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老赖”约好了，他说他下午练完车后，自己我到家里来。他说还没有到过我家，叫我到时到我家附近的街头接一下他就行，不用开车去驾校接他。

自从我在县城里买了房成了家，“老赖”确实没有来过家里。我买房没有办酒席，因为买的别人建好的旧私宅，独门独院，占天占地，面积挺大，有300来个平米。我们是小县城，大伙还是习惯沿袭旧传统，大多数居民的住房都是独门独院的。商品房的出现，也不过最近十来年左右。

我结婚那天，“老赖”他远在浙江那边打工回不来，那时他已经在外面打工好几年了。每年也就是过年那段时间才回家，在家住上个七八天左右，和父母兄弟吃个年夜饭，大年初一、初二，拜拜年，走走亲戚。正月初三起，便急匆匆地和打工大军一起挤上绿皮火车，又开启了新一年的打工日子了。

自从兴起打工热潮后，每每看到外出打工的人大把大把往家里寄钱带钱回来，乡下农村年轻的、年长的男女老少再也坐不住了，纷纷随着打工大军涌向沿海经济发达区打工去了。打工几年后，不少苗家人也是赚得盆满钵满。一个个回到苗寨里，把祖辈建的土坯木屋掀倒了，重新盖起一栋栋高楼大厦，你盖两层，我就盖三层，你盖三层我就盖四层。

开始我认为“老赖”是不会去打工的。他家里的经济条件在村里算好的了。从他曾祖父那一代起，勤劳肯干，凭着一股不怕苦的劲儿，与天斗，与地争，开荒种田耕地，再加八字运气不错，遇上几个风调雨顺的年头，种啥得啥，养啥得啥，谷物满仓，家禽膘壮，一家人过上了殷实的日子，在村里算是上等人家了。

因为他曾祖父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积攒些了财钱。所以，到他爷爷那辈，家里的孩子就有了机会入了私塾念书识字。他爷爷那个年代，在苗家的村寨里识文断字的，他爷爷算上一个凤毛麟角的那几个。为此，他们家算上村里的“书香门弟”了，在村里也就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到了“老赖”父亲这一代，在村里也有很有威望的。解放初期，他父亲因为识字，自然便选上当村里的小组长，协助村干部记帐算帐，很是吃香。

也许是人们常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老赖”父母亲尝到有知识有文化的好处，凭着还不错的家底，将四个儿女都送进了学校念书。为此，他哥哥和我的一个家庭姑姑成了我们从苗寨子里走出的第二批大学生，村里的第一批的大学生就是我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他哥哥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我们所在的乡镇政府里工作，他哥哥和我的那个家庭姑姑也就成了我们学习的榜样。我叔叔、我的家庭姑姑、“老赖”的哥哥都是我父亲教的小学学生。

因为“老赖”的哥哥有了工作，又是长子，自然分家出去。父母留下的房子，自然也就不会和“老赖”争了。他姐姐和妹妹也都嫁了，婆家的经济条件都挺好，“老赖”家里也没什么经济负担了。所以，我一直认为“老赖”不会去打工，虽然他读书不怎么样，可他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自然会留在家里帮着他父亲耕种那几亩地，生活也是挺好的。

也许是我想错了，还是时代变了，人们的认知也变了。现在我们寨子里有人外出打工的，回来都重新建了新楼房，娶了妻生了子，过上幸福的日子。

村里的男女老少毛料大衣、牛仔高跟穿上，手机手表、小车摩托一一添置，小日子越过越滋润。这或许就是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愿景吧。

这样，你追我赶，把不大的山寨变成了一排排小洋楼，灯火辉煌，富丽堂皇，俨然一个小都市。

"“老赖”家房子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然算上数一数二的。可是这几年，我家和他家的那一层青砖瓦房已经比不上人家了，在村里又落伍了。时代真是变化得太快了，改革开放这些年，农村还真是发生天翻地覆的骤变。

本世纪初，快要退休的父亲和娘，常常给我和妻子说，我们家八十年代盖的那个青砖瓦房已过时了。村里和我年纪相仿的兄弟姐妹，人家好“在行”（方言：能干肯干，又勤俭节约），打工挣了不钱，回家都盖起了新房，谁谁家盖了三层，谁谁家盖了四层，里里外外都都贴上亮丽光鲜的瓷砖。言外之意，是说我虽然是端上铁“铁饭碗”，在这个时代还不如人家打工混得好、吃得香。我无言以对，事实也确实比不上村里到沿海打工的兄弟姐妹。

