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弢 —— “甩了巧珍儿的” 路遥 (二)

我门的下一站是西柏林，DAAD派来的德国陪同小姐将在那里等候我们。她是西柏林自由大学的学生，为了省时间和经费，她就不用专程从柏林飞法兰克福去接我们，科隆这一站我们自理，反正我会德语，在陪团方面也有经验。此刻我想到了另一个办法，但暂时先没跟团长谈及，我想等到征求完了陪同小姐的意见后再说。

到了西柏林我们跟陪同小姐碰上了头，她的中文名字叫欧燕。我把路遥在科隆美元被偷的情况跟欧燕和盘托出，她一听丢了 300 美元，相等于差不多 800 马克，她一听丢了这么多钱，就哭了，她想如果只是几十个马克她就自己给了了事。她说她这次是第一回替外交部打工，她不想把这件事往上报，外交部一旦知道了一定会为难。至于外交部最后会不会给予赔偿她说心中没底。无论结果怎么样，她的这次工作将会有个污点，她的第一次任务就没有圆满地完成，她害怕以后就很难会再次有这样的机会。

既然这样，我就说出了我在心里酝酿已久的想法。我说：有个主意不知你觉得是否可行，我想征求你的意见，如果你能同意就太好了，问题差不多也就解决了。她问是什么。我说我们的伙食费不是德方可以报销的吗？每人每顿的标准是多少？她说正常情况下每人 25 马克，但是不能超出 30 马克。我问如果超标了怎么办。她说偶尔一两次还可以，但报销时要作说明。因为这件事我脑子里前后已经盘算过好几次了，所以马上胸有成竹地提出了我的方案，我想我们插过队当过农民的人无论碰到什么情况都会有办法。我说在柏林的几天你把伙食费给我，每顿按 30马克的标准，就说柏林的中餐好吃，我们吃得好了一点，往下的几个城市我们可以省一点，其中两顿就报

35，就说会面了一些中国朋友多喝了点啤酒。我自己在国内搞外事工作，到了地方上偶尔碰上熟人作家，遇到用餐时又不好意思让人走就会一块儿留下吃饭，伙食费就会超标，这种人之常情的事领导也不会说什么，在财务总结报告上都会签字，财务科也不会有什么异议，这叫将在外军令有所不从，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拥有一定的决定权。我想人之常情，德国的操作程序也该大同小异。我算过，一顿 150，两天有六百强，这样路遥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但欧燕说，吃饭没有fapiao是没办法报销的，我说我想过了，fapiao我到中餐馆去想办法，，给点小费买张fapiao是能行的，不然就多跑几家，把两天饭费开在一起，包括你的餐费，因为餐不错，我们就在这家店连续吃了两天。80年代，德国尚未实行餐营业机打单体系，餐馆出具fapiao时，在盖了章的fapiao上写上几百马克可以随意，我

88 年来慕尼黑留学时，山西一个出版社的社长独自公费来德，为了攒多点外汇回国买彩电就合住留学生宿舍把房费省下来，让人去旅馆要一张fapiao，开上一个礼拜的住宿费，服务台的老太太二话不说地马上照办，只问你要写多大的金额，她会按该旅馆较贵的房间折算成天数写上。回到国内能出示盖了章的正规fapiao，财务手续也就无懈可击了，国家也没有蒙受什么损失，这笔住宿费本来就在预算之种，这只是社长自我牺牲了享受换来的。这就是当时的国情。服务台那里事后主动留下那么八个、十个马克的小费即可了。而且看势头，这种事时有发生，服务台心照不宣，做得得心应手、顺理成章。

我们的事欧燕同意了，这样做既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又保全了她工作上没出漏洞，两全其美。还有一点，我所接触过的所有学中文的德国学生，对中国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他们无形中都会下意识地向着中国，护着中国，这种情愫往往很让人感动。万一中国人出了什么丑，他们也会感到脸上无光，他们毕竟学的是汉语，是因为喜欢上了这个民族才选择了这门专业。碰上此类问题，我们可以关起门来说话，家丑不外扬。只要国力允许，咱们更多地培养这些我们的亲信力量对国家会有好处。在寻找向 DAAD 交差的措辞中，欧燕跟我始终站在同一条战壕里，此事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我心情轻松愉快地把谈话结果来向团长汇报，王愿坚如释重负地笑了，说自己没有一点外事经验，困惑了一夜想不出一个好招。我们当即召集全体团员在团长的房间里开了会，把决定向大家作了交代，为了解决这起外事事故，就委屈大家艰苦两天，早餐在饭店里吃饱一点，多吃点香肠。中午晚上都回饭店吃方便面。自从第一次出访我没经验、没带方便面，碰上那次没饭吃吃了舒婷的花生米后，以后每次出访我都带上满满一行李箱方便面，以防应急。有一回我们访问民主德国，因为整个东德没有一家中餐馆，天津年界 70 的延安老作家杨润生，因受不了西餐，胃病闹得起不了床，不能参加团的活动，影响全团去外地的整个行程。我向大使汇报，老杨起不了床，我团能否获准去一趟西柏林，一则让老杨吃顿可口的中餐，也可在亚超里买一些清淡的汤料；再者全团的团员都有这样的愿望，能不能过去见识一下西柏林，都说东德跟我们中国差不多，没什么好看的，好不容易有机会被派出国一趟，也想认识一下西方世界：“马列主义嘛要全面地看问题。”  

