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这是美国著名学者肯尼思·华尔兹的代表作，也是国际政治学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战争的根源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作者考察了西方文明史中主要思想家的观点。通过深入探究经典政治哲学家（如圣奥古斯丁、霍布斯、康德和卢梭）以及现代心理学家与人类学家的著作，他从中发现了他们试图对国家间的战争所做的解释，以及实现和平的解决方案的相关观点。在书中，作者围绕“战争的主要根源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著名的战争根源的三个意象——人类行为，国家内部结构，国际无政府状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消除战争、实现和平的对策。

战争根源的主要研究对象从人，社会，政治到国家和国际社会，三个国际关系的分析层次抽丝剥茧、逐渐明朗。“人类的本性导致我们将无可避免地遭受苦难。”

从古到今，诸如圣奥古斯丁、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汉斯·摩根索等学者都认可战争的罪恶源于人类自身的看法。因此消除战争的方法就是彻底铲除人们的傲慢和任性，但这种方法无疑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让·雅克·卢梭突破了这一观点的藩篱，他认为人类的行为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所处的社会中，社会与国家是不可分割的，而国家则生存在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中。强调某一方面的作用的后果是人们对战争根源的结论大相径庭。

华尔兹考察了许多学者对于战争主要根源的不同见解。第一种估计，约翰·弥尔顿以人类自身的邪恶来解释战争这一罪恶的根源，德华特·艾森豪威尔认为好战的国家领导人和教育不足的人民。第二种估计，以康德和伍德罗•威尔逊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相信战争的爆发取决于国家政府的类型，坏国家（专制国家）的邪恶本质导致战争，好国家（民主国家）则会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第三种估计，G.洛斯·迪金森认为国际体系导致各国的领导人往往被迫罔顾传统道德的约束而行事。“对于战争根源的这三种估计将被视为国际关系的三种意象并按照上述顺序加以排列，而每一种意象则根据人们认定的战争根源的核心要素加以定义。”

分析层次渐已明晰，一组“目标-意象-观点-解决方案”的思维链条逐渐形成。一个消除战争的目标，三种国际关系的意象，每一种意象内部存在诸多相互矛盾的观点，观点衍生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华尔兹表示采用经验性研究方法判断解决方法的成败尽管必要，但并不充分。国联的失败可能是因为它从未真正发挥作用，另一种解决方案的成功可能是因为一些不为人知的因素产生了作用。既然如此，该如何评估各种解决方案的价值？华尔兹以战争根源于坏国家的一系列假设为例，将分析步骤拆解为四个问题的答案：

（1）最后一个假设能否得到实现？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又将如何予以实现？

（2）在这一解决方案与意象之间是否存在着逻辑联系？（3）这一意象是否足以解释问题？

（4）实施这一解决方案的尝试将会对其他目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为了使上述问题的答案更为简易，华尔兹将先对三种意象进行批判性考察，然后在探究这三种意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即单一链条采用纵向演绎、三种意象采用横向联系。

如何使各国统治者之间达成统一和持久的一致进而推进共同的社会改造呢？不同的解决方案都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类似世界政府的国际权威机构。事实上，尽管存在联合国这一政府间国际组织，但它并不具备强制力，此时该如何达成国际一致？既然如此，是否有必要建立一个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的世界政府吗？如果有必要，该如何建立？

国际政治中的均势

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在一百年前曾经说过，均势的整个概念是“过去时代留给我们的一个有害的错觉”。均势，就如同英国人耗资亿万所追求的虚无缥缈的永恒运动（perpetual motion）一样，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约一百年前的休谟，以及约一百年后的摩根索则双双指出：均势既非虚无缥缈，亦非一种错觉，而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客观现实，是一条可描述的、科学的规律。

即使均势只是一种错觉，但诚如布赖特所说，它也是一种历时久远的错觉。公元前5世纪，修昔底德将波斯国王提萨费尼斯（Tissaphernes）的政策解释为在雅典和斯巴达“这两大竞争性强权之间保持平衡”。公元前2世纪，波利比奥斯（Polybius）在对希罗（Hiero）的政策作出解释时，出色地阐明了对均势问题的忧虑给一位政治家的思想所带来的影响。当罗马军团首度踏上西西里的土地去帮助马麦提人（Mamertines）时，希罗察觉到罗马人的实力略胜一筹，并认定罗马人比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更有可能取得成功，于是他向罗马人发出了和平以及结盟的倡议。数年之后，尽管依然是罗马的盟友，但希罗却开始对罗马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保持警惕，并向迦太基施以援手。诚如波利比奥斯所阐释的，希罗深信：

