，要向女王为中英两国长久和平陈情，这样一来，自己既非叛国投敌，也非阶下俘虏。

英国人用一条船把叶名琛解往印度，在船上待他以绅士之礼，叶名琛亦以西式脱帽礼节与英国人来往。但将他解到加尔各答安顿下来之后，英国人似乎就忘了他，他在加尔各答被软禁了一年，并不承认自己是战俘，一直以使臣自居。后来意识到面见英女王已不可能，便病死在那里。《清史稿》里称他是绝食死的，并尊为苏武、张骞一样的义士，不过除了叶氏写的两首形容自己茶饭不思、形容憔悴的诗，和无颜食他乡之食的感叹之外，并无其它确凿证据。

英国人占领广州之后，扶植了广东巡抚，蒙古人柏贵为傀儡，真正的统治者是作为柏贵顾问团队一个委员会。英国人迅速在广州设立法庭，组建警察，开放港口……一应按香港模式。广州城内及附近地区的排外情绪迅速消退，老百姓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继续日常生活，广州繁荣喧闹起来，更胜于往日，和叶名琛的预言一模一样。

接下来战事我们不再叙说，中国正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局，融入新秩序是古老帝国在近现代最重要的使命，但两千多年一成不变的旧秩序，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与新秩序格格不入。更何况，就算是这个民族最精英的阶层，也极少有人明白新秩序究竟为何物？意味着什么？是以这融入的路上，一次次误入歧途，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