我知晓情况的背景，我团持有效中国护照，从东柏林去西柏林可以自由出境，西柏林那一边边境完全开放。事后从西柏林返回东德也可免签入境，因是时，中方与民主德国实行外交互勉签证，而且从西柏林进东柏林只要持中国护照还能免除强行每人每日用西德马克按一比一的兑换率购买 40 东德马克 （黑市是一比十四）。我跟使馆说明外汇不是问题，我身边有公款西德马克。我的请示当场遭到大使的否决，称没有必要向国内外交部请示，根据以往来访团的经验一定是再次拒绝，此类非分要求一旦传到作协，对我本人的工作轻则会造成负面影响，重则或大或小地也是一次外事失误。我应该向团员做好思想工作，把情况讲清楚，民主德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回到团内，我把与大使的谈话精神向全团作了传达，有人提出，既然去一趟西柏林我们手续齐全，我们就偷偷走一趟，神不知鬼不觉，但我不同意，因为外事关口把关的是我，未经许可私下行动，这将由我承担全部的责任，我这是在拿自己的生涯当赌注，我当然不会干，这岂不是 “知法犯法”

吗？再者，护照上也会留下出入境记录。

我们就靠那一箱方便面救了老杨在东柏林一个礼拜的命，他躺着起不了床，我们在东柏林及周边的活动安排，只能上下午分开，到了中午我们得赶回饭店给老杨煮方便面，最后我们去外地，老杨还是掉了队，我把他安排在使馆招待所，电话联系时，对方的第一句话就是，住招待所可以，但是他们只收西德马克，要付现金。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想，人都要死了，不问问同胞的病情，先问我手头有没有带西德马克。那年头，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见到了硬通货真象是苍蝇见到了血。我们访问南斯拉夫的经历、住在我驻莫斯科大使馆招待所的感受，说起来又可以写成小说。

团里有上了年纪的老作家相对来说事情是比较多，青年作家到了欧洲适应能力强，发生应急情况很少，老年作家就另说了。比如我在另文里谈过出访西柏林事，凌晨三点才进房间，早上八点就有活动，就是没有一点节外生枝，日程已经满得爆盘，再出一点意想不到的事，会把人弄得焦头烂额。西柏林那次，我时时提醒着大家抓紧时间用早餐，今天的大会是开幕式，大家力争不要迟到。突然老作家刘剑青哭诉，咬面包时崩掉了一颗牙。我就得赶紧询问服务台可行的急诊措施。反正我的早餐是泡汤了。赶不上饭吃，宴会时席间不停地翻译没时间吃东西，对口译人员来说是家常便饭。好在自己经历了几年农村插队的双枪，练出了可以24

小时不吃饭的本事。

没想到这一回为了路遥，这一行李的方便面又派上了用场。这样大家就不用捐出自己的外汇，路遥也免了欠下一个人情。路遥性格很内向，心很重，有一点儿什么事心里总抹不开，烟又是死命地抽，他 43 年短暂的人生，抽烟和性格都是有责任的。92 年我已到了德国，为了生计整天十四、五个小时地忙于上课、打工养家糊口，后来做了老板更辛苦。得知了路遥的去世，心里很难过又很惋惜，他那么年轻，我不想说他多么有才，我想说他搞创作那么动情，一腔真情地、呕心沥血地写，他的英年早逝，都是因为一生事事太认真。但又为何不是呢，我们那一代的人怎么能不认真呢，我们那时在单位，每个年轻干部都是全心全意地扑在工作上，不去计较个人得失，不计报酬，我们是受那种教育长大的啊，没有第二种选择的想法，雷锋自不用说，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为了“革命工作”，42岁就献出了生命。路遥心重的性格我后文还会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