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即确保对西西里的统治以及维系和罗马人的友谊，就应该使迦太基得到保全，同时也不应该让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不费吹灰之力地实现其最终目标。在此他作出了明智而合理的推断，因为上述这些问题永远都不应该遭到忽视，我们决不应该让某个国家获得压倒性的权力优势，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向其提出异议，即便只是为了维护自身得到普遍公认的权利。

然而，“均势”是一个时而令人恐惧，时而又令人迷惑的词汇。对于均势是好是坏，谁赞同以及谁反对均势，甚至均势是否真的存在，人们都异见纷呈。例如，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他自认与美国开国之父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均势的反对者。但是历来被公认为开国之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却认为，并以他一贯的清晰鲜明的风格指出，即便美国的安全并非依赖于欧洲列强的彼此纷争，也肯定因此而得到了加强。与萨姆纳相类似，弗兰克·坦嫩鲍姆（Frank Tannenbaum）则断然否定均势学说，并将此前美国外交政策所取得的成功归因于我们在行动上抛弃了均势，转而选择了同等国家的政策（policies of the coordinate state）。在他的观念中，均势政策与美国所有的传统和制度都是如此相悖，以至于我们采取该政策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但是，艾尔弗雷德·瓦茨（Alfred Vagts）在对欧美外交与军事史进行仔细研究之后却得出了如下结论：美国的生存与福祉始终与欧洲均势体系的运作息息相关。

均势究竟是幻想还是现实？是某种被邪恶而愚蠢的人所追求，但却为纯洁而智慧的人所拒斥的东西吗？纵观美国的历史，它曾否摆脱过对外部均势政治的依赖？或者当我们现在说美国曾经摆脱过，是否就像一个有钱人声称金钱对他毫无意义一样呢？只有通过对均势的逻辑——该逻辑与国际关系的第三种意象密切相关——予以更加深入的考察，上述问题才能得到解答。

一个人如果在大街上受到窃贼的袭击，他完全可以指望警察能够阻止窃贼或者追回被盗的财物。犯罪得逞的机会是如此之小，足以使此类事件的发生频率降低到某种程度，以至于普通公民远不需要为此而开始自行携带武器。但是，对于国家的安全而言，国家却并不享有即便是不完美的保证，除非它们尽力为自己提供这种保证。如果安全是国家之需，那么这一愿望以及所有国家处身其中的环境，就会对一项自命为理性的外交政策施加某些要求。这些要求是由一种自动的约束力所施加的：即背离理性模式将危及国家的生存。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ald）在推广约翰·冯·纽曼（John von Neumann）和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的博弈论时曾提出如下论断，即“每个人的策略都取决于他人的策略”，而在这一格言中，则包含着解读国家间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政策限制的线索。一个人如果想要赢得一场简单的纸牌游戏，事实上对于任何一场拥有两个或更多玩家的博弈而言，他都必须遵循一种将其他玩家的策略考虑在内的策略。如果有三个或更多的玩家，他有时就必须结成联盟，即便这可能意味着他需要与新近的“敌人”展开合作，而这个合作者依然是一个潜在的敌人。这种必要性在一个人即将取胜、其他玩家不合作就要落败的情况下表现得最为明显。当然，联盟并不是自动形成的。联盟也有可能根本不会形成：由于我们期望合作的那两个人是坚决的不合作主义者；由于他们如此厌恶彼此，以至于即便是为了共同的利益也不愿合作；由于他们都不够聪明；或者是由于在博弈中很难察觉到开展合作的恰当时机。但是对于在这些情况下拒绝结盟想法的人，我们又会说些什么呢？我们只不过会说他错过了赢得博弈的关键时刻，或者说他认为另一些东西——相反的感受或道德原则——比赢得博弈更有价值。