为此，父亲退休后，他和娘都不愿意随我们留在县城里生活，强拧着要回到老家苗寨里，掀倒他们住三十多年的老房子重建，说让我们以后回到村里，房子总也不能比别个人家差多少。

我知道父母亲都是好强的，也是好面子的人，做啥不愿意落后村里别个人家。上世纪七年代初，我和姐姐出生，排行老二的父亲带着母亲分家时，早年丧夫、一贫如洗的奶奶，只给我的父母亲分了五个饭碗和一个旧木衣柜。父亲和娘白手起家，自己肩挑背驼，砍木伐林，省吃俭用，一砖一瓦自个儿建起一栋三间土坯木房，才有了一个遮风挡雨之处。

八十年初，好装扮自己房子的村里人，又掀起一股外墙“装修热”——把原来的石墙土墙推掉，在自家田里炼泥，自制小砖块，然后放进烧窑里，烧成青石砖，再请本寨子里或邻寨子的封匠，用白石灰作泥浆，在原来墙处砌成外墙。

外墙封好青砖后，然后再装修屋里的房间和客厅。父亲在自家的山林里砍回一棵棵松树或杉树，剥皮放干以来，请来木匠，刨光，将家里房间一间一间隔起来，再在房间装上木地板然后又在堂屋也里安装上半边木地板，我们叫做“半边床”。每每上山做功夫回来累的，就可以躺在上面休息一会，等娘做好饭再起来吃。小时候的夏天时，邀上三五好友，在“半边床”的木地板上打滚在一起玩，好不惬意。

到了本世纪初，父母见村里一栋栋楼房盖了起来，便也坐不住了。所以父亲一退休，娘便对父母嚷嚷着要回到乡下苗寨里，把他们花了一辈子建起的旧木屋推倒重盖楼房。拗不过父母和娘，只好让他们回我们的苗寨里建新房。父亲将他积攒了好几年的几万元破土动工建起了新房。

那时“老赖”还没有去打工，自然常常帮着父亲和娘，挑钢筋、抬水泥、运砂石，但凡重活累活，“老赖”二话不说，或自个儿干，或叫上我小姨的两个儿子，帮着父亲一起干，把我的父母当作他自个儿父母一样看待。

我父亲和娘积攒的那点钱建房子是不够的，主体工程完工，父亲就没钱，而我又养育着两个孩子，一个月工资也是勉强撑着过，也就没有余钱帮衬着父亲和娘。那几年，父亲常常发了一个退休工资，就买点材料又做点。为此，我乡下那栋两层楼房子，父亲和娘前前后后建了三年多，“老赖”也就这样帮了三年多。

也许“老赖”也是看到村里一栋栋新楼房建了起来，别个村的女孩姑娘都愿意嫁了过来。或许是十里八乡的苗寨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留在村里都是孩子和老人，年轻人要找同龄人恋爱结婚也就很难了。所以也就随着大伙一起走出大山，到外面寻找自己幸福的另一半。

我想“老赖”可能是因为这样，四十多岁的他，还没找到个女人结婚成家。要是我知道我读师范的女儿已经实习，明年就参加工作了，想他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后来，“老赖”也坐不住了。他便随着村里的同龄人去浙江打工了。有一年过年回来时，他曾告诉，他喜欢村里一家为数不多的一户龙姓家的三女儿。在我们寨子里，九成是吴姓人家，两百多户人家龙姓人家只约有二十几家。那女孩确实挺漂亮的，比“老赖”小两三岁，是我家的邻居，住在我家后面一栋房。

“老赖”曾叫我父亲和娘帮打听那个女孩有没有许了人家。因为那个女孩也曾是父亲的学生，所以打听起来自然不会很尴尬。当他知道那个女孩还没有许配给人家，也没有男朋友。他高兴过一阵子，努力表现自己，在村里办的红白喜事，帮助老人孩子，人家建房需要帮忙时，他都二话不说去帮忙，展现出一个活脱脱地好青年、好男人。尤其是有那个女孩参加的活动中，他表现更懂事、更懂礼、更勤劳、更吃苦。

在我父亲和娘的暗示里，那女孩对他也渐渐有了好感。也许受因为外出打工的影响，“老赖”的那段变情在打工潮中幻灭了。那个女孩先一年他去浙江打了。“老赖”告诉，过年回来时，他叫女孩一同去赶集买年货时，女孩总会找不同的理由不愿意跟他一块去了。虽然他不死心，可是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地试探邀约女孩说话聊天，女孩都是变着法儿拒绝他。

