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
一、大人之学即一贯之道
朱子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学”乃求仁功夫，为孔门第一义。然而孔门后学往往把“学”等同于博学多识，求索“见闻之知”，而忽略“德性之知”。《大学》作者在“学”字以外特别点出一个“大”，其目的是要把“大”与“多”区分开来。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达巷党人赞美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犹如孔子说自己“空空如也”，《学记》所谓“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君子不器，君子志于道，孔门之学乃为己之学、成德之学，内外本末一以贯之，既涵摄“博学”却又不局限于“博学”。
孔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又曰“下学而上达”。离开“约礼”或“上达”，则博学多识不过是数量上的积累，且向外袭取，陷于支离决裂，与德性涵养无关。
子贡专在博学多识上用功夫，孔子点拨子贡：“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非也，予一以贯之”。此外，孔子还以“吾道一以贯之”开示曾子。我们今天研读《大学》，所谓大人之学，“大”须结合“一以贯之”来领会其内涵。
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孔子曰“过犹不及”，《中庸》四章也点出“过之”与“不及”，今人没有理解“过犹不及”的真正涵义，认为“中”就是在“过”与“不及”两端取一个恰当好处的点，从数量或是尺度上来理解“中”，把中庸之道简单等价于折衷主义。
《大学》区分“心”与“物”，自然就有了内外本末之分。“心”在内，为“本”，“物”在外，为“末”，在功夫论上分疏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个环节。《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没有内外本末之分，心物浑融一贯为“性”，内外通透一如为“中”。
中庸之道与大人之学，“中”必然涵摄“大”，“中”为天下之大本，才可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通常面向外界事物从数量上去求索一个“中”，在“过”与“不及”两端之间进行权衡折中。可是，“过”与“不及”均是有限的端点，选取出来的“中”也必然是有限的。
《中庸》所谓“中”，从本体上说是“天命之性”，从功夫上说为“率性之道”。“中”为德性，不是外在的规律，也不是可以学得来的方法。“中”，不但不是折中、取中，而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圆满大成。《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需结合“至”与“极”来体会这个“中”的涵义。
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一说“中”，自然涵摄天地万物，所谓“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从功夫上说，“中”便是“率性”，也是“集大成者”。故《大学》之“明明德于天下”，才是无限趋向于“中”，《大学》曰“止于至善”，即是《中庸》所谓“从容中道”。
三、“学”与“中”
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针对常人往而不知反，“终日驰求于外，终身行不著、习不察”，精神处于散乱放溺的状态，孟子以慈悲为怀，指示一个初学入德之门，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以“求其放心”来界定“学”，须知，其逻辑前提是“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对“反”字论述得较多。诸如“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至于“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虽没有直接点出“反”字，但“反”之义蕴已经包涵在其中了，且在心性功夫上比“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更入于精微。
见闻之知或义袭而取，非孔门为己之学。以“反”来界定孔门之“学”，如何领会这个“反”，就变得非常关键了。
通常都是局限在抽象空间的意义上来领会这个“反”，先割裂内外物我，认为此心由外而向内自反，就能入于孔门之学，这就把“反”简单化、空虚化。正如“中”不是先确定“过”与“不及”两端，而后权衡一下取一个“中”，孟子所谓“反”，也不是对常人处于放溺状态的一次简单取反。换言之，“反”不是在同一层次上进行的一次消极的否定。
向外“逐物”的对立面是“著空”，如佛道两家退居山林，闭塞视听，追求清心寡欲，似乎是针对常人放溺其心而不知反的彻底超越与解脱。其实，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放溺”，阳明先生区分“气宁静”与“未发之中”，只要不能入于“学”，其心不能契合大中至正之道，都必然处于放溺状态，只是放溺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说：“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孔门之学难明，两千余年来，儒家一直在与世俗功利之学、虚无寂灭之教作斗争。
“反”不是反于“内”，而是反于“中”，阳明先生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粗略证到这个“中”，才能区分本末而求其“本”，分别内外而反于“内”，才能入于孔门之学。阳明先生曰：“颜子不迁怒，不贰过，亦是有未发之中，始能”。其中“不迁怒，不贰过”为孔子之言，孔子前后两次指出颜子好学，并以“不迁怒，不贰过”进一步阐发“好学”之内涵。
四、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
须注意，孟子先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然后才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功夫不能离开本体，吾心之仁义为“自反”功夫之本原，应从这个角度去领会孟子提出“性善论”的意义。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万物皆备于我，这是从万物一体之仁的高度去论学问之道，也是为自反功夫立一个大本。
《传习录》48条，阳明先生曰：“学者亦须是知得心之本体亦元是如此，则操存功夫，始没病痛”。《传习录》95条，又曰：“但要使知‘出入无时，莫知其向’，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人之性善，是学问之道赖以存在的逻辑前提，“至善是心之本体”，学问功夫不过是尽这个本体。如果功夫从外面附加到心体上，就是孟子所批判的“义袭而取之”。
阳明先生曰：“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阳明先生点出“心即理”，这是从“正心”功夫来论“学”，不须再言格物，格物穷理功夫即涵摄在其中，可以纠正务外而遗内的倾向，杜绝“义袭而取之”。说“心即理”，既不执于“有”，也不沦于“空”，其实是以“中”为参照来阐发“学”。
阳明先生曰：“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又曰：“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如以“格物”功夫来论“学”，既然“物”不在心外，那么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合二为一，就可以避免“逐物”与“义袭而取”。或者说，格物功夫向外也是向内，《中庸》所谓“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
本来是“心”在内，“物”在外，君子通过格物穷理功夫来不断涵养扩充吾心。一说“心即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就意味着内外是通透合一的，心物是浑融一体的，这就是《中庸》所谓大本之“中”。以“中”为参照阐发“学”，才能发明“学”之义理。
阳明先生曰：“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格物”功夫有下落，即是为学得个头脑功夫。阳明以“致良知”来解《大学》“致知”，曰：“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阳明以《中庸》“成物”来解《大学》“格物”，所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阳明如此解读《大学》格物致知功夫，究其本质，不过是以“中庸之道”来论“大人之学”，并没有在义理上有所拔高，而是发明《大学》本来蕴含的义理。