能否根据上述这一粗略的模式来研究国际政治中各个国家的行为呢？我们必须有一个相当详尽周密的阐释，为此我们需要超越约翰·麦克唐纳的普及性介绍，转而直接研究冯·纽曼和摩根斯坦的原始理论本身。纸牌游戏，例如扑克牌，是一种“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即我之所得加上你之所得，与对手之所失完全相等。在一个零和博弈中，问题之所在完全在于分配，而与生产毫不相关。但是人或者国家所从事的行为很少能够与零和模式相对应。问题可能既在于生产也在于分配。在冯·纽曼和摩根斯坦的术语中，这种博弈就变成了一般的博弈（the general game）。在一般的博弈中，“某一组博弈者的得益并不必然等于另一组博弈者的损失。在这一博弈中，可能会存在对双方都有利的行动——或者更确切地说，策略的变化。换言之，可能会存在社会各方面的生产力同时发生真实增长的机会”。在这一情境中，我们不仅仅是有一个馅饼要加以分配，还面临着制作多少馅饼的问题。在上述情况下，博弈可能会趋向以下两种极端。

（1）博弈可能会成为一个简单的最大化问题（maximization）：所有的博弈者也许会携手合作制作一个尽可能大的馅饼。在国际政治中，这就相当于假设出现如下一种情形，即所有的国家都联合互助，只有大自然才是它们的敌人。

（2）所有的博弈者可能都如此专注于应该如何对已有的馅饼加以分配，以至于忘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通过制作更多的馅饼从而使每人所得的份额得到增加。于是，这种博弈便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最大值问题（maximum problem），而是恢复成为一个零和或常和博弈（constant-sum game）。在国际政治中，这一情形与当前的普遍形势大致相对应，即对立的两方业已形成，而一方之所得常常被视为另一方之所失。此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亦即也许没有人喜欢馅饼，抑或每个人都更喜欢其他某些东西。如此一来，也就毫无博弈可言了。

在上述三种选项中，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作出选择呢？一场博弈必然有一个目标。在扑克牌游戏中，每个玩家的目标是赢取尽可能多的金钱。国家则会有为数众多的目标。一些国家也许会谋求征服世界，另一些国家也许会追求地区霸权，还有一些国家也许对霸权毫无兴趣而只是希望独善其身。但是维持生存却是每个国家所共有的愿望。即便是那些想要征服世界的国家，也会以维持目前的存在作为其最低限度的要求。如果所有的国家都仅仅满足于维持其生存，那么任何一个国家也就无须维持用于进攻或防御行动的军事力量。然而，一旦某些国家令他国感到维持生存已无法满足其政治野心，其他国家必然会被迫依靠自身的防御能力。许多国家也许宁可参与一场所有国家合作起来以图解决最大化问题的博弈。但其他国家也许宁可不参与任何博弈。但是，博弈论的意涵，同时也是第三种意象的意涵在于：任何一个国家的选择自由均受到所有其他国家行为的限制。无论是选择进行何种博弈的决策过程，抑或是博弈本身实际的进行，无一不受到这一限制的影响！

对于一场有足够多的玩家参与其中的竞争性博弈，冯·纽曼和摩根斯坦以令人信服的数学的严密和精确性证明了联合可能带来的好处。聪明的博弈者会时刻注意通过与其他博弈者合作来增加其收益，或是减少其损失。与之相似，在国际政治中，只要参与者认为自己不再是一场博弈的玩家，在该博弈中所有玩家都只关注生产而无人担心分配问题，那么国家就始终会被诱使去结成联盟，而其原因则很简单，因为结盟的国家会比那些未结盟的国家占有优势。如果一些国家谋求对其他国家的优势，它们就会结盟；而如果其他国家想对抗这一优势，它们也会转而联合起来。如果所谋求的优势是以摧毁或损害别国的权力大小为衡量依据的话，那么受到威胁的国家倘若不努力增强自身的力量，就要冒亡国的危险。是否奉行均势政策依然是一个抉择问题，但其选项只有两个：或者是很有可能的自我毁灭；抑或是积极加入权力政治的博弈。国际政治与其他博弈的不同之处在于：

