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曾经向公民承诺要为我们提供养老和医疗保障，现在它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了，但是必须有人来做这些事。”

在养老与医疗这一章节中，信用评价机构标准普尔对30多个发达国家2050年的财政状况作出的预测比较悲观，从2010年到2050年，因为老龄化财政压力从2020年开始激化，同老龄化相关的公共财政支出增幅将会达到GDP的10%。比如美国，养老金不是最严峻的问题，只造成了三成左右的支出增长，而医疗卫生保障支出将会是罪魁祸首，一半的增长都是由它造成的。标准普尔并发只在发达国家中蔓延，2000年，中国的中位数年龄是29.7，比美国的35.3岁小，但到2020年，中国人的中位数年龄就超过美国人，而到2050年，中国人的中位数年龄将会达到48.7岁，而美国人的中位数年龄是40岁，中国面临着未富先老的问题。

文章认为老龄化对于国家财政破坏作用的实质就是财政支出增加引发财政紧缺问题。政府开支会更加庞大，“但并没有一条镌刻在石碑上法律条文规定，即使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他们还是得在某个固定的年龄来领取国家发放的养老金”，国家可以重新定义自己的职责，并限制未来的支出。为了降低养老金人口同工作人口比例增长的速度，工作年限被延长了。比如英国正在计划于2018年将女性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2010年的60岁提高到65岁，而在2028年将提高到67岁。

2050年的国家将致力于通过最少的救济金来防止老年贫困。收入较高的人群要更多依靠个人储蓄来养老。然而，随着老龄化问题加剧，控制医疗保健支出的任务则显得更加困难。年龄超过65岁的老人的医疗保健支出一般是年轻成年人的3-4倍。（给老年人治病之所以花费如此之高并非因为他们老了，而是因为他们快死了。我们细致考察人一生的医疗费用状况，就能够发现，临死之前的一年左右花费的医疗费用是最多的，无论这个人的年龄是大还是小。）除此以外，技术进步和低效率的医疗市场也在坚持不懈地推高医疗卫生支出。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共同支付计划来让个人承担更多医疗费用。当务之急是要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选择，并加强医疗行业的竞争……我们已知道未来的前景趋势不容乐观，再来看下国内的文章：

到2015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2.22亿，达到16.1%，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过两亿的国家。预计老年人口2025年突破3亿，2033年突破4亿，2053年达到峰值4.87亿，占全球老年人口的1/4。社会总抚养比已经超过50%，到本世纪中叶将翻一番达到100%。届时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要抚养70个老年人口和30个少儿人口。预计在2015-2050年期间，全社会用于养老、医疗、照料、福利与设施方面的费用占GDP的比例，将由7.33%增长到26.24%;如果应对不力，人口老龄化可能使我国经济年均潜在增长率压低约1.7个百分点。

带来的沉重压力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养老保障压力持续增加。伴随老年人口的大幅增长，预计我国养老金支出占届时GDP的比例，2020年达到7.29%，2030年达到11.98%,2050达17.79%。全国养老保险财政资金需求量占财政收入的比例，2020年达到9%，2030年达到12.48%，2050年达到14%。在这种情况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和公共财政的兜底责任都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二、医疗卫生服务负担持续增重。人口老龄化带来社会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和疾病经济负担大幅增加。预计老年人口疾病经济负担占GDP的比例，2020年为2.34%，2030年为3.86%，2050年为6.38%。这将导致医疗保障和医疗卫生服务两个体系双双承压。

三、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持续增长。据测算，2050年我国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将超过1亿，临终无子女的老年人将达到7900万左右，均比现在增长近4倍，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将达到1亿左右，比现在增长近2倍，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将大幅增长。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是我国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但还存在诸多的不足，整体呈现出“未备先老”局面。

由此我们稍作思考一下，便可得知以下几点：

1、政府会继续加深养老制度改革，提高中青年人群的社保缴费基数，降低退休老年人养老待遇。（在发达国家的养老制度改革中已有先例）

2、随着老龄化问题对政府的压力，个人的经济压力会持续增加，我们需要担负更多的养老、医疗费用。

3、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人寿保险基金等金融型养老资产会进一步增加。

4、我们步入老年后抵御贫困、疾病、失能三大风险需要提前做好安排，才能破解“未备先老”的局面。

当我们老了，都希望能够享有尊严、体面、多彩的人生，你开始规划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