做出不再追那个女孩时，“老赖”在我面前哭了。那年，他三十三岁。

在乡村苗寨里，三十多岁的男人还找不到女人结婚，也就是大龄“剩男”了。这样以后想要找个女人结婚，实在是不容易。年轻的不愿意，三十多岁的女人单身，一般都没了男人的或者少数离婚的，都是带“拖油瓶”的。这对于一个苗寨里的未婚男人，找个已婚的女人，在村里是很没面子的，也会被村里人家长里短当作“榜样”教育孩子的。

也就从那个春节后，“老赖”也就出去打工了，而且一去就是好几年，过年也不回家了。从那以后，我和“老赖”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多少年不见他了。这天下午，我就请了半天假，回家准备晚饭。 妻子拿出一直放在冰箱里的腊猪脚炖上，我买条鱼，两斤牛肉，和妻子一起做了一桌子菜，我拿出我存放好几年舍不得喝的一坛包谷烧（用玉米酿造的酒）。

“老赖”知道我父亲好酒，我有点遗传，也善饮。那几年他在家时，常常问我，我和父亲哪个酒量好。我只告诉，每年过年时，我和父亲常常平分一瓶酒，各自喝完各自的，没比过。

“老赖”常中我说，说我父亲酒量好，他常常在别人家有喜事时，喝了七八两，有时喝了一斤后，还要帮主人家唱苗歌，一唱就是通宵。父亲好酒、好歌，十里八乡都知道，但很少看到他醉过，唱苗歌还是腔正字清，拟人拟物常常是别的苗歌师难以比拼得了。

“老赖”对我父亲是特别敬重的，他说将来他娶亲时，必须请我父亲唱上个三天三夜，酒管够，还有红包。我父亲为别人办喜事唱苗歌，从来不要钱，不收钱，纯属个人爱好。

因为只要一开腔唱苗歌，就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候，所以娘常常作为父亲的唱伴，因为唱苗歌必须要两人同腔才能唱，一个人只能小声清唱，两个人才能放声歌唱。每每人家办一场喜事结束，父亲和娘都会研究讨论好几天，别个苗歌师唱的那些曲子，哪些好，哪些不好，他们对的曲子哪些词好，哪些词儿还要怎么改。父亲一辈子，除了教学、干活外，最爱最开心的业务爱好就数唱苗歌。

下午五点刚过，“老赖”打来电话，说到了我家附近的中医院门口。我赶紧从家里跑到200米外中医院门接他进巷子里，到家来。

真不愧是懂礼的发小“老赖”。在中医院门口的大街上，他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的。

“我俩是好朋友、好兄弟！不要破费花钱买这买那”我对他说。

“我是给我的侄女侄儿买的，给嫂子买的！你管得着！”他还是那样子，一个对礼节很讲究的苗家汉子。

“大哥，我俩就讲那些客气话，我两个从小玩到大，玩到老。你从没嫌弃我是个老农民，你没有驾子，不像别个有了工作就看不起农民……”他一看到我，就叭打叭打地说。看来，这几年打工，他已经走出了那段恋情，虽然还没有找到喜欢他和他喜欢的女人结婚成家。

看到这样好心态，我也是很高兴。

来到家里，看到满桌子的菜。他高兴跟妻子说，说嫂子太贤惠了。然后拿出买来的礼物 ，一一送给我的女儿和儿子。

“这个是大姐（我女儿）的，都这么大了。快喊‘满满’（凤凰方言：叔叔的意思）”。十九岁的女儿甜甜地叫了他声“满满”，他高兴地笑得合不拢嘴。

“大姐这么高，还在哪里读书？”

“妹崽（凤凰方言：女儿之意）继承祖业当老师，现在在城里的小学当实习老师，明年就毕业工作了。”

“大哥，太好了！值得，妹崽有出息，是我村里的骄傲哪！大哥呢？（苗家人对兄弟姐妹的孩子都尊称为大哥大姐，他意思是指我儿子）”

我儿子那时还在二楼写作业。我把儿子叫了下楼来。儿子喊了一声他“满满”！

“哟！大哥比我两个都高多了，读几年级？”

我跟他说，儿子十五岁，在初三。“老赖”看着我两个孩子，那高兴劲就像看到自己孩子一样开心。女儿送这样，儿子送那样。

一阵高兴的见面后，我们一家请他入座用晚餐。我俩倒上酒，边吃边聊。

这一晚，我们俩一起沉浸在儿时的记忆里。小时候的画面又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那晚，我俩一直边吃边聊到凌晨五点，都没有睡意。

接下来，我将我俩聊起的有趣事一一写下来。让把那些美好的记忆故事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