（1）博弈的赌注被认为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

（2）在国际政治中，不排除以武力为手段来影响其最终的结果。“不惜一切手段赢取胜利”往往被视为这一游戏的基本规则。如果有一些国家遵循，或是被认为将遵循这一规则行事，其他国家就必须相应地调整它们的策略。使用武力的机会，以及有时使用武力的必要性，将国际政治中的均势与在国家内部形成的均势区别开来。根据霍布斯的观点，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将权力定义为创造所希望的效果的能力。在国内政治中，可能付诸使用的能力之一——有形武力的使用——通常被国家所垄断。在国际政治中，并不存在一个权威能够有效地禁止武力的使用。国家间的均势成为国家为实现其目标而选用的全部能力——包括有形的武力——之间的平衡。

如果结盟能够取得优势，那么从逻辑上来说，博弈者都会追求这种优势，直至所有的国家分裂成为两大阵营。然而，权力政治的博弈最终导致形成两个势同水火并竭力互相削弱的国家集团，这一现象却并不常见。根据博弈论的解释，其原因就在于所有国家都在参与不止一个博弈。博弈论的目标是“为每个参与者提供一套规则，告诉他们在任何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势下该如何行事”。但是，没有任何一套规则能够具体指明应该对博弈予以多大程度的重视！例如，如果生存是美国的唯一目标，那么倘若我们忽视了任何可以强化自身以对抗可能的入侵者的手段，都将是不智之举。如果建立一个斯巴达式的军团能够使我们更加强大，那么我们显然就应该这样去做。只要生存依然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就将被迫参与权力政治的博弈，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在追求其他一些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在参与另一些博弈——例如使经济福利最大化，或者从最广义而言，维系一种生活方式。就国家所参与的其他博弈而言，国际政治中的理想策略所需的代价也许太过高昂。因此，将国际政治称为一场博弈，如果无视其基本规则便将危及参与者自身的生存，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必须为了确保其生存而竭尽全力。例如，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曾指出，如果某人冷酷无情地使用武力，而他的对手却没有这样做，那么他就将获得优势，但是克劳塞维茨也发现，社会制度也许能够对权力竞争的程度和残酷性予以节制。国家之间既可能合作，也可能竞争，即便在竞争变得比合作更为重要的时候，国家间外部的竞争也可能会因国内的一些目标而得到缓和。然而，如果生存是国家的目标之一，在所有其他国家均关注均势问题的情况下，一个对均势视若无睹的国家就类似于那些不愿加入联盟的博弈者——因为均势只不过就是一系列的联盟，其中那些暂时处于劣势的国家会通过联合以及重新组合来防止敌国或敌对联盟占据优势（赢得胜利）。

上述分析表明，国家间的均势在现实中拥有坚实的基础，而远非只是一个“错觉”。这些分析也让我们对一些屡见不鲜的指责——奉行均势政策的政治家的行为常常是不道德的——形成了正确的理解。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纸牌游戏毫无不道德之处，但是如果有人作弊，那么这一行为就肯定是不道德的。在纸牌游戏中，道德准则源自习惯，而这些准则之所以能够得到执行，是因为任何一个玩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时退出游戏。在国际政治中，虽然也有一些法律规则用以指导国家在和平和战争状态下的行为，但是一旦某些国家违反了这些规则，其他国家却并不能简单地退出博弈。因此，一个国家将不得不考虑，它到底是要违反自身的行为准则，还是要冒着亡国的危险去遵守这些准则。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国家的领袖将不得不在以下两个选项中作出抉择：为了保护国家而在国际政治中采取不道德的行为；抑或为了在国际政治中遵循更为可取的行为方式，从而抛弃他们所肩负的确保国家生存的道德义务。那么结论是什么呢？符合道德的行为在一个能够提供可预测的安全程度和类型的体系中是一回事，但是在一个缺乏这种安全的体系中则是另一回事。康德，一个从未被称作“不道德”的哲学家，以及马基雅维利，一个常常被描述为“不道德”的哲学家，均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些人仅仅因为“权力政治家”（power politicians）参与权力政治博弈便认为他们是不道德的，这些人已然将“不道德”的定义从一个社会领域转换到了另一个领域，而在这个新的领域，倘若不加以严格的限定，那么该定义并不适用。

