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往昔32
多年以后，或许陈晓勤自己也没有想到，那次我和他开车自驾游，踏上贺兰山峡谷索桥时，他居然吓得两腿一软，蹲在地上直打哆嗦，使劲抓住索桥的护栏，不敢前移半步，最后像电影《地雷战》中的日本鬼子过雷区那样，硬是拽着护栏坠着屁股一点一点挪过去的。当时我笑得喘不过气来，问道：“奇怪，你当年的那个劲哪去了？”
当年的陈晓勤，个子比我小，但非常敏捷，一堵又高又窄的院墙，对他来说如履平地一般，而我则总是显得战战兢兢地，所以当年我俩爬墙上瓦，全是他打头。
我说的那堵高墙，是当年旅馆巷子里和大众旅馆对面的一户人家的院墙。休学的那一年，我们常常乘人不注意，从外面爬上去，跑过这堵高墙，穿过房顶，然后猫着腰轻轻来到一个破天窗处，用绳子溜下去，经过一个狭长的过道，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县城电影院的舞台。
现在想来，当年我们读过的《铁道游击队》和《烈火金刚》这些小人书对我们影响极大，我们渴望自己能够像书中主人公们那样飞车走壁。我们在充满想象和刺激的过程中，实现着我们当时最实际也最令人向往的一个目标：看电影。
那个时候，县城电影院一般只在晚上放映电影，一张电影票一角五分钱，父母亲根本不可能慷慨地满足我们大多数时候的要求。有电影的晚上，我俩趁着夜色跑过高墙，溜下天窗，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舞台。这时电影已经开始，我们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坐下来，反对着银幕观看起来。这个过程最初充满挑战和刺激，我们感到紧张和兴奋。
但渐渐地，我们感到不足。舞台上的一些支架和垂吊的绳索，遮挡和分割着银幕，更要命的是那巨幅电影画面不仅是反着的，而且距离又太近，我们无法对画面整体有一个最自然的观感，一场电影看下来，脖子酸痛且不说，眼睛看周围的一切总觉怪怪的。就这样在反着看了多个晚上的电影后，我俩开始渴望能够坐在舞台下面的座位上，正正常常地观看电影。
记得那一次我们悄悄将舞台幕布拉开一丝缝隙向外窥探情况，放映机射过来的光束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下面黑乎乎的许多人头。当确认过道没有巡场的工作人员走动时，陈晓勤率先猫着腰钻出来，从舞台边轻轻跳下去，很快没入了黑影中。我迟疑半响，见并没引起什么动静，也快速跳下舞台跑入边上的走道。一眼溜见其中一排观众里面有一个空座位，就低头寻过去，直到一屁股坐下，才感到心里咚咚乱跳，也不知道陈晓勤坐到哪去了。
突然，从后面走来一个人，不时打开手电筒在观众席上低低扫一下，我意识到这是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可能发现了什么过来巡查，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上。所幸观众席上基本坐得满满的，人人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工作人员应该是确定不了究竟哪一排可疑，反复巡视了几个来回后就走了。
几场电影看下来，我俩意识到这样被抓住的危险性太大，但又不愿意继续在舞台上那样反着看电影，于是开始在白天人们午休的时机偷偷钻进电影院。我们在院场座位底下寻找被观众扔弃的各种颜色的电影废票，又在检票口寻找被撕下的各种颜色的副券。记得我们每去一次就会带来许多票面新、幅面长的各种废票和副券。回到家里，我们先是将与废票匹配好的副券沿际线仔细剪好，然后把费票从正面将撕口边缘用小刀小心刮薄刮毛，涂上薄薄一层胶水，将副券非常仔细地粘贴上去。这里面的技巧在于粘接部分既要结实还不能有凸出和生硬之感，在不知试了多少次后，我们已经可以做得以假乱真。
记得那时我们书中夹有许多张各种颜色的这种假票，到晚上把不同颜色的票各取出几张后就往电影院跑，先看看是什么电影，再站在票窗口看看售出的票是什么颜色，然后取出相同颜色的票，仔细检查无误后，就站在离检票口稍远处的地方等候。一直等到放映时间快到了并且人多拥挤时，才跑上前去随队接受验票进场，这是我们的经验，这时候一般很少会被发觉。当然，如果放映新电影，往往会满场，那时我们是不敢进去的，因为绝对找不到空座位，而若在过道乱窜，会很容易被工作人员发现并赶出来。
后来，电影院在票面上加盖了放映的年月日期印戳，当时我们还有不少余票存量，就一咬牙凑钱买了一个时间印戳和一小盒蓝色印泥，一直把余票看完才作罢。
在我们休学在家的那段时光，我和陈晓勤就这样看了好多电影，如国产的《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侦察兵》《青松岭》，阿尔巴尼亚《地下游击队》《伏击战》《海岸风雷》，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最后一颗子弹》《第八个铜像》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