均势是不可避免的吗？显然不是。但如果它取决于这样一种愿望，即在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希望能够维持其生存，那么，只有在这一愿望抑或这一无政府状态不复存在的情况下，目前形式的均势才会随之消失。除非上述的某一个或者两个要素首先得到改变，否则无论我们的愿望多么热切，也无法消除均势。

均势可能会存在下去，因为某些国家有意识地将均势作为它们的政策目标，抑或由于某些国家对于他国谋求优势地位的欲望所作出的近乎自动的反应（quasi-automatic reactions）。即便反对均势的人士执掌了国家决策的权柄，他们也往往会采取那些使均势得以维持或建立的行动方式。这样做既不影响他们对均势所作出的口头上的否定，也不影响这些否定的真诚性。对于最后一点，前文所引坦嫩鲍姆一篇文章的结论部分曾对此作出充分的阐述。他问道：联合国已经失去作用，那么《大西洋安全条约》（Atlantic Security Pact）是前者的一种权力替代品吗？他回答道：不是，因为该条约是临时性的、防御性的，“与均势理念毫无关系，与将世界分割为我们和苏联两大势力范围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根据我们的传统，美国将在同等国家的基础上，尽可能广泛地将世界组织起来。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均势，而是为了建构一个集体安全体系，以便让所有愿意参加的国家都能够加入进来，但却无须牺牲其自身的独立和尊严。因此，如果我们不得不去战斗，至少也是在为我们认为值得捍卫的事物而战。从另一方面来说，谋求一种均势解决方案则会使其他国家与我们疏远，并且使唯一的希望——组成同等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coordinate states）以抵制苏联统治世界的野心——惨遭摧毁。

坦嫩鲍姆对于我们的政策予以了崇高的描述，但这并不能掩盖如下一个事实：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西方防御共同体（Western Defense Community）的形成缘于对苏联力量与意图的恐惧，并试图以此威慑苏联以防止其利用上述力量发动侵略战争。彼此可能成为对手的国家在采取行动时，会时刻考虑到未来在它们之间可能会爆发战争，借助于历史经验，要理解这一点并不比理解棒球队的年度春训更为困难。当然，如果坦嫩鲍姆愿意将之称为别的什么东西，而不称其为均势政治，那是他的权利。但是很明显，他反对“现实主义者的”术语，更甚于反对他们所推崇的对外政策。在坦嫩鲍姆看来，摩根索和凯南是他主要的学术对手，然而倘若坦嫩鲍姆成了国务卿，他的外交政策显然不会与上述两人的政策有多少区别。因此概而言之，与其说均势是由政治家强加于事态发展的，毋宁说是由事态发展强加于政治家的。慷慨激昂的演说无法消除均势，只有通过改变其产生的环境才能够彻底消除均势。这种环境只不过是：一些希望保持独立的独立国家的存在。“独立”这个词不仅意味着“自由”（freedom），也意味着“自力更生的必要性”。竞争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是在任何一个竞争性体系中，其组成单元都试图夺取更为有利的位置。如果某些单元的努力似乎有望获得成功，其他单元就会予以阻挠，而基于相似的动机，这些单元转而又会相互反对和攻击。如果存在着一个有效的执法权威机构，均势便不会以武力作为其衡量依据。如果无法防止以武力为手段来改变竞争的形式和结果，那么使用武力的能力往往就会成为衡量均势的标准。没有任何一个均势体系（system of balance）是自动发挥作用的。尽管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抑或出于某些原因其他国家没有加以抵制，任何一个国家对霸权的追求都有可能取得成功；但是在某些状态——某些在国际政治中经常会出现的状态——之下，均势体系的确会发展起来。如果一种均势状态成为国家自觉追求的目标，那么我们便可以期待实现均势的过程会变得更加精确和微妙。在为数众多且实力基本相当的国家之间，竞争是激烈的，而实现均势的过程则是错综复杂的。因此，在希腊和意大利的城邦国家之间，以及欧洲的民族国家之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威胁要在权力方面超越其他国家，其他国家便会试图予以抵制。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喜欢这种相互抵制的过程，而是因为对于每个国家来说，与其他国家相比它自身权力的大小是关乎其生存的终极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